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

一个人的总结《北去来辞》

项静

总结不是一个带有强烈文学性的词汇，它质地坚硬、思维中性、声调寻常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这样结尾的：后来有一个老人收留了她。这个老人就成了她的丈夫。老人就像一堵墙，挡住了她所有的新朋旧友，使她孤立得只剩下自己的一个影子了……旧的多米已经死去，她的激情和爱像远去的雷声永远沉落在地平线之下了，她被抽空的躯体骨瘦如柴地在北京的街头轻盈游逛。《北去来辞》是接着这个尾声开始的，它加入了林白在《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几部小说中的生活和故事成分，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天命之年的人生总结。总结不是一个带有强烈文学性的词汇，它质地坚硬、思维中性、声调寻常，不过它却带有时间的属性，一条顺水滑行无情流逝的时间链条被外力拉断或阻滞，带来暂时的停顿和回望，因而一个野心勃勃的视野就值得期望。《北去来辞》诞生于时间的停顿，小说是从女主角海红的失眠、烦躁症开始的——“2010年初春，海红陷入了一片噪声之中”。在漫长的夜晚，一个敏感、备受折磨的女作家无事可做，时代、历史、世界、自我、人性、欲望、城市和乡村等诸多问题不可遏止地涌向她，她把它们剁碎之后揉在一起，写出了一份丰饶斑驳的生活大剧。

《北去来辞》的叙述结束于2012年，叙述者以略带怀疑的语气结束了这场人生的燥乱——“下一年就是2013年，海红将满五十岁。经过这么多年纠结的生活，她感到自己终于褪尽了文艺青年的伤感、矫情、自恋和轻逸，漫长的青春期在五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终于可以结束了吧？”这个带问号的陈述句，告诉我们她始终还带着犹疑，因为生活是那样无边无际、广阔辽远，谁知道又有什么带来岔路和新的气象。就像当初写《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如何能料到将会写出《妇女闲聊录》？小说的结尾关于写作时间的标注：“2010年1月8日——12月13日初稿，2012年10月15日上午，定稿于东四十条。”这是一次日记式的跟生活同步的写作，作家对时间的醒目标记，让人不能忽略时间带来的提示和压力，同时能明确感受到身体离开尚未散去的温度，正是这份温度让我们对林白多了一份期待。

从《枕黄记》开始，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林白给评论界带来了惊喜，一个曾经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标志性作家、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女作家，打开了自己，与世界对话，并且按准了乱世中人不安、惶惑、迷茫的穴位，我们觉得林白了解焦虑的我们，也了解价值混乱的世界。一直焦虑文学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无甚作为，努力寻找与现实对话途径的评论界发现了一个替他们发声的作家：一个关注农民工、当下农村、妇女的作家，一个背离了知识分子习惯道路的作家，一个代替象牙塔中的我们去接触陌生世界的作家。而《北去来辞》几乎推翻了这一些药方式的评价，回避了评论家期望的方向，她又顽强地回到了“一个人”的世界。

有必要去梳理一下女性主义作家标签之后林白的写作历程。2000年，林白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直接接触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并最终完成了“跨文体作品”《枕黄记》，林白说自己希望通过这次艰难的行动，焕发对生活的热情，进而爱人们、爱世界。这是林白写作转变的开端，不过她似乎并不满意自己写完之后的精神状态，“这真像我生活之外的一次长征，一次肤浅的、没有胜利可言的长征，具有一种面向民间姿态，却停留在个人的困顿和疲惫之中，双脚虽然在行走，内心却远远没有打开”。2003年写完的《万物花开》后记中林白说：“我多想成为一个别人啊！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多一种人生是对我们的安慰，成为万物则是我们的妄想。”她来到王榨村，变成大头脑袋里的五个瘤子，厮混于南瓜和牛群之中，冷眼旁观乡村生活。2005年的《妇女闲聊录》，作家只是记录者，而且一字一句，原封不动地听到和写下了木珍的世界，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伤害的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林白说记录木珍的世界，“最早是一种颠覆的冲动，无论生活，还是艺术。想要给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冲击，在人生的中途，带给自己另一种震荡”。木珍的世界给林白带来另一种伦理的文学和另一种小说观。接下来她回到了“北流的故乡”，是一部写作了十余年的长篇，丢掉又重新捡起来的小说，即2007年的《致一九七五》，小说分《时光》、《在六感那边》上下两部，时间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林白说与其说是写人，不如说是在写时光，这部分以回忆录的方式写成的文字，在少女李飘扬的眼睛里，一百三十多个人物随着时光向四面八方洇开去：“就像前面是很长很长的屏风，后面有一组一组的人物走过去。”2009年夏天林白在湖北住了一段，干了点农活，对银禾、雨喜（《北去来辞》中人物名）一类人物较有兴趣，回来写了几个短篇。但觉得短篇远不能容纳她对银禾这个人物的感受，所以决定写一部长篇。银禾的原形是《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这个人物是林白认为的“天生的文学人物”，她希望自己能多叙述一下，但银禾的形象出来之后，她又遇到了转机：

