刘成纪

维度我去哪儿了？（外二篇）

刘成纪

这个标题是从一个朋友的博客里借来的。

每次看到它，我都感觉它非常有趣。它能让人感觉自己的年龄在变小，对一件原本知之甚详的事情，重新激起一种童稚式的好奇。

那么，我消失的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到底做了什么？可能根本没有人想知道。或者，在某个人际圈子里只有两三个人想知道。原因很简单，除了一些明星大腕，大多数人对身边平凡人物的在与不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那么，这剩余的两三个人，你们想知道我到底去了哪里，我最近做了什么吗？呵呵，此刻，你可能正睁大双眼期待着我的回答，但我可能只是莞尔一笑，说：“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秘密！”

生活中有很多秘密。秘密之所以被称为秘密，就是因为不能告诉别人，所以我们一般又把秘密称为“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媒介时代，每当领袖人物某段时间没有出场，马上就会引来种种猜测。比如，金正日今年上半年曾玩过一段时间失踪，于是西方媒体说他动手术了，生命垂危了，被政变搞掉了，到中国广东秘密考察去了，等等。

但是，普通人不同，他的存在与失踪，对其他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在人们的眼前晃着，并没有显得多余，你很久没在人们的眼前晃，也没人感觉少了什么。直到有一天，可能突然就有那么一个契机，你开始被注意，但大多不是什么好事，比如你跳楼了，你被抓了，这时他们才会如梦方醒一样：“哦，怪不得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否认普通人内心也有很多秘密存在，而且这秘密对当事人而言，一定被认为是值得隐藏的。秘密的“不可告人”，源于它的“见不得人”。在中国，这“不可告人”和“见不得人”往往被作了道德化的解释，但就其一般意义来讲，无非是说一件事不能告诉别人，因了自我界定的羞感而无法曝光。

呵呵，就那一点毫无价值的破事，说了又怎样？当一个所谓的秘密真正被曝光时，我们往往会认为死守秘密的当事人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苦心的遮掩只不过是故弄玄虚。

但人的天性往往又是乐于故弄玄虚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三岁左右的幼儿跑过来，伏在妈妈的耳旁悄悄说了什么，然后又走了。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喜欢一种神秘兮兮的氛围，一种要将某种东西秘传给别人的冒险感觉。

怀抱秘密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秘密，心怀好奇的人则总是对他人的秘密有一种本能的窥视欲。一方想知道，另一方偏不想让人知道，这就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一种无形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构成了一个待解的事件，甚至事件的当事人往往可以被遗忘。

在大街上，如果有一群人围成一个圆圈，慢慢就会有更多的人围上来，大家都渴望自己的脖子能像鹅一样长，直至伸到“事件”的中央。他看到了什么？更多情况下，他根本什么也没看到，但这个围成的圆圈已经将圆心地带强化为一个事件，勾起他种种了解的渴望。

果真如此，人围绕自己制造出一些秘密就是重要的，这是让自己引人注意的最便捷而有效的方式。比如在大学时代，我们往往会更迷恋那些踽踽独行、落落寡欢的男生或女生，总莫名其妙地惦记着他们，要了解他们，要跟他们谈恋爱。因为踽踽独行、落落寡欢使他们显得那么深不可测，像深藏着无限人生奥秘的哲学家。

人，因为秘密的不可告人而拒绝将自己交给语言，因拒绝将自己诉诸语言的表达而强化着自身的神秘感。语言总是让自己在场，让自己暴露于一览无余的阳光。一旦自己一览无余，也就对他人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背景下，秘密以及由秘密造就的神秘，总会对他人构成一种无形的吸引，而这种吸引则可以有效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事件的中心。

是的，在黑帮或警匪片中，英雄或黑帮老大总是很沉默，他们无言是因为导演不让他们言，因为秘密可以制造悬念，并强化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敬畏感。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忌，比如，他拒绝吃豆子，他从不走在马路的中间，他不允许妻子将锅底下的灰扒出灶外。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从来不回答，也正因此，人们认定他具有大智慧，掌握着许多别人永远无法知晓的东西。

