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村 吴亮

我的每件作品背后都有原型手稿

虞村 吴亮

吴亮：虞村我们初次见面，好像是在朱新建家里吧，你剃个光头，一件大号T恤拖到了你的膝盖。

虞村：对，我记得是夏天，在南京，那天有好多人，还有作家陈村，我们在朱新建当年那个别墅里。老朱安排我们在他的院子里露天用餐，那是我第一次见你。

吴亮：后来我们就来往了，我两次去苏州看你的画。你后面的故事慢慢再讲，先讲讲你的早年生活吧，你的年龄与我差不太多，我们是同时代人，说说你的父母，你的少年时代怎样？

虞村：三岁的时候，我父母离异了，我与爷爷一起生活在上海，就读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这所学校曾经在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过冠军，说起这个还挺光荣的。

吴亮：是吗，我母亲文革之前在巨鹿路第一小学做老师，教美术，她礼拜天值班，我和姐姐就去那儿打乒乓。

虞村：真的啊，我进巨一小学就文革了，老师都忘了……我爷爷很严厉，动不动就体罚。有一天在我住的成都路55弄弄堂里玩弹弓，玩疯了，到处乱射，一不留神偏偏射中了一位大爷，这一下，我懵了，吓傻了。这大爷立马去我家找我爷爷讨个说法。爷爷当即给那大爷陪不是，并补偿了大爷。大爷一走，爷爷火了，一只手一把抓起我的两腿悬空着倒立，另一只手拿着一把用毛竹做的尺子朝我满身乱打，出手很重。坐在边上的奶奶有点看不下去，望着我，是劝我以后听话呢，还是劝我爷爷别再打了，还是其他什么意思，我不记得了。这个情景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对我有过施暴。不过爷爷是一个好人，一有空就带我去复兴公园晒太阳，吃点心，带我去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门口坐有轨电车，去南京路逛商店买好玩的，我的童年很温暖。

吴亮：你父母离婚后他们不来看你吗？

虞村：我与我妈分别二十多年后终于联系上了，俩人一见面，她就说起我的出生地。我出生在上海延安中路第三妇产科医院，离成都路与巨鹿路不远，我后来每次路过那儿，一定要朝那医院瞧上一眼。我妈说，她和我爸中学就开始同学，在上海陶行知艺术学校，那是在1951年至1954年。那期间，我妈有了第一次情感经历，恋上了她的班主任蒋益民老师，我妈说蒋老师才华横溢，他每次上课一上来就朗诵一首诗，普希金啊什么的。后来我妈考上南师大要去南京了。临行前，蒋老师还特地从医院出来陪着我妈逛上海“大世界”，参观了当时正在展出的“印度艺术”。还送了我妈一本俄国作家写的《大学生》。临行前，他们说好了等我妈一毕业就结婚。可是没等到我妈放暑假回上海，那位蒋老师去世了，据说是因为大肠瘤。我妈悲痛极了，她也病了，住了医院。这个时候，我爸借素描课代表之名给我妈补课，日子久了就这么好上了。我妈跟我说，他们是在大热天南师大那个大操场上有了我，在50年代确实不可思议，太浪漫了！生我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呢。我妈跟我说，当时他们准备打胎弄掉的，可是医生说打胎以后可能会习惯性流产，无奈之下就把我生了。要不然，我们的这个访谈就不存在了。我爸后来也说起那段历史，说想起了刘文西，他也是上海陶行知艺术学校的，比他们早一届，就去了浙江美院，当初要是他们也去浙美，后来命运的走向还真不好说。有一次我去了秦萱夫先生家，他正好在家作画呢，用的是毛笔、水墨、报纸，涂着一个人物的模样，他边涂边聊，说着他留法期间的那些故事，我听着他说，看到满墙挂着秦先生画的乱七八糟的涂鸦，感性极了，比以前看到过的任何秦先生出版的“正式作品”好看多了。后来秦先生说着话看着我，想起了我的爸妈，说我爸太可惜了，学校曾经把他列为留校第一人，因为我，就罚他去了徐州贾旺煤矿子弟学校。

