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敏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是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诗人，他出版过《冬之动》（1930年）、《为冬天而工作》（1936年）两本诗集。朱利安家学渊源极其深厚，他是英国现代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学派（以下简称“布派”）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的母亲瓦内萨是英国有名的画家，他的父亲克莱夫·贝尔是英国的普鲁斯特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姨母伍尔夫是英国杰出的意识流小说作家，而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是当代美学家罗杰·弗莱。正是带着这些闪耀的头衔和让人羡慕的家学背景，朱利安于1935年6月来到武汉国立大学任教，开始了为期十六个月的武汉大学的教书生涯。

目前中国国内思想文化界对朱利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还是停留在他个人的逸闻趣事的关注阶段，尤其是对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一段跨国恋情更是津津乐道。例如女作家虹影就写过一本小说《英国情人》，这部小说就是以朱利安与凌叔华为小说故事的原型，再附会以作者对两人的情爱关系的想象而写就。此外，也有传记作者在写凌叔华的传记时，会提到两个人之间的暧昧复杂的情感关系。但是，真正把朱利安作为一个主体研究对象，从学理的层面认真梳理、归纳、总结朱利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一

朱利安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并于1937年1月离开，一共十六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朱利安在中国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给武汉大学的学生讲授和传播西方文化和文学知识。朱利安任教于武汉大学人文系，他来武汉大学教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中国学生认识和了解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世界。他主要担任外文系三、四年级的英文及作文、莎士比亚、文学批评三门重量级的必修课，此外还有英国现代文学及其背景、现代文学选读两门选修课。朱利安在1936年提交的英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中写到：“这门课程主要讲述现代英国文学，同时也介绍欧洲的其他国家。……将结合文学发展趋势和历史背景来研究重要作家及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学生必须按指定书目进行阅读。（国立武汉大学课程说明）”我们从朱利安和亲人朋友的通信中可以看到朱利安的确是按照课程说明为授课的指导原则，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学生介绍英国的现代文学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文学思想。在他的信中所谈到的很多诗人和作家，甚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不为人所熟知和了解的，但他能够把这些具有现代主义文学质素的作品介绍过来与中国学生分享和了解，这不能不说是朱利安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朱利安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第一年考察期结束的时候，武汉大学的档案文件里记载了他此番任教的情况：“他于1935年到1936年期间的教学中表现出了不知疲倦的热情，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业。”武汉大学的官方评价尽管简洁，但还是非常客观地概括了朱利安在中国短暂的教书生涯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上半叶，正是由于I·A·瑞恰慈、朱利安·贝尔、燕卜荪等英国学者远赴重洋，来到中国高等学府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促使了中国学生开始逐渐地了解了英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面貌，为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利安除了在武汉大学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和文学知识之外，他还极力地抵制和纠正弥漫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浪漫主义和伤感主义之风。朱利安在给亲人和朋友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朱利安在1936年2月23日写给David Garnett的书信中也谈到：“我希望罢课能够很快地结束，我希望下个星期学校能够复课。我现在很希望自己能够激励和刺激我的学生们的中国式头脑。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人，但就是太保守了，太因循守旧了，他们不愿意在学问和智力上花费更大的力气。我觉得他们需要一种剑桥式的学术风格。此外，他们在艺术品位上也过于精致无暇，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当然，他们在艺术品位上还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们已经无法对欧洲的感伤主义有任何的免疫能力。他们也只是亦步亦趋地借鉴和模仿舒伯特的浪漫主义音乐和英国皇家艺术院的艺术风格。王尔德对于中国的学生们有着难以形容的魔力，他们尽管很想探究王尔德的艺术魅力，但还是无法形成真正的一家之言。我的中国学生还对俄国文学很感兴趣。”〔2〕（P92）

朱利安对中国人的浪漫主义和伤感主义的审美艺术品位的大加抨击的段落，还散落在他与其他朋友的通信之中，这里只是择最为典型的观点来进行例证。朱利安从踏入武汉大学校园，接触了这些中国学生之后，就以非常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伤感主义和浪漫主义对这些学生的艺术品位和创作才能的戕害。朱利安作为一个外籍来华教师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实质，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高屋建瓴的观察能力和概括能力。