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女作家打开了自己，与世界对话，并且按准了乱世中人不安、惶惑、迷茫的穴位，我们觉得林白了解焦虑的我们，也了解价值混乱的世界

在完成十六万字的《银禾简史》后，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到埃及去。我扔下这部长篇稿子，从开罗到南方的卢克索再到红海。在红海住宿的那个夜晚，月圆海阔，天风浩浩，我忽然决定给这部长篇增加一些东西。这个念头一出现，海红这个名字即刻从虚空中咚的一下掉到我面前，仿佛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块石头。我渐渐沉浸其中，对海红这个后加人物的兴趣超过了银禾，她的失眠、漂浮、纠结、迷乱，她的神经质和自我审视，她的日渐凋谢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这一切，是那样地一次一次逼近我。

她更在意的是写出一种气氛，一种实感经验、一种百感交集、斑驳与丰饶的气象

我更看重她这个转变，林白说如果论性格，她喜欢银禾，但作为小说人物来说她更喜欢海红，她更有丰富性。当然海红是林白“早已熟悉的一块石头”，甚至就是她自己。她一直否认自己的主角是知识分子，她不希望这些女人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被人寄予厚望，或许这也是一种她想挣脱的牢笼，她更在意的是写出一种气氛，一种实感经验、一种百感交集、斑驳与丰饶的气象。

小说的主要故事是海红的寻找，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条有意味的故事线。海红这个人物，熟悉林白小说的人可以从《一个人的战争》、《致一九七五》找到熟悉的影子，当然海红的这条故事线上增加了庞大的家族故事，追根溯源，枝枝杈杈，每一个故事都讲述得很平实朴素，就像植物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一样。海红的故事分为三个阶段，童年失去父亲，缺少母爱，流离失所，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青年追求超现实主义，被各种理论蛊惑，陷入各色泥潭，生活千疮百孔；中年困在婚姻的茧中，与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丈夫过着节节败退的生活，于是她开始失眠和狂躁，她努力伸出头去寻找新鲜的空气，去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在她的寻找中，另一条故事线的主角银禾是作为被捕获物出现的。海红疑心自己得了忧郁症，她听从劝告，找一个人聊天——银禾出现了，她就给海红讲鬼故事，鬼神的世界比没有要更有趣。就像她刚来到北京时，道良一家都记得的她身上那种奇怪的味道，她是作为一个“陌生的世界”的使者降临这个家的，她给这个沉闷的家带来一种希望的药方：她有一个生猛新鲜、活色生香的生活世界，她有自己的语言和逻辑，尽管有讲不通被质疑的时候，她仍然坚信。她可以解释得通自己的生活，即使是丈夫外遇，孩子辍学，生老病死、命运、世界新闻、国家历史，她都有一套自己的笃定的说法。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样能难倒她。她身上带着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种态度，她不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乡村”、弱势群体，她是真实、可感的、实体化的乡村。海红之于银禾，就像《妇女闲聊录》里的倾听者一样，她被这个世界吸引住了，银禾和史道良的故乡，于是成为了海红的海市蜃楼、乌托邦。一想到那个地方，她就感到“沉闷的日记开了一扇窗户似的，风吹朗朗”。《北去来辞》比《妇女闲聊录》多走了一步，海红去到了那个银禾的村庄，她去种菜，采风、去聊天、去记录，乡村治愈了她身体上的病痛，但她很快否定掉了田园梦，她亲眼看到大地上诞生了怪异狰狞的景象，田园将芜，“鸡屎飘荡，河流壅塞。这么快，刚刚升起的田园梦就破灭了”。

银禾提供了一个生活世界，而她本人是没有完整的故事的，就像一个活泼的插曲，很快退出海红的寻找，尽管她是海红丈夫的嫡亲，但她只是依附在史道良家族史上无关紧要的小兵，无关大的历史和光荣。“史银禾，她什么没见过？见多识广。她像一条河。天生有很多活水，垃圾啊浊泥啊动物的尸体啊，从河面流过去，它就流过去了——而河水生生不息。”对于史道良和海红，作家按照寻根的方式追溯了他们的家族历史，银禾本人的事就像河水一样无始无终，生生不息，但仿佛也无足轻重。林白称银禾的原型是“天生的文学人物”，文学在这里或者可以等同于传奇化，是烂熟、习得现实的陌生化，是强心剂，是药方，是“他者”，总之，她不是我们阵营的人。史道良，即使他是海红离了婚的前夫，他们仍然是精神上的亲密伴侣，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已经定型了，虽然早已离婚，但她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时刻想着远走高飞了。她找到了共同的爱好：书法、植物、俄罗斯文学，然后还有鲁迅，还有乡村。即使他渺无去向，她依然知道这个人在她生活中举足轻重，比她的故乡和亲人还要重要，尽管两个人困兽一样斗争，折磨，但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是海红在这个漂浮动荡世界里的一只铁锚。