吴亮：你也是南艺出来的，怎么后来跑到苏州去了？

虞村：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进了南京艺术学院。毕业那儿会，南艺有个搞中国绘画史论的教授叫温肇桐，他想在他的家乡常熟办一所大学。于是，南艺领导派选了三位应届毕业生一起去了常熟，其中就有我。我在常熟一呆就是四年，除了教学，画画，还找了个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夫人。呆在常熟的那几年，工作状态特别糟，当时校领导联合温肇桐一起整我，他们背着我，拿着我的画跑去南艺领导那儿告我……后来，南艺当时的领导保彬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保彬吩咐我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常熟学校的领导。现在想想保彬老师当时这么做，实际上是对我和对那些指责我的人的一种抚慰。但抚慰改变不了我的处境，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继续呆在常熟呀，就想办法要往外跑，去了南京和苏州那边，看看哪儿要我，结果苏州的一所学校首先接受了我，就这样我去了苏州。

吴亮：80年代的新潮美术，南艺一直非常活跃，你对现代艺术的了解，你的艺术志向是不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虞村：好像没有那么早，记得1982年德国表现主义作品第一次来中国展出，那时我和南艺的两位同班同学正在福建为毕业创作写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北京……那个展览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个展览同时，北京还有一个石油大王哈默的藏品展，我第一次奢侈地看到这么多西方现代艺术家的原作，快活死了那几天。后来“85思潮”期间，我试着画了一些油画，学着模仿大师作品，像塞尚、毕加索、马蒂斯、达利、马格利特、塔皮埃斯等。只要喜欢就没完没了地照着涂啊画啊的，我那时只是手脚勤快，其实内心挺迷茫，真不明白自己想要个啥？

吴亮：当年大家都看这些大师的画册，基本差不多……不过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爱看理论，尤其现代艺术理论，很新鲜，很费解。

虞村：这些书看下来的确费力，我习惯边看边在书里涂涂写写，过程缓慢，似懂非懂。现在想想当初这么吃力啃这些书，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搅合在一起，对我冲击挺大的，懵了好一阵子。也苦于找寻可能通往自己心里的那扇门，没完没了地打开一个又一个通道，试着走走，是否里头有一个东西激活我生命的可能。

吴亮：周围有影响你的人吗，毕竟大师和理论是外来的，你认识的艺术家呢，或者你受了什么思潮影响，某些与你本人有关的艺术经历？

虞村：说起影响我的人，必先说朱新建，多年前他已经在中国画坛很牛了，他却没把自己当回事，这个让我肃然起敬。我和他热火起来是在1990年代末，那会儿，他三天两头来苏州，只要他一到苏州就来找我，可能因为我听他说话比较起劲吧。他是个话唠，后来他和我无话不说，或许是因为我看上去比较憨。确实，我不懂东西的太多了，我遇到好多不明白的问题就问老朱，老朱会用一些特别奇怪的角度来说他的看法，好玩极了。我以前对画画这件事很迷茫，他那时经常来看我的画，对我特别坦诚，当面直说毛病，他的锐利让我心服口服。现在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日子，我还心存感激，朱新建对我真的很好！

2003年冬天贾方舟老师到苏州，机缘巧合来我的画室看了我的一些画，我觉得他看我画的时候，兴趣好像挺大的，就大胆地提到能否到北京办展的事。当时贾老师就简单地说，“可以啊，明年吧”。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加上后来我对自己在2003、04年的一些尝试不满意，所以贾老师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的时候，我只能说不行。但我那时才知道，这件事贾老师是认真的。我开始感觉到压力，很大的压力。于是我没完没了地画，画出了一大批东西，还怀疑它们是不是我想要的感觉，不过里头偶尔出现了几幅画有一种傻傻的感觉，这个“傻”，正是我所向往的。展期临近了，我着急啊！我当时真被逼急了，整天折腾来折腾去，一直持续了好久，终于有一天我把一幅画真正画傻了——就是这幅画让我看到了柳暗花明。接下来，一大批呆呆傻傻的画出来了。当我的个展2005年6月5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只想说，我是被贾老师逼出来的。时至今日，只要遇见贾老师，我都会跟他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我今天的进步。

吴亮：苏州还有一个做雕塑的杨明，也画油画，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你们平时来往不？感觉你们都在关了门闷头自己做，不怎么往来，你在苏州的艺术家朋友多吗？