朱利安之所以能够准确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病态现状“把脉看诊”，其实也是与他多年来的知识积淀和学术兴趣分不开的。美国学者彼得·史丹斯基和威廉姆·亚伯拉罕的《通往前线的道路——前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一书里就谈到，朱利安在剑桥国王学院攻读学士学位期间，就对英国十八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很感兴趣，尤其是对蒲柏的诗歌情有独钟。当然，朱利安对浪漫主义的理性认知和判断所援引的思想背景也不止于十八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这其中也有英国新批评派对他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朱利安发现中国的学生在文学理论知识方面比较贫乏，并且不善于进行抽象层面的理论探讨之后，他会主动地要求学生去阅读瑞恰慈的《实用批评原理》的原因所在。

朱利安在给伍尔夫的信中提到了知性原则、智性传统，认为中国的学生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生活过于感性，这些观点和见解无疑与新批评派的的诗学主张如出一辙。让人遗憾的是，朱利安在书信中并没有更为细致地阐述他对知性、智性、理性等诗学原则的看法。毕竟，与他对话的这些人物大都是当时英国的文化精英，他们所拥有的共同的知识背景使得朱利安并不需要在书信中对这些文学概念进行详细的理论阐述。而朱利安所教授的学生中，除了叶君健成名成家以外，其他的大多已经堙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有关朱利安在上课时候谈到的这些抽象深奥的文学理论问题，他的学生包括叶君健也没有在相关的回忆录或是学术专著中提及过。但是，据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徐正榜先生提及过，朱利安在华期间与方重先生交往甚密，方重才是最了解朱利安在武汉状况的人。朱利安在武汉大学上课期间，方重就经常到朱利安上课的教室里去旁听。朱利安于1937年1月离开了中国，而方重也于两年之后出版了一部很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英国诗文研究集》。方重在此书的第七节的书评里还提到了反讽这一概念，并且将反讽与谩骂做了比较。他指出：“谩骂（Invective）和讥诮（Irony）不同。编者Kingsmill告诉我们：从讥诮变为谩骂，是作者把自我加了进去的结果。换言之，讥诮与谩骂的成效可以相同，但所用的方法不同，讥诮是转弯的，谩骂是直达的。”新批评派的诗学理论中反复提及的都是“反讽”、“悖论”、“机智”、“诗歌的多义性”等概念，方重能够在这本专著里面认识到反讽的基本特征是“转弯的”，是“作者把自我加了进去的结果”，这种富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和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尽管方重先生并没有在他的谈话或是回忆录中谈到过朱利安与他在教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的事情，但是从朱利安给亲人和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武汉大学校园里的学术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同事之间也经常互相走动，朱利安甚至把武汉大学直接比拟为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这就让人更加确信朱利安与当时身为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方重教授肯定在私下里会互相交换对英国诗歌和诗学理论的认识与看法。方重是乔叟研究专家，但是他的这本《英国诗文研究集》所涉猎的范围相当之广泛，对英国诗歌理论问题的认识也相当之精深，无疑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朱利安这位英国剑桥学子的影响。

二

朱利安作为“布派”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来到中国的一年多时间里，的确为了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真正切身地体验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且怀着真诚热情的态度、严谨求实的精神把“布派”的思想价值观念、艺术创作原则引入和传播到中国的，主要还是朱利安。

朱利安抵达武汉大学不久，就认识了他的邻居陈源教授和他的妻子凌叔华。朱利安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他在1935年10月13日的书信中就向他的母亲介绍了他们一家的基本情况。他在这封信中谈到陈教授是一个评论家，也是屠格涅夫小说的翻译者。陈教授的妻子是一个画家，也是短篇小说作家，还是汉口一家最大的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辑。他还指出，陈教授的妻子有时也被人称之为“中国的凯瑟琳·曼殊菲尔”。而在 1935 年 10 月 21 日写给约翰·莱曼的信中又再次提到了陈教授和他的妻子，他说：“我的房子附近住着一对友善的夫妇，他们是系主任陈先生和他的妻子。很巧合的是，他认识戈尔迪。而他的妻子则是画家和作家。他们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一份子。我在即兴的讲座中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特征，尽管我对这一特征并不是十分确信，但是我已经开始逐渐忘却我作为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困扰和疑惑。至少，我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和我一样在精神的探索之中：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英国的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朱利安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圈的评价也得到了伍尔夫的认可。伍尔夫在1936年5月2日给朱利安的回信中也写到：“在我心中，我本能地认为中国就是一瓶青瓷，这瓶里插着几朵鲜花，还散发着淡雅的芳香。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中流淌着比你想象的更多的布鲁姆斯伯里的血液。”