毕达哥拉斯有很多学生，但他整天隐身在幕帐中，终其一生，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有机会进入幕帐跟他交谈，其他人则只能通过这些进入幕帐的学生了解他智慧的进展。有意思的是，倒是那些从没见过毕达哥拉斯的人，对他的学说深信不疑，甚至将他视为神的化身，这些人相互聊天，往往第一句话就是“毕达哥拉斯说过……”，相反，那些曾经进入过毕达哥拉斯幕帐的人，则不但敢于和他争论，甚至认为他的学说一钱不值。

在中国，法家也是主张用秘密来强化自己的神秘感的。这种权术后来被秦始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隐身深宫，可以数月不跟大臣见面。有一次他站在骊山上，被一个过路人看到了行踪，他就让人割了那个人的舌头，挖了那个人的眼。

秦始皇要干什么？他要玩失踪吗？是的，但这种失踪却恰恰强化了他作为帝王的在场感。秦始皇不见了，群臣都会惶恐，都会感觉自己的身边无时不存在着帝王监视的眼睛。“一无所在”正是“无所不在”，“不可告人”正是“行将告诉所有人”。一个人成为话语中心，成为权力中心，成为威慑力的投放中心，恰恰是因为他的缺席。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董仲舒也是深谙这种权力之道的人。早年，他深隐在河北枣强县，渐渐地，有很多学生来投奔，但这位大师深居简出，《汉书》说他“三年不窥园”。事实上，正是这种隐身使他变得深不可测，或者说，反正你没了解过他，你想他的水平有多高，他就会随你的想象显得有多高。在他的众多学生中，有幸进入他书房的，也只有寥寥几位，更多的人则只能听他的“入室弟子”代言。这种故意的隔离很重要，愈是跟他从没接触的人愈会对他神化。这跟毕达哥拉斯的情况一样。

这种神化，强化着董仲舒在知识界的权威性，也让他的学生及地方官吏把能与董氏见上一面作为巨大的荣耀。后来，这种因隐身而反向铸成的巨大引力，连汉武帝也无法抗拒，于是将他请进了朝廷，而这才是董仲舒真正想要的。

当然，秘密的价值，并不在于全部将自身隐没在黑暗中，而是要不时暴露出一些让人有迹可寻的蛛丝马迹，对他人形成一种勾引。这就像我们手里拿着一块肉逗狗玩儿，狗仰头望着肉，一次次地跳起来，而拿肉者则一次次地将肉提起，不多一会儿，狗就开始急得呜呜叫并舔舌头了。如果刚开始就将这块肉扔给狗，它极可能了无兴趣，转身便走。

古代的文人大多知道如何借用这种方法来吊当权者的胃口，所以他们的政治欲望愈大，愈是要隐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人们一般相信，越是在大山的深处，越是有更不可测度的秘密存在，而破解这一秘密，最方便的途径当然就是将这隐逸者请到自己的手下当官。

可能的情况是，皇帝深山访道，或者在渭水边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垂钓者而不敢打扰，但最终请来的不过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蠢货。这时，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但他也不会戳穿这个被反复粉饰的谎言，原因很简单：他不想因为偶尔“失察”而断送自己“知人善任”的声誉。所以，这些靠隐身捞得荣华的人，尽情享受他们的荣华就是了，他们很安全，而且，如果他反复申明自己是多么无用，多么无知，反而又给他们增添谦虚的美名。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个与孩童常玩的游戏——

你双手捂紧，说：“看，我手里有一只小鸟！”小孩子瞬间变得很兴奋，怀着一种莫名的紧张等着你将双手打开。

你将双手打开一条缝，在孩童低头的瞬间却又将手紧紧地捂住，这时，他会更期待，更兴奋。

最终，他急得快要哭了，这时，你可以将手突然撒开，并指着天空，说：“看，快看，小鸟飞走了！”