虞村：杨明刚来苏州那会儿，我们走动得比较多。我们能够针对彼此的作品直说对方，亳无顾忌，关系挺好的。后来可能因为他的女儿去北京读书了，他也去北京折腾了几年，那段时间我们渐渐来往少了，偶然碰见还是热乎乎的。杨明是一个挺真诚的人，尤其是对待艺术的态度。不过，艺术以外的他，有时看上去怪怪的……在苏州，我还有一些来往三十多年的朋友，比如吕美立、宋安苏。我的艺术家朋友还是挺多的，说起他们我会想到好多人。现在我想到了尚扬，前年开春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接近中午时，我突然想到尚扬，当即就给尚扬打电话，说要去他工作室看看，尚扬在电话那头说要我立即去他那儿并和他们一块儿吃午饭，我说我要带一位开车送我去的朋友。尚扬很实在，说带人去的话，饭就不够了，我说那我们饭后去……一到了那儿，尚扬站在工作室门口等着了。我一看到尚扬靠在工作室墙上的接近完成的大幅近作，激动坏了，就对尚扬说，我想起了青藤居士徐渭，然后我又胡说八道一通，把尚扬给弄激动了，尚扬说，“今天虞村来了，不吃饭了，看画！”我这才知道尚扬还没吃午饭呢。尚扬从仓库搬出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我们边看边聊，中间谈到了书法，我说书法我特别喜欢良宽的，良宽的“天上大风”我太喜欢了！这一下又把尚扬给弄冲动了，他即刻跑上楼为我找出《尚扬教学篇》一书，翻出刊登在书里的良宽的“天上大风”给我看，我愣住了，我和尚扬都笑起来，两人都好这么一口，不容易啊。

我和朱新建的关系比较特别，有一次我在上海他的个展研讨会上这么说他：“我是经常听朱新建说话，我喜欢他说。今天朱新建不怎么说，这样就给了我说话的机会。我觉得他的整个系统特别庞大，他的言论，他的文字，他的绘画作品，我都喜欢。我对他的整个系统一直在琢磨，有的时候我就想朱新建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觉得他的言论第一，文字第二，绘画第三，他的言论要比他的绘画自由一些，不需要构图，特别自在，自由程度好像更接近于他的内心，这是我的观点。我特别期待他的绘画能够像他的言论那么自由自在。说到自由自在，我就想起良宽的“天上大风”。如果他的绘画能够达到他说话的那个自由度的话，我想差不多朱新建就等于齐白石了，这是我期待的，我衷心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另一次是在北京朱新建个展研讨会上，我又瞎说了一通：“其实我崇拜画得特别‘差’的人，他就是朱新建。那时候我跟朱新建同时在南艺就读，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素描不及格的人。学校为了留他做老师，专门安排了一位老师给他补素描呢！这个太有意思啦，后来我跟朱新建接触多了，我从他身上知道了好多，比如他跟我说有一本特别好的书叫《五灯会元》，我觉得朱新建跟那个《五灯会元》有点差不多的意思，可以往里头学到好多东西，但是往深里去研究又很难。”当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更是有血有肉，他特别任性，可以随着性子想做就做的那种，完全生活在心情中，好玩，但不便公开说，想想他那会儿健康的时候……哎，还有一些艺术家朋友就不一一说了，他们都在我的微信里，天天眉来眼去的，彼此牵挂。

吴亮：都说你不善言谈，我觉得你其实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你不喜欢与人争辩。

虞村：我对那些没感觉的话题，确实说不了什么，言语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感觉，有了感觉，状态出来了我就能说。还有就是物以类聚，要看跟谁在一起。我对那些不感兴趣，不熟的话题，就聊不起来，也不想说什么。就像我们俩聊天，多半是我听你说，我与你聊天经常是我只听不说，因为我不懂，说不了，只好听了。

吴亮：原来你对我的话题并不感兴趣，哈哈！今天我不说了，就听你说……

虞村：你说文化、历史、政治，我插不上，我喜欢你的那些怪论奇谈，又好像很学术的那种。当然，要是聊原生艺术，精神病人的艺术，或者智障人的艺术，那我就会兴致勃勃。像南京有一个叫郭海平的，他研究原生艺术，这个我有兴趣。有一次去南京我想找他，但我们不认识，没见过，只是彼此知道。那天我联系上了他，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比我还热情。我先对他声明我是路盲，我找他不方便，我要他来我住的地儿聊聊，他就来了。那次我们聊得非常痛快，没完没了，我还时不时抢他的话。