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认为，把“布鲁姆斯伯里理念”带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徐志摩。这一看法也是比较公允的。徐志摩于1921年到达自己倾慕多年的剑桥大学，在那里有幸遇上了罗素、罗杰·弗莱、狄更斯。他们对来自遥远国度的年轻诗人徐志摩也相当热情，还经常把他带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聚会，让他见识和了解了英国精英文化圈的自由学术氛围和迷人的人际交往方式，这也促使了徐志摩回国以后在中国创办了类似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新月社”。陈西滢和凌叔华都是新月社的主要成员。朱利安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属于内陆省份的武汉能够遇上新月社的陈西滢和凌叔华，并且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这些知识分子的风格和气度都与“布派”的成员有着相似之处，这也不能不说朱利安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是非常敏感睿智的。

朱利安在这样一个文化圈子里如鱼得水，感觉舒适自然，他想要和他的学生以及同事们一起分享他对于英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和感受，他所认识和了解的“布派”的那些人与事。1936年2月8日，朱利安在给伍尔夫的信中提到：“我还要告诉一件事情，当然也不是什么新奇事情。我准备让我那些可怜的学生阅读你和艾略特以及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我想要了解他们是否能够从中有所获益。我也准备给学生讲罗杰·弗莱的美学批评思想。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给我的这个专题演讲进行定位，究竟该从什么方面入手来介绍罗杰的文学思想。不像你对罗杰的那些评论文字，我希望自己能够给学生介绍罗杰的一些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罗杰·弗莱与朱利安一家交情深厚，他的人格气质和文学思想对朱利安都有很大的影响。朱利安在剑桥大学毕业以后提交的学术研究论文还得到过罗杰·弗莱的指点和评价。在朱利安的心目中，弗莱的地位不亚于他的亲生父亲。弗莱去世以后，朱利安在伍尔夫的指点下还准备写一些有关弗莱的传记文章。而伍尔夫一生未养育小孩，视朱利安如同己出。艾略特尽管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布派”分子，但是他在英国的那段时间与“布派”人物来往十分密切。他不仅和他们一起聚会，还经常进行笔谈。伍尔夫就经常和艾略特通信，想要和他一起探讨诗歌。伍尔夫在1937年8月7日给艾略特的一封信中，还提到了瓦内萨和她本人都希望艾略特能够对朱利安在中国时期所写的论文进行评价和指点。朱利安把“布派”中与他关系亲密的这些人物的文学思想观点进行传播和讲授，可见朱利安还是非常希望中国的学生能够通过他去了解“布派”的基本文学价值观念的。

朱利安不仅介绍“布派”的文学思想，同时他也极力地向这个学派介绍和推荐中国的知识分子。朱利安1936年1月10日写给母亲的另一封信里明确地提到过叶君健的名字，他说：“叶今天早上来看我了：我觉得他很喜欢我，他是个最有希望的作家，而且很英俊。”叶君健是朱利安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最喜爱的学生之一。朱利安曾经和叶君健一起利用暑假时间游历了中国的四川、西藏等地，饱览了中国的壮丽河山。朱利安还为这位青年才俊写过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去上海的《天下》月刊杂志做翻译工作。朱利安在1936年9月25日给他在剑桥的挚友，也是“布派”成员的约翰·莱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把我的一个最有才华的学生创作的一些作品寄给你。他用世界语写作，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等我拿到这本书以后，我把它寄给你看看吧？我认为任何人都愿意读的。他是一个贫寒子弟，但渴望有机会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凭借他自己的努力，他现在在日本教英语。我建议他应该去俄国看一看，我也想把他的书推荐给约翰·洛克，看是否能够找一个翻译机构把它翻译成英文？这本小说集子确实写得不错，里面包含着伟大的同情心。他本人是一个英俊少年，风度翩翩。不像我所知道的其他中国学生，他认为思想和智力的探险是异常艰难的旅程，但值得为之挑战。他也是一个天生的优秀的记者。我希望你在莫斯科或其他的地方能够遇到他。”朱利安在信中提到的约翰·洛克是英国现代主义诗人，也是当时很有名的英国出版家。而他的挚友约翰·莱曼也同样是英国剑桥有名的诗人和评论家，活跃于三十年代英国的思想文化界。朱利安能够把叶君健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大加推崇，甚至要把他的作品译介并传播到国外，可以想见朱利安想要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真挚和热情。朱利安的这一番苦心并没有白费，他对叶君健的提携和帮助，也直接促使了叶君健后来到英国求学阶段能够很快地融入到“布派”文化圈里，并与那里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朱利安在中国一年多时间里，给“布派”人士的信中提的最多的还是凌叔华。朱利安在给亲人和朋友的信中对凌叔华赞不绝口，不仅称她为中国的“曼殊菲尔”，也折服于她迷人的风度和出众的才情。朱利安在1935年11月1日给埃迪·普雷菲尔的信中就说到自己“同一个有生以来遇见的最好的女人”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境况，“她叫叔华，是学院院长的夫人。她和弗吉尼亚一样敏感、很聪明，与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一样好甚至更好，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她称得上是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朱利安在1935年11月15日给伍尔夫的信中就写到：“我想要告诉你，我们系主任的妻子是中国最有名的女作家，同时她也是你的作品的忠实崇拜者。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高兴吧？”