孩子看到了什么？当然他什么也没看见。但你指向“鸟”飞方向的手指是如此坚挺，如此坚定，使他不可能怀疑这是一个骗局，而只能怀疑自己的视力。那一瞬间，孩子的目光有些呆滞，怅然若失，但他马上就会欢呼起来：“啊，是啊，鸟飞走了，它飞得好高好高啊！”

最后，你问他：“你看到了鸟吗？”他言之凿凿地回答：“嗯，看到了！”

明明没有看到，偏说自己看到了，这是为什么？应该有三点原因：一是视觉经验的缺失，可以让人借助想象力进行弥补。他没有看到鸟，但他可以用想象完成对鸟的再造。二是人性的善良。任何事件都应该有一个正面的结局，他不想让这次美妙的事件以无果告终。三是个人尊严承认自己没有看到，就意味着自己的感知力值得怀疑。一般而言，人都有虚荣心，为了被别人肯定，他宁愿维护任何谎言。

也许，这种手掌开合的游戏，是秘密的最佳隐喻。如果一切是一览无余的，必然是毫无趣意的，所以生活的实相需要必要的遮掩。但是，如果遮掩成了一种常态，使人无法产生任何期待，那也是乏味不堪的，就像狗不会对一块永远无法得到的肉抱有希望一样。

进而言之，打开手掌，什么也没有，你在哈哈大笑之间将这个秘密向孩子戳穿了。这也相当无趣，因为你破坏了这个秘密，也就使生活不再有什么神奇，我们从此生活在真实之中，当然也就生活在枯燥乏味之中。

秘密作为秘密，它的价值可以有两种界定：一是它存在于遮蔽和敞开之间。遮掩是为了昭彰，昭彰是为了显示更深层的遮掩。这种半明半暗、欲说还羞的状态，为人的心理制造着难以言喻的紧张，制造着趣味与美，也使政治成为一种带有审美性质的游戏。二是它存在于永续的遮蔽之中。或者说，在一般的遮蔽与敞开之间，有一种更恒久的遮蔽续存着。只有如此，游戏才能继续进行。我们总爱说“揭开面纱”，但在这面纱的内层，最好还是要有新的面纱存在，否则，秘密将会永远消失，生活中的游戏将面临终结。

所以，秘密即便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谎言，我想，守护它依然是重要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真实，总需要有一些尚未被揭示的东西给生活增加一些趣味和吸引。一个孩子成人了，知道了成人手掌里的“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知道了形形色色的童话统统都是骗人的，这时他变聪明了，但他曾经憧憬的世界哪里去了？

当然，政治也是一样。表面看来，权术者是因为明白了秘密的游戏原理而进行权力操作，但在其深层，它却依然使政治显示出诗意的特性。“玩政治”的这个“玩”很重要，它在生命的深渊之上架起了一架供人游戏的扶梯。我们即便能够看到深渊的实相，也并不值得庆幸，它只会吓得我们闭眼。这样，在关于秘密的政治游戏中，哪怕能给自己找到一丝快感，也总比让残酷的现实吓得闭眼要强。

如果秘密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就像给这个过分裸露的世界穿上一层薄纱。在中国历史上，最懂得守护秘密的人，是唐初生活在岭南的一个担柴汉。有一天，他突然发愿，要到湖北黄梅山的东禅寺学佛。学了八年，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主要的成果就是磨的面供养了寺院的僧人，然后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之类的小诗。但是，正是这首小诗引起了院中长老的极大兴趣，一天黑夜，这位叫弘忍的长老将从不外传的“秘密”全部告诉了他，并且传了一袭袈裟让他做继承人，然后，这个担柴汉南逃了，因为怀着秘密的人往往是身处险境的人。果不其然，东禅寺的一个大和尚领着一群小和尚追过来了，这个大和尚法名惠明，曾做过四品将军，当然会不少武功，或者说，将这担柴汉的脑袋从脖子上拧下来应该轻而易举。惠明问：“老和尚到底告诉了你什么秘密？快说！不然的话……”面对这种情景，一般人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一样立马脚软，全面招供；二是像《红岩》里的江姐一样，大义凛然，打死也不说。但这个担柴汉却有超出常人的上上之智，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这个武和尚当场跪倒，乖乖做了徒弟。