吴亮：朱新建很喜欢你的画，说你“直接了当，下笔生猛”。刘骁纯讲过，朱新建在油画上没做到的，你做到了。

虞村：老朱喜欢我的画，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德行在他看起来比较顺眼吧，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水墨画里。我画的油画可能正接近老朱想要的感觉，所以他喜欢。刘骁纯老师夸我是对我的鼓励，谢谢刘老师！其实我至今为止对自己的画依然不满意，我还没有真正的画出朴素，也许接下来的我会画得再朴素一点。

吴亮：许多人看了你的画说“画原来可以这样画”，殷双喜就这么说的。其实画本来就这样画的，瞎画，儿童涂鸦，大人也涂鸦，更不用说精神病人，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原生艺术”了。

虞村：我就喜欢儿童涂鸦，喜欢精神病人的艺术，喜欢“原生艺术”。我收集了几大本这一类的作品，太喜欢了！翻看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特别天性的表达，不装逼、不卖弄、不炫耀。儿童和精神病人的好多作品时常刺激着我的感观，我常常面对那些作品会情不自禁地学他们的涂鸦。对我来说，经常作这种涂鸦训练确实能够及时更换我的视觉系统。我还在努力，希望有朝一日如儿童、精神病人那样朴素，朴素到一看到自己作品就傻了，会有那一天吗？

吴亮：你的学画生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刚知道你的父亲母亲也是画画的，并且都曾在南师大当美术老师。

虞村：读初中时我回到父亲身边，那会儿我开始学画。起初从临摹连环画入手，还记得父亲要我临贺友直的《山乡巨变》，还有一些就记不起了。照着葫芦画瓢，他要我画得越像越好，画出来很闷。临近高考我参加了市里绘画兴趣班的写生活动，我画得依然死板但只有这样才能考上。果然，恢复高考那年我顺利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

我父亲起先是画油画的，后来改画中国画了，他的水墨人物画在七八十年代的江苏挺有名儿的。我高考那年他调入南师大任教，曾教过朱青生、范扬他们。我妈主要画水彩画和油画，她画的没我爸严谨、结实、全面，可是更浪漫。有一次老先生吕斯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我妈画得有灵气，这事她一直引以为豪。

吴亮：然后，某一天，转机突然来了——看到Sam Doyle的作品，一个新的世界展开在面前。

虞村：有一天，我从学校资料室里看到Sam Doyle的画册，看到他的作品是画在破铁皮、废弃的胶合板上的。作品里的那种人和物看似顺手拈来、吊不郎当，画面上画出的人和物却是最神经质的一瞬间。这个太可怕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直打哆嗦，他让我直觉到了天性和本质的表达。这不是画出来的，是生命到了极致才有可能触碰到的那个深处的东西被引出来的。我后来复制打印了一批Sam Doyle的作品给了朱新建，老朱一看就喜欢的要命，他也同意我对Sam Doyle作品的看法。我跟老朱说：我上网试试满世界搜索看看是否有比Sam Doyle画得更过瘾的，老朱对我说：不可能了。不过Sam Doyle的作品确实让老朱也过了一把瘾。我第一眼看到Sam Doyle的作品，就意识到了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却被Sam Doyle画出来了，他无心插柳，却成全了我的觉悟。