朱利安不仅在信中谈到他对凌叔华的爱慕之情，同时也在积极地协助凌叔华把她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并推介到英国社会。朱利安在1935年12月写信给瓦内萨，说他正在帮助翻译一些小说，而且“不久会麻烦班尼（戴维·伽奈特）和弗吉尼亚阅读一些翻译稿件。我想让英国阅读叔华的作品：她可能会大获成功。”一年后他还补充道，“它们真的非常棒。我在想弗吉尼亚是否会允许中国有这样一个女作家存在。”朱利安正是如此大力地翻译、推荐凌叔华的作品，使得凌叔华开始逐渐地被“布派”人士所接受和认可。朱利安于1937年7月战死于西班牙之后，凌叔华开始与她崇拜的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以及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通信。她们在书信中更多的是交换彼此对文学的认识和看法，也谈及战争对于中国和英国社会的影响。伍尔夫鼓励凌叔华写作英文自传，并要求她每写好几个章节，就寄到英国来。凌叔华当时和武汉大学的同仁们一同流落到四川乐山，战争的灾难加上情感的变故使得她的心境颇为落寞疏懒，但是在伍尔夫的一再鼓励之下，包括对她的英文写作中的具体表达技巧的指导，使得她最终完成了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凌叔华与伍尔夫作为中英两国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两个人因为朱利安这座隐形的文化桥梁的原因而互相通信，切磋文学，这也不失为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佳话。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利安其实也可以说是与奥登、史本德同属于英国三十年代的左倾诗人。朱利安与奥登、史本德这些“为人生而艺术”的左倾诗人之间其实是有过交往和联系的。1927年—1929年，奥登、史本德、刘易斯、麦克尼斯在牛津大学发行了他们的诗歌杂志《牛津诗歌》，并在英国社会暴得大名。剑桥大学也不甘示弱，在1929年专门出版了一部名为《剑桥诗歌》的诗歌合集，主要收录剑桥大学生的诗歌，其中就包括朱利安的两首诗歌。这可以说是朱利安与奥登、史本德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不是正面意义上的思想交锋和文学联系。朱利安的第一本诗集《冬之动》于1930年秋天出版，销量并不景气，也并未在英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重大的反响。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那些前辈知识分子甚至并没有把朱利安当作诗人来看待。倒是美国的一个评论家Michael Robert在他的《英国诗人印象记》里把朱利安的《冬之动》与奥登的诗歌联系起来，把“朱利安和奥登同时列为三十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此后，朱利安的挚友约翰·莱曼作为剑桥诗人开始与作为牛津诗人的史本德见面，相互之间经常讨论诗歌创作问题，并且决定把三十年代在艺术风格上比较相同的诗人的诗作集合起来，专门出版一本名为《新标记》的诗歌集。他们计划把奥登、燕卜荪、史本德、刘易斯、朱利安的诗作都收集到这本诗歌集里。但是朱利安却对这一计划并不高兴，他认为自己与奥登、史本德的风格是不相一致的，但最终他也还是同意把他的诗歌放在这本合集里面。这本合集的出版，正式宣告了英国三十年代诗歌运动的开始。