被时代抛弃的左派知识分子史道良，有他固守的政治信仰，他关心世界局势，他认为奥巴马是黑人的叛徒，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替美国资本家卖命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他希望全世界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世界霸权，他热爱《国际歌》的旋律，他诅咒这个被金钱和强权控制的世界，“这是最后的斗争”，他一边唱一边感到绝望，心情压抑。1999年是一个有隐喻性质的年份，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史道良光荣退休，这意味着在崭新的20世纪他是一个落伍者，他清高自尊愤世嫉俗事事看不惯，再加上文化节山头林立——左右不沾，于是两头不靠。他一个人冷在了家里，各种热闹的研讨会、策划会、论证会、文化新闻都没有了他。史道良尽管有左派的信仰，但他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左派，他既不去认识世界，也不去试图改造世界，他一直有一种走向彼岸的冲动，对此岸是鄙视的，他会认为左边的和右边的邻居、楼上的和楼下的邻居，一概“都不是人”，他无法接受和认同这种庸俗的日常生活。他甚至拒绝乌有之乡的信息，他固守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对别人的世界不屑一顾。

退休和封闭使得他从一个昂扬的、男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世界退回到家庭，他的面容越来越苍茫，灰扑扑的，他背对了世界，世界更背对了他。他变得肮脏了，不修边幅，不洗脸不刮胡子。他回到了自己那间房子，呆坐在他的纸堆中间，摞摞书纸，专注于陈年版本，年谱索引、研究资料、报纸杂志，用放大镜看古钱币，写他的字帖。

史道良生活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烟花和稀有的光彩，这是他维持生活和存在价值的一个意义系统。他对世界表达他的愤怒，愤怒带给他生活的意义感，所以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愤怒和批判。同时，他有保持着模糊的对革命的向往和因循的革命语言，他喜欢说“上山打游击”啊，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那大树常青”，不过这些都是不能回转的时间，对于现实来说俱往矣。另外还有他对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颠扑不灭的记忆，比如史道良记忆中的1963年。他用单位的信笺给乡下老家写信，让周围的人肃然起敬，给史家争了无限的风光。无论是史道良还是他哥哥，都喜欢回忆1963年，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史道良从北京回家过年，带回了许多吃的。1963年他父亲第一次使用暖水袋代替了烘炉。1963年，史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1963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这是一个个人史上对物质丰满的记忆，也是个人往昔的光荣，尽管这与革命的记忆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但他奉若珍宝。第三个是感情上的期待，对女儿春泱的爱和塑造，他的心头肉和乖女儿，是他在这世上最大的亮光，他希望女儿能在自己的培养和教育下，继续焕发他已经无力参与其中的光彩。但事实是，他与女儿日渐隔膜，只能隔着鸿沟遥遥相望。在鸿沟那头，那个年轻的身影越走越远，与他背道而驰，史道良认为女儿胸无大志混日子，女儿则坚决不愿再重复父母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希望，通向死寂。最后，这些生活的光亮之处都变得暗淡无光，无法勾住他企图攀附、甚至是求救的手。

在这个无宗信的断裂社会，疏离了国家、组织、信仰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的漂浮者，无目的无意义的漂浮意味着自我放弃，自我罗列起来的不坚强的堡垒不堪一击，来自各个方向的打击总会有一次击沉你。于是，“我们的道良”留下“去意已决，不必再找”的字条。史道良就是海红的从前，即使他们相信或者迷恋的信念不同，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海红要去认识和爱这个世界，海红是寻找。史道良则是逃避，他逃避左邻右舍的“粗人”，逃避外在世界的规则，逃避日益更新的世界，他不接受这个异己的世界，只好放弃自己。

