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好梅 张翠华

奋斗相同 境遇不同
——高加林、涂自强比较

刘好梅 张翠华

高加林〔路遥《人生》(北京，十月出版社，二○一二)中主人公〕和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二○一三年二月)中主人公〕都是当代小说中的奋斗者形象，二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三十年，他们都出身于贫穷的农家，都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然而结局却大不同。本文就高加林和涂自强两人进行比较，找出其共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导致其不同命运结局的原因。

一、高加林和涂自强的相同点

(一)出身相同

高加林和涂自强都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生活艰苦，处于社会底层。高加林生活在一九八○年代初的陕北高家村，父母年迈，全家常年艰苦劳动，仅能填饱肚子，“家里已经连买油量盐的钱都没有了”，“全窑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涂自强生活在二○一○年代初的湖北大山里，生活依旧贫困，温饱问题都没解决，饿着肚子上学，靠喝水充饥，姐姐十六岁时外出打工没了音讯，一个哥哥死在山西煤井里，一个哥哥痴呆七岁便死，他是全家唯一的希望，上大学的学费是村里涂姓人家凑的零碎钱，去武汉上学是边打工边步行去的。

(二)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奋斗者

高加林高考落榜后，在家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在当时算是知识分子了，他虽是农民出身，“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农民身份，离开高家村，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也确实做到了，当民办教师时，他认真教学，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角色；当了通讯员后，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第一次独立工作，去南马河暴雨现场，成功报道南马河抗灾情况，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后来“地区报和省报已经发表了他写的不少通讯报道”，发表散文，学会照相，篮球场上大出风头，很快成为县城的明星，被大家宠爱。

涂自强，一个大山里的孩子，能考上武汉的大学，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家族、村人对他寄予厚望，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处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很清楚现实条件，于是边打工边步行到武汉上学。大学四年，在食堂打工，做家教，勤工俭学，为了省钱，过年不回家，节俭到了极致；学习上，“涂自强每天准时去教室上课，他从不缺课，笔记也做得非常仔细”。准备考研时，制订的作息时间表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赵同学惊呼：“人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涂自强前进的步伐了。”专业老师也对他大加赞赏，他用功到了极致；工作后，不管是广告公司还是暖气公司，甚至是在饭店刷盘子，他都做得兢兢业业。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涂自强一直在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二、高加林和涂自强的不同点

高加林和涂自强虽然都出身于贫苦家庭，都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他们的不同点太多太多：

(一)事业不同

高加林高考落榜后，在村里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当时，民办教师在村里也是高人一等，并且还可能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他认真教学，受到全村人的尊重。当了通讯员后，才华得到施展，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一次独自工作就能独当一面，写的通讯时常被广播，有的在省报发表，到省城参加新闻培训班等，受人尊敬，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涂自强，也可理解为“图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在大学苦读四年，最终在广告公司找到一个电话营销的工作，底薪七百元，租住在城中村，仅能保证最低生活需要，冬天连澡都不舍得洗，是典型的“蚁族”。广告公司老板跑路后，他又换过好多工作，洗过盘子，当过策划，推销过保险，做过文宣，送过电器，安装过暖气等，每种工作都属于底层工作，工资仅够维持母子两人最低生活要求，体面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受人尊重了。涂自强一直在努力奋斗，但他没有自己的事业，活得没有尊严，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爱情不同

高加林在民办教师被辞退，人生最失意的时候，遇到了第一次爱情，漂亮能干、心地善良、家境富裕的刘巧珍主动向他坦白爱慕之情，巧珍的温柔、善解人意多少慰藉了高加林失意的心，重新激发起他对生活的热爱。高加林在当了通讯员，人生得意的时候，遇到了第二次爱情，有知识、有文化、漂亮、能干的黄亚萍是他的知音，两人有共同语言，谈能源、谈文学，黄亚萍让“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感到生活的美好，并且有可能到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刘巧珍是农村最优秀的女孩子，黄亚萍是县城最优秀的女孩子，两个最优秀的女孩子都没嫌弃高加林贫穷，都主动追求高加林，可以说是高加林的人生得意之处。爱情，高加林并不缺乏，爱情使他体会到了生活的美好，也是他努力奋斗的动力之一。

涂自强的爱情乏善可陈，他和采药的初恋是在艰苦环境中的惺惺相惜，采药告诉他，喝水可以充饥，贫困使他们走到一起，有甜蜜，但更多的是苦涩，就是这苦涩的初恋也结束在采药落榜之后，“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或许是贫穷的生活使得涂自强感情粗糙，或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资格风花雪月，初恋的结束，涂自强也仅是“心神黯然”，几年后在县城药店见到过得并不幸福的挺着大肚子的采药，他也没有勇气上前打个招呼，而仅仅是“闪在街边，一直看着她，直到她消失不见”。涂自强在食堂打工时，帮厨女生和他有共同语言，最终因为涂自强贫穷，女生离他而去。工作后，涂自强渴望爱情，但他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公司的女孩也不少，但似乎没人将他当男人”，更有女孩直言，涂自强要钱没钱，还有个老娘，找他就等于死定了。对一个青年而言，还有什么能比没有爱情更让人悲伤无望的呢?但涂自强没有。*吴艳丽、孟繁华：《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2013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当代文坛》2014年第1期。贫穷使得涂自强连恋爱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拥有爱情呢。

