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新文明的构建与都市景观

孟繁华

多年来，荆永鸣一直以“外地人”的身份和姿态进行小说创作。他的《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白水羊头葫芦丝》等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成了“外地人”写作的代表性作家。这篇《北京邻居》还是他“外地人”写的北京故事，还是他以往外地人看北京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北京故事”或“北京往事”渐次退出了作家笔端，书写北京的人与事已不多见，其间的缘由暂付阙如。荆永鸣的“北京故事”与以往老舍等“京味小说”并不完全相同：老舍的“京味小说”是身置其间的讲述，他就是老北京，因此，关于北京的四九城、风物风情、习俗俚语都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而荆永鸣则是外来视角，是通过观察和认知来描摹北京的。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写的都是平民的北京。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北京平民生活的经验，要想写出北京平民的魂灵是没有可能的。

荆永鸣多年“飘”在北京，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对当下北京的熟悉，在他的小饭馆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穿堂而过，永鸣又是一个喜欢并善于交结朋友的人，这些条件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北京邻居》写了众多的小人物：房东刘大平、邻居赵公安、八旗后裔海师傅、小女孩楠楠、李大妈、冯老太太等，这些人物是北京胡同常见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们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但是社会环境变了，这些人甚至与陈建功“辘轳把胡同”里的人物也大不相同。荆永鸣在处理与这人物关系的时候，几乎用的是非写实的手法，比如找房子租房子，找朋友牵线搭桥，比如与赵公安“抄电表”时的冲突，海师傅的从中调停，小酒馆里的温暖话语，小女孩楠楠和小朋友的对话等，小说充满了北京的生活气息。虽然“外地人”有自己生活的难处，虽然皇城北京人有先天的优越，但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普通平民。最后，二十一号院被拆迁了，无论北京人还是外地人，经历的是一场同样的苦痛。二十一号院成了他们共同的念想。《北京邻居》虽然写的是当下，但却浑然不觉间写出了当下瞬息万变转眼即逝的历史时间，这个变化之快实在是太惊人了。仅此一点，《北京邻居》就不同凡响。

晓航的小说一直卓然不群，他坚持在虚构的领域展开他的想象。他的《师兄透视镜》、《当流水落花已成往事》、《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断桥记》、《灵魂深处的大象》等，大都虚实相间亦真亦幻，他的小说融入了难以厘清的谱系和师承的诸多元素。这篇《蝉生》也是如此。赵小川在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之际成了一个失业者，从踌躇满志到无所事事只是一夜间。居委会大妈动员他参加“扮靓城市”活动——

整个活动起因是这样，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失业率不断增高，整个城市的人都垂头丧气的，因此城市管理者别出心裁提出要搞这么一项活动用以励志。根据规定，活动的参与者要从一些对这个城市没太多意见的志愿者中遴选，被选中者要在一列很长的电瓶车上坐着，在城市中不停地游逛，他们被要求每到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对着城市里庞大的人群大声欢呼，表现出相当的快乐，不管对面的人们是否爱搭不理，他们也要对着污浊的空气，喊出人生最美丽的口号：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这个荒诞的活动将赵小川引向了生活的纵深处，于是他进入了桂小佳、老刁、冯关、于臣等人的生活和故事。桂小佳是一位大提琴家，乐团解散后为了谋生做了收债公司专业收债员，赵小川被琴声吸引结识了桂小佳；青年人冯关为做一种智能作曲系统软件借了高利贷，银根收紧时合作人逃跑了，债务都落在他身上。债主雇了收债公司，桂小佳就是这桩案子的承办人；冯关还不起债务并患了一种“蝉蜕人”的病，这种病人“一辈子能活别人几辈子”，“躯体与精神可能在某处停滞，却在另一处前进”。如果找不到另一个城市的冯关，大提琴家桂小佳“恐怕永远要白等下去了”；赵小川显然喜欢桂小佳，但他知道桂小佳与冯关的关系远不是讨债和负债的关系，但他依然决定帮助桂小佳。最后，冯关终于“清醒”并重新创业还清债务，并为桂小佳成立了室内小型乐团。赵小川则依然去参加他的“扮靓城市”活动，依然“两袖清风”地过着日子。他只能一厢情愿地想：“再等等吧，生活总会好起来的，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日子总会到来的……”。小说虽然不乏荒诞，但其间挥洒着鲜明的浪漫主义气息，经济紧缩并没有让所有的人万念俱灰，善和爱依然在人间流淌。晓航曾说过：“我一直以为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爱好，虽然不至于像情人那样隐秘，但它至少不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常常被提起，更别说去获取什么可观的现实利益。我参与这种‘私人’的‘星际旅行’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通过非凡的努力，到达那种神的光辉可以照耀我的地方。因为理想的存在，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见《小说选刊》二○○四年第五期)。晓航说这番话已近十年，他仍坚守诺言实属凤毛麟角。

杨小凡也是坚持底层写作的行家里手，他的建筑工地和医院故事在圈内被不断谈论。这篇《大米的耳朵》是写两个男女青年进城打工遭遇的故事，《大米的耳朵》是一篇具有“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小说。城市的不堪、龌龊、罪恶等，与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城市的一切都是反人性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这与大米和耳朵的遭遇有关，当然也与杨小凡对城市现代性的理解有关。在我看来，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与都市相关的关键词大概就是欲望和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杨小凡在略带夸张的叙事中，却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了今天的都市文明。

(责任编辑 韩春燕)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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