英国现代历史上的三十年代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英国经济大萧条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饥饿贫穷，德国纳粹问题也开始危及到英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往往谈论的都是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二十年代的英国大学生基本上都不关注政治，但三十年代的英国大学生则对“左倾”、“右倾”、共党、纳粹等问题相当敏感。朱利安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他还是参加了剑桥的左翼活动，成为了坚定的反战人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朱利安政治思想背景的驳杂和混乱。英国三十年代的诗歌与二十年代的诗歌相比，在诗歌风格上也有很大的转向。前者已经从神圣的象牙塔里走出，开始把诗歌与政治紧密地联合起来，促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变得浓厚。正如美国学者彼得·史丹斯基和威廉姆·亚伯拉罕的《通往前线的道路——前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书中所谈到的：“1933年末，大学校园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政治，许多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思想左倾人士。这一阶段的文学风格也有了很大的转变。英国的文学由于收到了奥登所领导的牛津学派的影响而带有明显的左倾风格。的确，英国的共产主义在目前的社会领导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这是战后的第二代人试图摆脱艾略特的《荒原》的影响所做出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到，朱利安尽管本人在艺术创作和审美情趣上更倾向于18世纪的英国新古典主义，并且不太愿意把自己纳入到奥登、史本德这些牛津学子所形成的左倾诗歌流派之中，但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他所创作的诗歌还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也有着很强烈的社会讽刺意味。朱利安被选入到《新标记》的一首诗歌《武器与人类》（‘Arms and the man’）就是一首带有奥登色彩的讽刺诗。他在诗歌中谈到了英国所谓的辉煌历史其实都掩盖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我们人类只是在泥淖的社会里胡乱地前行，我们试图凭借战争的武器获得宁静的睡眠，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只是骗局。战争的号角就在前方。死亡是人类本质的命运。这是一首典型的反战题材的诗歌。这首诗歌并没有介入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的荒谬和苦难都是在这些简洁有力的语言中得到了理性冷静的呈现。奥登一派诗歌中所惯常使用的“讽刺”、“机智”、“反讽”等艺术手法也在这首诗歌中多有运用。朱利安第二本诗集《为冬天而工作》中有很多诗歌都是写到了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其中的一些主题就是揭露和抨击英国社会的动荡不安、贫穷和饥饿，显现了其进步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反战情绪。

朱利安就曾经要求武大的学生阅读过他的诗歌。但是，朱利安在1936年5月22日给伍尔夫的书信中抱怨道：“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的诗歌，因为我的诗歌创作风格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感伤主义。在他们的艺术视野里，他们无法理解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以外的事物。也许在他们的大脑里全部塞满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的记忆，他们是无法理解智性的探索过程所带给人的精神的愉悦感。”朱利安的这种抱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的确表明了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还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朱利安在1935年第1卷第4期、1936年第3卷第3期的《天下》月刊英文杂志上分别发表了节选于他的第二本诗集《为冬天而工作》的两首诗歌以及《W.H.奥登与英国诗歌的当代趋向》一文。朱利安在《天下》月刊所刊发的两首诗歌，一首为《形而上学的安慰》、一首为《向马拉美致敬》。前者是以西方的哲学思想为创作的思想原则，他在诗歌中不仅化用了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观念“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时也借助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来表现自己对存在和生命的思索。后者则是以抽象、晦涩的语言和意象表现了诗人对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诗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诗歌中谈到的石棉、水银、玫瑰的令人迷醉的本质、被冻结在镜子中的情人的面孔等等意象在诗歌中都形成了抽象知性的艺术风格，表现了朱利安诗歌创作的现代性特征。可惜的是，朱利安的这两首诗歌都是在智力和哲学层面上对人生和艺术的认识和概括，意象的凝结和语句的表达都过于学院派了，也与当时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颇为隔离，这也就使得朱利安的诗歌艺术并未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的反响和注意。但是，朱利安的《W.H.奥登与英国诗歌的当代趋向》一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倒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国内研究者在谈到奥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时，都颇为简单地认为主要是燕卜荪在西南联大对奥登的介绍，才使得国人认识和了解奥登。如赵文书在《奥登与九叶诗人》一文中就谈到：“其实，早在奥登访华前，他的诗名就已经在中国传开了。这主要是威廉·燕卜荪的功劳。”甚至还有研究者下此断语，认为“威廉·燕卜荪是在中国介绍奥登的第一人。”燕卜荪是于1937年才来到中国任教，而朱利安早在1936年就发表文章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奥登以及英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动向。《天下》月刊英文杂志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林语堂、温源宁、吴经熊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而邵洵美、姚莘农、凌叔华等新文学的作家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由此可见，来华的外籍诗人最早把奥登以及奥登为代表的英国左翼诗人介绍到中国的，还要首推朱利安。在此文中，朱利安指出以奥登为代表的牛津派诗歌运动已经在三十年代的英国诗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指出，以奥登为代表的诗歌运动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黑格尔主义者看来是对艾略特诗歌主题的一种反叛和对立。朱利安谈到，他自己以及二十年代剑桥大学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上都深受艾略特的影响，这也就导致了二十年代的诗人的精神情绪普遍都笼罩在失落、幻灭、绝望之中。奥登一代诗人在英国诗坛的崛起，可以说是把艾略特的这种荒原绝望情绪一扫而光，诗歌的精神风格转而变为明朗直率、粗燥凌厉。朱利安还谈到，奥登一派的诗歌之所以很重要，主要在于他们回归到前浪漫主义传统，他们的诗歌拒绝所谓的“诗性”和抒情的主题，讽刺和讽刺的情绪成为了他们诗歌的主要创作方法。同时，朱利安也谈到，奥登一派的诗歌也还是保留了艾略特对反讽艺术、散文语体和修辞艺术的创作手法，也加强了口语和散文体的语言的运用。当然，朱利安在这篇文章里也并不是一味地对奥登一派的诗歌进行褒扬和赞美，他也指出这一派诗歌在艺术表达上过于偏激，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凝练、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朱利安的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简单的评介文章，他在此文中不仅谈到了奥登一派的诗歌，也还从学理的层面对奥登一派诗歌与艾略特、叶芝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差异，以及与瑞恰慈、燕卜荪诗学理论的差异做了认真细致地辨析和区分。这不能不从中看到朱利安作为剑桥高才生，作为“布派”的著名诗人所具备的深厚学识以及对英国现代诗歌发展流向的敏锐感知能力。