那么，担柴汉到底说了什么？呵呵，这也是一个秘密吗？当然不是，因为这句话已经载于《坛经》的经卷中。我在这里替古人保守早已泄露的秘密，当然只能是在大智面前故意显示自己的大蠢了！担柴汉说的这句话是：“秘密之所以是秘密，本身就意味着不能告诉别人。现在如果告诉了你，它还怎么叫秘密呢？”

担柴汉的回答道出了秘密之作为秘密的本质限定。就像我们想看看人的大脑，就让外科医生将它打开，但打开后你就看到了人的大脑吗？显然没有。因为此时它已经不再作为大脑存在，而成了一堆骨头和模糊的血肉。

从这个角度讲，秘密，不但是为了种种理由而必须守护的，而且是人不得不守护的。我们满世界地要将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但在你说的那一瞬间，已经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但是，即便不再是秘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告诉大家我这几天去了哪儿，我都干了什么。让人遗憾的是，这几天我什么也没干，每天都百无聊赖。

当然，每天几个规定动作还是有的，比如：白天竖着，晚上横着，在从白天到夜晚的时段，则按骨节的规律在椅子上优雅地弯曲着。

一切如此简单，所以这篇文章纯粹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

但是，我的这些“交待”你信吗？如果信，问题将就此了结。如果不信，问题将依然存在，因为它作为一个秘密，仍然被我牢牢地掌握，并对好事者构成永恒的吸引。

如果有人强忍着将这篇文章看完，可能会很失望。因为关于我的行踪，这个被题中之义规定的东西，我最终什么也没说。

但是，哲学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它的无用，它的不着边际。自由地想了，然后写了，空洞的生活也好像因此充实了。

语言的“双榆树”

北京海淀有一个地方叫“双榆树”，但现在，走遍附近的街区，却连一棵榆树也找不到。

海淀的“淀”，意思为“浅的湖泊”。可以想见，中古以降，即北京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过程中，这里曾经溪流淙淙，河川密布，湖泊纵横。至今，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颐和园中的昆明湖以及形形色色的“渊”或者“潭”，大概都是奔涌而下的西山之水留下的自然遗迹。

在北方干燥得让人从头至脚宛若僵尸的气候里生活，水对人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水的价值不仅在于观赏，而且在于对人从身到心全方位的滋润。所以，清代供皇室贵族和王公大臣休闲的夏宫或乡间园林，大多分布在这里。

从紫禁城到蔚秀园、畅春园、圆明园直至颐和园，现在大致需要四五十分钟的车程，但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其速度应该会大大降低。贵族王公坐着轿子，牛车、驴车、马车随行，再带着成群结队的丫环、仆人、卫兵、厨子，如此铺张的阵势，走上一天是相当正常的事。

于是，双榆树，或者说今天北三环边上这块曾茂盛地长着榆树林的地方，对远行者就具有重要意义了。这是一个地处更西北的皇家园林与紫禁城之间的地界儿，或者说，是政治人物追求入世与出世、投身红尘与山水颐养的一个接点。榆树下短暂的休憩，就成为从受钳制的世界遁入另一个更自我的世界的必要前奏。

可以想见，早晨从紫禁城出发去圆明园，或者相反，大车小车鱼贯而行的队伍，晃荡到双榆树也到中午了。这时，懒懒的阳光透过榆树片片密织的树叶，照在黄沙铺成的干爽的地面上，留下浓重的树荫和斑驳陆离的光影。人变困，马变乏，这榆树的荫凉就必然构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召唤，引人坐在树下望着远逝的云发呆，或者偃卧在黄壤之上，任眼神日益迷离，或者鼾声四起。