吴亮：我翻了翻你的几本画册，评论不少啊，你和批评家们的关系似乎都不错。

虞村：我和批评家们的关系都还挺好的。和贾方舟老师交往已有十多年了，我在北京的两次个展都是由他策划并主持的，研讨会也是他给安排召开的。贾老师为人随和，在艺术圈里口碑特别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每周的世界拳王争霸赛我都会通知他和我一起看，他和我一样是拳击迷，我们经常交流比赛的观后感。当然我们交流更多的还是艺术，我会把一些最新的作品发给他看。刘骁纯老师也是我尊敬的批评家，我和他交流不是特别频繁，可是一旦交流会很深入，他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批评家，逻辑性特别强。王林老师和我交往也挺多，他策划的大型展览经常邀请我参加。这次“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大型平行展《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也是被他邀请很荣幸地参加了。他是个非常严肃犀利的批评家，和他交流直截了当，他有点认画不认人的味道，这个我喜欢。栗宪庭老师特别感性，他对艺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立场，在我看来他是少数几位具有直觉能力的批评家。老栗很随意，记得有一次在他们家聊天，聊到如何养生太极拳的时候，立马起身亲自给我做示范，我依样画葫芦跟着模仿，其实很表面的，我心里明白。可是老栗鼓励我，我感觉真是这么回事，这是我唯一一次学习太极拳，过程很愉快。水天中老师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批评家，在他生病期间还撰写了一篇有关我的评论，为此我一直内心不安。彭德老师是一个冷幽默的批评家，他说我的画是“腌制的现实”，太逗了。殷双喜老师看上去冷冷的，其实他的内心是暖暖的，是学术严肃、日常生活挺随意的批评家。他给我的几次建议虽然不一定适合我，可是特别诚恳，一想到这些我就心存感激。他在我的个展研讨会上说：“虞村打开了一扇大门。画画原来可以这样画，可以很本真、很自由、无拘束地画，无功利地画，他这种心态其实是比较接近艺术本质的东西。”在此谢谢殷老师对我的鼓励。我和皮道坚老师最近几年有一些交往，一见如故，不久前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德国馆还相遇过。皮老师的批评直奔主题，他是一个能把最要命的问题拎出来的批评家，每次他的发言我都会特别关注。王小箭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人特别低调平和，他重情义陪喝酒，我一直担心他喝多了会伤着身子，老劝他少喝少喝。他对那些学术卖弄的年轻人特别不屑，一旦交锋那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陶咏白老师和蔼可亲，每次和她交谈都那么温暖。杨卫先生是少数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批评家，才华横溢，每次和他喝酒、吃饭、聊天都激情四射，因为他的热情睿智常常会让我有一种梦幻般的快乐。管郁达先生爱吃肉为人豪爽，模样敦厚，能写一手秀丽的书法，今年夏天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即将出画册，要他为我写评论，我说，我用画他的油画交换，老管二话没说，立马答应，这就写。看来我的油画是有价值的，不久他写出了一篇挺有磅头的文章发给我了，可我还没来得及画他呢。吴鸿先生看上去很男人，实际很细腻，他在我的个展研讨会上的发言，声音不大，内容犀利。王端廷先生看上去很规整，有板有眼，在我的个展研讨会上的发言也是，措辞严谨，不过在和我微信交往时，眉来眼去，很幽默。高岭先生半年前，有一次发微信给我，要我画他，说做什么都行。我说：我画你，你写我吧，双方就这么说定了。他写我的评论完成了。可我还欠他一幅油画。吴亮兄你在2007年为我写的《把人从生活的严肃性中解放出来》太棒了！我一直没告诉你，我当时收到你的这篇文章，边看边颤抖，控制不住了。我后来把你写的这篇文章转发给朱青生看，老朱回复我道：“吴亮写得好！谈论超越了评判。”

吴亮：在你作品中，那些形象与面孔可能都有原型，不管是知名人物还是你身边朋友或者顺手捡来的照片，几乎你的每一件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张“原型图片”。

虞村：对，我是看着照片画的，我的每一件作品背后除了有“原型图片”，还有更多的“原型手稿”。我画的大部分是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都是世界的一个一个片段，世界的每一天都很新鲜的，并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变化让你来不及画，而且画不完。画的过程充满着惊奇，所以特别有意思。为此，我几乎三天两头都要上网搜索全世界最有意思的新闻图片，并下载收藏到我绘画备用的文件储备里。当然，图片好，未必就能画出有意思的作品。我的所有油画在实施之前，都要先画手稿的。好多图片起初看上去特别有意思，就下手试试，试试要是有希望，就没完没了地弄下去，画手稿很愉快，也很期盼，好多图片要画上好多稿才会状态慢慢出来，有时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一下就成了。有运气的成分，就像中彩似的，会上瘾。