1938年1月到7月，W.H.奥登和克利斯朵夫·伊舍伍德曾经来过武汉，并受到了武汉思想文化界的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负责给他们当翻译的就是朱利安最喜欢的学生叶君健。凌叔华在武汉时期也热情接待了奥登和伊舍伍德，并且还曾托伊舍伍德给伍尔夫带过一些礼物。伍尔夫在1939年4月17日给凌叔华的书信中，还给凌叔华谈到了奥登和依舍伍德的近况。她说奥登和依舍伍德去了美国，他们虽然不太喜欢美国社会，但毕竟那里呆着还比较安全，对创作也很有帮助。凌叔华、叶君健这些与朱利安最为亲近的人能够如此看重奥登的中国之行，如此信任奥登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朱利安在此中确实起到了隐形的桥梁作用。

朱利安在中国仅仅只是呆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在武汉的校园里大力抵制泛滥成灾的伪浪漫主义文风，也积极地传播和介绍艾略特、伍尔夫、奥登、燕卜荪、瑞恰慈等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的诗学理论和创作主张，这为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诗歌风格逐渐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朱利安离开中国以后为了正义和自由的理想远赴西班牙参加反抗法西斯的战争，不幸遇难，英年早逝，但是他作为英国诗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所做出的贡献应该永远被世人铭记在心，他就是中英文学交流史上那一轮光彩夺目的彩虹，永远散发着青春的光彩。

〔注释〕

①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以下的传记作品提到了凌叔华与朱利安的这段跨国恋情。如：〔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朱映晓：《凌叔华传——一个中国闺秀的野心与激情》，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②赵毅衡先生于2007年出版的随笔集《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增编版）》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朱利安在中国的一些情况。赵毅衡先生学贯中西，又在英国伦敦东方学院教书，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熟稔和运用自如，促使了朱利安能够逐渐从历史的尘土中浮现出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国外有关朱利安的研究资料有如下几本著作：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谈到了朱利安在中国的活动及其与新月派之间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彼得·史丹斯基和威廉姆·亚伯拉罕的《通往前线的道路——前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Journey to the Frontier：Two Road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里分三个章节写到了朱利安在英国、在中国和在西班牙的生活。1938年昆丁·贝尔在英国伦敦编辑出版了《朱利安：论文、诗歌和书信》（Julian Bell：Essays ，Poems and Letters），其中搜集了朱利安在中国时期与英国亲人和朋友之间的通信资料。

③参见 Julian Bell，Two poems，T’ien Hsia Monthly，1935年11月，第1卷第4期。

④参见Julian Bell，W.H.Auden and the contemporary Movement in English Poetry，T’ien Hsia Monthly，1936年10月，第3卷第3期。

〔1〕（美）帕特丽卡·劳伦斯（Laurence P.），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Quentin Bell，Julian Bell：Essays，Poems and Letters〔M〕.the Hogarth Press，1938.

〔3〕方重.英国诗文研究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4〕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edited：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olume VI：1936—1941），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York and London〔M〕.1980.

〔5〕Peter Stansky and William Abrahams ，Journey to the Frontier：Two Road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M〕.New York：the Norton Library，1970.

〔6〕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J〕.外国文学评论，1999（2）.

〔7〕黄瑛.W.H.奥登在中国〔J〕.中国文学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