可能吧，在这片稀疏而绵延的榆树林里，一定有那么几株是出类拔萃的。在那几株出类拔萃的榆树中，一定有两株枝干粗壮、枝叶繁茂的，在正午的阳光下，它们如此醒目，如此卓尔不群。按照社会政治等级制向自然世界的位移，这两株最丰茂榆树下形成的荫凉，必然是属于人群中最大的官的专享区域。或者说，最大的官坐在最大的榆树下，次大官占据次大的榆树，直至丫环、仆人、士兵、厨子按照身份选择更小的榆树，于是一片树林就在旷野之中复现了封建政治等级制度的大致情景。

一般而言，在中国，人群中最大的官员不但最有政治智慧，而且也最有闲情逸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最大的官即便在闲暇时光，面对湖光山色、万里阡陌，也不会对时间任意挥霍和滥用，而是要从纯自然的风光里咂摸出人文的韵致和风情。这种自然向人文的转渡或接引是重要的，它让荒蛮无际的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并在人的观念领域获得它的身份和命名。

可能的情况是，有一天，一个大官带着他庞大的家眷及丫环、仆人、士兵、厨子的队伍，停在了那片榆树林中最大的榆树下。他用“双榆树”给这片榆林起了个大俗兼大雅的名字，于是这片原本散于荒野、自生自灭的树们及草们，才以一个共有的名字进入了人们的观念。

这种“进入”是重要的。一片林地，首先进入人的视野，因人的凝视而形成经验，又因经验的凝结而诉诸语言，进而固化为一个命名。原本苍莽之间的一片林地获得了命名，也就在人关于自然或人文地理的概念系统中获得了位置。这样，原本因人目光的散漫而趋于虚无的林地，也就在人以经验编织的自然网络中化无为有，并以被概念时勾起的方式，在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以“双榆树”的名字昂然挺立于人的记忆中。

再后来，我们开始绘制北京地图，这时可能已经没有了现实的双榆树，就像现在的北京已经没有了什么奶子房或公主坟一样，但双榆树、奶子房、公主坟等这些在现实中已经消失的东西，依然会以文字的方式时时敲击人们的记忆。从这点看，一片林地或者一个坟头都会随着时间的淘洗而消逝无迹，但只要它们获得了一种被文字固化的命名，它们就因为文字本身跨越历史的特性而获得了永恒。

就此看，有两种虚无：一种指向被人漠视的自在的存在，因为没有进入人的视界、经验或语言，它的存在也就等于不存在；一种是仍然在概念领域保有着它的存在，但在现实中已不再存在，它像一个游魂，以抽象的形式存于人的记忆或文字、图像记载，而在现实中已找不到名实相符的对应物，这种存在我们姑且将它称为一种纯粹语言的存在。

一个人、一个物或一个地界，生于虚无，也必然最终复归于虚无。他/它作为概念的存在，应算是对在世之虚无的最后抵抗。昆德拉将这种永续生命的野心表述为记忆对遗忘的抗争，但记忆是属于个体的，记忆者的死亡必然标示着被记忆对象的最终覆亡。在记忆之外，语言及形诸文字的指称往往更耐久，但这种“名存”而“实亡”的永在，又如何经得起拼命要挤入人语的新事物的折腾？比如北京朝阳区的奶子房，不正有人要将它以文字方式勉强维持的存在彻底清洗出人的记忆？

所以，这个已失去榆树支撑的语言的“双榆树”，在拔地而起的现代楼宇的森林里早已摇摇欲坠。它存在着，也仅仅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着，语言成为它自我护持的最后防线。