吴亮：很荣幸，包括本人在内，我熟悉的那些批评家形成了一个“虞村家族”般的群体，你在画朋友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感？

虞村：我的确画了许多批评家朋友，起初是出于感激之心，这些批评家朋友包括你都对我特别关爱，唯独能够回报的就只有我的作品。当我一个个画出这些批评家朋友们的时候，发现我把他们的“德行”画出来了，这个让我特别满足，因为仅仅画得像，可能只会满足这些朋友的朋友，却不能满足我和被我画的这些批评家朋友。我喜欢用“糟蹋”这个词来形容我画他们。这些朋友知道我画他们的下场一定是被“糟蹋”。因为只有“糟蹋”他们才能画出我要的感觉，我的感觉最重要。好在这些批评家朋友乐意接受我如此“对待”他们，这让我心安理得。我还记得我画你的那幅油画，我是觉得我把你的某种气息画出来了，可是你的夫人不满意，她说那幅油画只是“我们家亮亮腰上挂的那个包包画得好”。我很无奈，可是你安慰我说：别听女人的。

吴亮：那么政治，或者国际政治呢，那些显赫的人物，或正或邪，或历史或新闻，你对他们充满好奇，你的政治态度怎么样？好像你从来不谈论政治的呀！

虞村：其实我对政治还是挺感兴趣的，尽管我特别缺乏政治判断，也缺乏分析能力，我平时不说政治是因为我说不好。我的作品涉及一些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或历史或新闻，这些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当然感兴趣，感兴趣的就想画出来。我原来想画“中国”，我想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风风雨雨的某些片段，试着画出我眼中的“中国”，后来我放弃了，因为中国的历史情况和中国的政治太复杂，我想起了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的前后遭遇，我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身面向世界。画我想画的任何国际政治的事件和人物，这样在中国就没有问题了。我本以为可以无忧无虑，可是我画的《世界和平》原本已确定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却因为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国际问题，中国文化部门审查未通过，不能在现场展出，我很遗憾。

吴亮：还有许许多多明星，电影演员、歌手、运动员、主持人和滑稽艺人，你平时看他们的演出吗，还是浏览他们八卦、绯闻？虞村：我只是借那些明星，电影演员、歌手、运动员、主持人和滑稽艺人的各种图片，画我的画，别的并没有兴趣，仅此而已。

吴亮：你现在还在艺术院校任教，你如何教你的学生，你教他们“会画”，还是教他们“不会画”？

虞村：你问我如何教我的学生，让他们“会画”，还是“不会画”，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说实话“会画”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孩子自从拿起笔涂鸦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会画”了。他们自在地涂鸦，看似随意无序，却能够自由地画出自己内心的真实，高兴与不高兴都会老老实实地从他们的笔下流淌。不可能虚伪，是一种天生的“会画”。这个“会画”尽管其外表看上不一定美丽，可是画出了“天性”。有一些学生时常会提出，要求我作示范，那我会欣然接受，不过我作示范也画出的“傻逼画”，会被学生们欣然接受，并且模仿我的作画方式试着画，结果他们画得也傻傻的了。我还特别自豪地把我学生的那些作品放在我的微信上，展示给朋友们。刘骁纯老师看到了，立马发话：“学生像老师，危险。虞村没有第二个。”我回复：“刘老师提醒得好，不过当真正天性被激活出来了，一定各有各的不同，我对他们没有任何规定，只是做了一次示范。”刘老师回复：“那就好。要看你后面的本事了。”我又回复刘老师：“可惜他们不是绘画专业的，课程也就一学期五十六小时。只能留下短暂的美好时光。”刘老师再回复：“噢，原来如此，那就另当别论了。”

吴亮：听说你住到太湖长沙岛去了，那里怎样？

虞村：哦，我现在呆的地方，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湖心岛。整个太湖就是一个天然的空气清洁器。经过有关权威部门检测，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六万至八万个，PM2.5二十四小时平均值小于55，是一个空气质量优良的天然大氧吧。当然，更重要就是我现在住房子能生活工作都在一块儿了。只要不上课就不用赶路，基本上能安静地呆在岛上，想持续工作就工作，想休息就能立马躺倒，能随心所欲了，这个对于我的作画状态实在是太重要了。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