(三)生活态度不同

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取消了以后，他愤怒，想和高明楼拼命，被父母硬是拉住了；又赌气在家呆了一个月，不顾父母的辛劳，每天早睡晚起；出山劳动时，故意穿上最破的衣裳，腰里束根草绳，把自己化妆成一个“农民”，拼命劳动，手被镢把拧烂也不休息，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对命运的抗争。凭叔叔的关系当了通讯员后，他高兴，没有丝毫的愧疚，认为凭自己的才华就应该这样。为了所谓的真正爱情，他抛弃了挚爱他的刘巧珍，他也痛苦，但仅五天后就开始了和黄亚萍的热恋，被全城人议论，被骂为“业余华侨”。涂自强出身贫寒，哥哥姐姐都是非正常死亡，父亲活活被气死，对于社会的不公平，他没有愤怒，没有抱怨，没有反抗，只是接受了事实，认为这是他的命。虽然生活艰苦，涂自强却常怀感恩之心，“大家对我这么好，我反而觉得上天待我不薄”，考上大学后，村人对他寄予厚望，族人凑钱让他上学，他心怀感激；上学路上，他觉得遇到的都是好人，能吃上一顿青菜和咸萝卜的晚餐，他就很有幸福感；大学同学，不努力就能生活得很好，不用用功，就能找到好工作，出手阔绰，他没有眼红，没有不平，反而觉得同学对他很好，就连同学对他的嘲笑，他也习惯了；在学校帮厨，在餐馆打工，他觉得厨师们对他都很好；就连对欠他血汗钱的跑路的广告公司老板，他也没有太多愤怒，在别人砸公司东西泄愤时，他也忍了。可能有人觉得涂自强活得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他是多么无奈啊，他愤怒，他反抗，就能改变现实吗？正如他想的，“如真能骂得长江倒流，他也骂了。关键骂也白骂呀，长江它只按照自己的方向流哩。”涂自强能正确看待自己，能接受社会现实，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改变自己和父母的处境，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可就连这卑微的要求也没能实现，生活把他逼到了死角。

(四)结局不同

高加林被清退后回到高家村，有挚爱他的双亲等着他；善良淳朴的人们并没有嘲笑他，反而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他、关心他、安慰他；德顺爷爷专门在路上等着开导他；巧珍、马拴向高明楼求情，让他再回去教书。面对这些善良的人们，高加林只能扑倒在地，手抓黄土，喊叫一声：“我的亲人哪……”

涂自强工作一再受挫，可以说是“徒自强”，“打拼一场及开拓事业的念头化为泡影后”，他吐血且伴随低烧和浑身无力，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只有几个月时间了，可怜的他连个能告诉的人都没有，更不用说有人和他一起分担痛苦啦。这个一直努力奋斗的小伙子，他的人生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结束，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人生，痛苦和绝望只能自己忍受，还得想法安顿好母亲。在安顿好母亲后，涂自强离开了武汉，“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世界的视线”，没有人关心他的在与不在，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消失，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自生自灭了。涂自强的一生，“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

和涂自强相比，高加林的悲剧根本就不算悲剧，涂自强的遭遇更让人心寒，也更让人绝望。

三、导致高加林和涂自强境遇不同的原因

同是出身于贫寒人家的高加林和涂自强，都想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处境，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境遇大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

高加林生活在一九八○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面貌欣欣向荣，高考恢复没几年，底层青年可以通过高考、当兵或其他途径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无限热情与渴望，青年人大有作为，农村人向往城市生活，更是迫不及待想摆脱贫困的生活境况。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对来说还是积极向上的，不正之风、以权谋私也是让人鄙视的，就连当事者也是心里不安，如高明楼为了自己的儿子取消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身份后，心中一直愧疚，想“给他找个营生干哩”，并想和他攀亲戚；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转业到地区劳动局后，坚决不走后门，不给高加林安排工作，在高加林被揭发后，还专门打电话“让组织把他坚决退回去”。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比较朴素，官本位思想也没现在这样严重，没有“官二代”，也没有“富二代”，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官宦子弟有再强的背景，若没能力在单位仍不被重用，人们对于靠父母找到好工作的人，如《人生》中的高三星、张克南，心底里是看不起的。那样的社会环境，给了平民子弟机会，所以高加林当了通讯员后，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工作干得非常出色。

涂自强生活在二○一○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社会阶层基本固化，底层青年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上层社会甚至中层社会，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存在一些弊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人们的观念相比三十年前也有很大变化，官本位思想更加严重，对于以权谋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人们由痛恨到无奈，由接受到羡慕，平民百姓常埋怨自己没有权利可用、没有后门可走。“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凭借其父辈积累的资源，不用努力就能有好的工作，活得潇洒自如，如涂自强的“李同学”、“赵同学”，他们不用自己操心就能出国留学、当公务员、进银行，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好的社会资源，心安理得，毫无愧意，而“贫数代”涂自强却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最终在社会、人们的冷漠中默默死去。

“我们也都能看到，那些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普通人家出生的孩子，尤其农村出来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的付出是多么沉重，他们要改变命运有多么难”，“读书无用正以另一种方式在出现，如果不修正，后果很可怕”。*方方：《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对方方的访谈》，武汉建设网，2013年3月15日。这让我们深思：怎样的社会秩序才是一个好的社会，能让每个公民通过努力就能生活得比较体面，活得有尊严？正如方方所说的：一个良好社会，是让任何普通人甚至略有弱智的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靠自己过上幸福生活的，而不是只有极端刻苦的人、或极有天赋的人以及不择手段的人才能如此；最坏的社会则是，再怎么靠个人奋斗也没有出路，反之只要有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帮助或是不择手段，无须奋斗，便可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方方：《长江商报对方方的访谈》，《长江商报》2013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 李桂玲)

刘好梅，烟台职业学院副教授；张翠华，烟台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