对于历史，有实物的，我们保护它的实物，没有实物的，我们保护它在语言中获得的指称。实物保护就是防止它在时间的侵蚀中日日烂掉，对于文字性指称的保护也许就需要为漂浮的名字重新填充对象化的所指。像西四环外的“五棵松”，古老的松树早已不见了踪影，我们按图索骥或为名副其实，就在当地再栽种下五棵小松树。

这种以语言重构现实的方式，有着所谓“后现代”时代面对历史的荒诞性。当这种方式的商业价值被发现，它则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人造古迹的热闹情景。在此，历史的实存被偷换，历史也在当代人貌似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中完成了对历史自身的戏仿，并因此呈现为一出毫无喜感的喜剧。

打嗝的阿里斯托芬

在我接触过的思想家文本中，除了庄子，没有谁比柏拉图更像一位语言大师。

柏拉图强烈反对修辞和诡辩，但在他的时代，却没有谁比他更善于将修辞和诡辩服务于哲学。他对史诗和悲剧的抨击极具说服力，但他对思想的表述却采取了戏剧的体例。

这是个悖论，但悖论往往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批评者最了解批评对象。这种了解使任何批评性话语都隐含着批评对象的影像。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看似对立，实则统一。

柏拉图使哲学成为思想的戏剧，其代表性的情节见于《会饮篇》。《会饮篇》的“会饮”，顾名思义，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饮酒，但柏拉图记载的这次聚会，却没有将饮酒当成主要的事。这是因为参加宴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泡赛尼阿斯、阿里斯托芬以及主人阿伽松，还没有从上一次的豪饮中缓过神来，至于苏格拉底，则是既不嗜酒又不拒酒或者喝亦可不喝亦可的一类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两个细节是：古希腊人赴宴，没有中国古人的繁琐礼仪，所谓入席就是在那里躺着或者半卧着，身体的舒适是唯一需要遵循的标准。古希腊人将饮酒放在吃饭之后，这也与中国人首先“酒足”然后“饭饱”的程序截然相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古希腊的哲学是聊天聊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书斋里的静思和书写。当然，聊天的内容之所以能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思想性文本，也不是偶然的，它主要依靠参与者超凡的复述和背诵能力。当然，那一时代人的记忆力之所以超凡，并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因为文字尚没有被充分使用。后来，文字一旦普及，人也就懒于记忆。也就是说，人类记忆能力的退化，直接源于文字这一载体的普及。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柏拉图的《会饮篇》：苏格拉底在世时的某一天，他的朋友阿伽松在戏剧比赛中得了大奖，然后邀请一帮朋友到家里宴饮。参与者有斐德罗、亚波罗多柔、亚里斯多顿、泡赛尼阿斯、厄里什马克、阿里斯托芬等。这帮人决定晚饭后不再喝酒，而是按次序赞美爱神。第一个发言者是斐德罗，第二个是泡赛尼阿斯，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著名的喜剧家，他在当时的地位应该与今日的赵本山类似。他的发言为后世谈论爱情提供了一个最经典的寓言，即两性之爱或同性之爱之所以如此真挚，都是因了原本球形的人被天神劈成了两半，于是他们终其一生相互寻找、相互吸引，试图重新回复到圆形的身体本身。这种讲法是十分感人的，但出自一位善于戏谑的喜剧家之口，它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就值得存疑了。就像赵本山小品里杜撰了一个《不差钱》的故事，并不能证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就果真个个不差钱一样。

第三个发言人是阿里斯托芬，但不巧的是，当时他正在打嗝。关于他的打嗝，《会饮篇》里有如下的记述：

说话的次第轮到了阿里斯托芬。不知道是因为吃得太饱了，还是因为别的缘故，他碰巧正在打嗝，不能说话，他只好向坐在旁边的厄里什马克医生说：“请你帮点儿忙，大夫，或是设法止我的咳，或是代我说话，等我复原再说。”厄里什马克回答说：“好，这两件事我都替你办。我代替你的轮次，到了我的轮次，你再说。现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且忍一口气不呼吸，打嗝就可以止；若是不止，你就得吞一口水。如果这样办，打嗝还很顽强，你就得拿一件东西戳一戳鼻孔，打一个喷嚏，这样来两回，无论什么样顽强的打嗝都会停止的。”