在海红的寻找中，陈青铜也是一个方向，海红爱过各种各样的男人，但只有一个陈青铜是和她没有性关系的，她不能明确陈青铜对她的意义，爱情或者某种正在消逝的理想？她生存的另一种可能？陈青铜是引导她走出自我世界的一个人，他对海红说：“生存空虚是因为你游手好闲，你去干点事看看，文人基本上是无病呻吟，活得太虚太轻，自我格局太小。”但他厌恶海红说他是雷锋，可见他与史道良不同，史道良即使在离婚的问题上也要充当牺牲者、拯救者的角色。他几乎是清教徒，常常要追问到底是市场对灵魂的压迫大还是革命对灵魂的压迫大？然而治病救人的陈青铜本身也是病人，所谓医不自医，他面临经济窘迫，妻子抛弃，他是时代的落败者，整个时代都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大倒霉蛋。小说最后，陈青铜作为摄影师加入了Ngo组织。他拍过黑砖窑的童工、精神病院、养老院、西藏的朝圣者，摄影作品出现在南方某杂志上，杂志定价昂贵、大大厚厚，刊登着奢侈品广告和边缘、贫困同时又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海红认为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此时海红和陈青铜都是自由身，但海红却已经没有爱上陈青铜的欲望了，“他跟你说什么但你听不见。不要再等他了”。海红甚至表达了对陈青铜的偶像人物戴安·阿勃丝的抗拒，这个艺术家放弃了中产阶级趣味的时装广告，放弃了薪水优厚的时尚摄影和家庭生活，走进弱智者收容所、疯子、妓院、脱衣舞的后台、马戏团，去拍摄那些远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人们——妓女、低能儿、疯子、变性人、残废老军人、在黑夜的大街上唱歌的侏儒、同性恋者、马戏团里的巨人、天体营中的裸体主义者。海红抗拒病态的人群，她很激烈和明确地说我不要这个。海红丢掉了陈青铜，丢掉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北去来辞》还出现了三个下一代的形象。王榨村留守儿童青海辈分上说是海红的孙女，仿佛一团明亮的火，没有留守儿童的那种落寞与孤独。“未来的新人类，大概就是如此，无牵无挂，无父无母，兴致勃勃地活在未来的新世界里。在那里，河面飘着鸡屎，棉花和稻子茎叶粗壮高大，芭茅与竹子齐高，红薯叶子有锅盖那么大。未来的新人类们，将不会留恋一个古老的时代，而地球，将转动不息。”银禾的女儿雨喜，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她从小就能在抢饭的中学活下来，能自我保护，她一个人闯世界，简单明快地爱着世界：她爱游戏，底气壮、不怯场——网络这个世界是她的地盘，她改变自己的出身，做着很女王的梦。未婚先孕，不能结婚也不想结，她把孩子生下来送人，人家给她四万块钱营养费。她把一个单身女孩的羞耻和负担轻而易举地卸掉了，叙事者没有向我们展示她的痛苦。海红和史道良的女儿春泱，不想走父亲期望的文学批评家的道路，她只关心《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对父母沉闷、封闭、边缘的生活深恶痛绝，父母引以为高尚的精神生活她认为无趣，没有光彩，还埋怨父母把这样的生活带给了她。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不需要负担和精神生活的时代，这是海红、史道良、陈青铜、银禾们都不能改变，除了死去的人，其他人仍将继续生活的新时代。

海红把生活先是做了加法，她虚构了一个田园乌托邦，她千里寻根、重游故乡、遍访亲朋、寻找自己的精神导师、尝试了各种爱情，结婚生子，后又做了减法，她离婚、从乡村回来，离开故乡、丢掉导师，她又成为了她自己，一个人，又不再是最初的那“一个人”，这些途中的人与事都写在了“一个人”的履历上。

村上春树收到过一封读者的邮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参加职业考试，遇到一道题目是“请在四页稿纸之内对自我进行描述”，读者说自己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描述自己。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于是他问村上，假如你遇到这种考题会怎么回答？村上的回答是，这是无意义的提问，就算无法描述自己，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村上个人十分钟情炸牡蛎。“通过描述炸牡蛎，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自己。”林白通过描述自己2010年到2012年生活中的人与事，也就等于描述了她自己，《北去来辞》就是“一个人的总结”，舍此，其他的意义或许可以不必细究。因为接下来是乐观主义者们的时代，他们对过去时代的人物、价值观、忧虑与痛苦都不留恋，他们相信会有“新的文明”诞生。而对这个新文明，林白没有是非曲直的评价，这“一个人”无疑还要继续去介入，去用血肉之躯获得新时代的实感经验。

因为接下来是乐观主义者们的时代，他们对过去时代的人物、价值观、忧虑与痛苦都不留恋，他们相信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❶下文引文从略，均出自《北去来辞》，《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4月号。

❷林白：《时间的哈达》，《枕黄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❸林白：《野生的万物》，《万物花开》“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❹林白《向着江湖一跃》，《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❺林白《历经淘洗而斑斓》，《文学报》，2007年12月20日。

❻《林白：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抗”》，《文学报》，2013年7月8日。

❼村上春树：《何谓自己（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无比芜杂的心绪》，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

❽林白在《写出我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一文中提及下一代的世界观，一个九〇后女孩对我说：如果人类被自己折腾灭绝了，那说明这个文明已经腐朽，就让它灭绝好了，肯定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