引文中的厄里什马克是苏格拉底时代著名的医生。关于如何制止打嗝，他在这段文字中提供了三种方法：一是忍住气不呼吸，把打嗝给憋回去；二是吞口水，将气理通顺；三是拿东西戳鼻孔，打一个喷嚏解决问题。这些办法今天同样适用。

由于阿里斯托芬在打嗝，他顺势将发言的机会让给了坐在身边的厄里什马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阿里斯托芬从此一直打嗝，并因此彻底错过了发言的机会，将会怎样？显然，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后人可能永远无法知晓那个深情款款的爱的神话，也因此使关于爱的论证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论据。当然，后来的基督教在《圣经·创世纪》中也写到男女的一体性，即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但这种关于两性的神话在主张男女平等的当今时代是明显不适宜的。

人喜欢历史，往往就是用历史中的某一事件或某种说法为后世的行为和观念建立典范，或者为某种理想寻找根据。如果当时阿里斯托芬一直打嗝不止，一切将会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失去了这个伟大的爱的寓言，似乎一切爱将失去理由，或者起码将难以如此具有说服力。

所幸的是，就在厄里什马克发言结束的那一瞬间，阿里斯托芬的嗝声停止了。它停得如此恰逢其时，使一种行将胎死腹中的语言发生了命运的逆转！他因打嗝而停止说，因说而留下一笔精神遗产，因留下精神遗产而不朽，更因不朽而将生之幸福带向超越生命局限的永远。打嗝声戛然而止之时，成了不朽的幸福之幕开启之时。

关于瞬间之于人的意义，历史有时是惊人相似的，但惊人相似的历史往往又导致了当事者命运的截然相异。有时候，这个瞬间会铸成幸福，有时候也会铸成不幸，更多的时候则会因悄无声息地错过而铸就一生的平庸。举例如下——

今天看单位内刊上一位老先生的回忆录。这位老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从前苏联学成回国，正好赶上“反右”运动。当时，热血青年的他根本不知道国内的政治气候，第一次参加政治会议就大鸣大放，结果可想而知，一顶“右派”帽子等着他。

前段时间读另一位老人的自述。说那一时代揪“右派”分子，各单位都有指标。一天，某单位开会“推选”右派，大家盯得紧，一上午一无所获。最后，一位参会者闹起了肚子，不得不去上厕所。就在他如厕的几分钟之内，单位的右派也就推选出来了。

以上两个事件，因为离奇而显得荒唐，但也正是因为荒唐而使那段历史富有戏剧性。有时，历史或人的命运往往就决定于那个短暂然而致命的瞬间。这个瞬间可能因为凝聚了冥冥中无法言传的神力，而使人生成就一段传奇。

阿里斯托芬并没有因为他的打嗝而错过以言谈为后人记忆的机遇，所以他是幸福的。上面的两位“右派”因为致命的瞬间而半生坎坷，所以他们是不幸的。瞬间作为一个节点，一个分界，让人沿着命运的岔道，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当然，关于瞬间，历史留给古人的并不都是幸运。比如埃斯库罗斯这位比阿里斯托芬生年更早的悲剧家，据说晚年有在海边散步的习惯，有一天他正在海边走，正好碰上一只老鹰叼了一只庞大的海龟在天上飞，老鹰想将这海龟狠狠地摔碎在地面的岩石上，以便啄食它坚硬甲壳下面的肉，正好埃斯库罗斯有一个光滑如岩石的光头！于是，海龟下落之处，正是埃斯库罗斯的光头所在之处。海龟落在他的头上，万事皆休。

这大概就是瞬间之于当事者的意义吧！

栏目责编：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