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丛皞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日，由《当代作家评论》与吉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的“现代”与“当代”高峰论坛在吉林大学召开。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吉林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等高校的四十多位知名学者汇聚一堂，就民国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书写、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的重评与重构、海外汉学的发展等学术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讨论。

民国文学史是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反思和重构中提出的重要命题，虽然，其在观念层面获得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已开始付诸文学史写作实践，但学界对于这一命题的意义内涵和研究方法还存在不同认识。论坛上，专家们对民国文学史的前提、边界、有效性，以及研究的具体策略路径等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对话。

首先，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民国文学史的视角与立场提供了一个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发展与深化的新线索与新维度，给中国文学研究空间视域的拓展带来了新契机。张福贵指出，民国文学史是学界忧心于文学史理论停滞和半停滞状态，在不断对思想前提和学术前提的重审和反思中，寻求新的文学史观念和立场中产生的一个学理认识和学术成果。这是一个包含了“现代意义”，以及不同文学、文本、立场的更具包容性与容纳性的时间概念，为文学史写作创造了宽松的思想意识与铸史氛围，同时也强化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时代文学的本质性差异。郜元宝认同将民国文学作为时间概念的定位和理解，即“民国时代的文学”，但他认为，将民国文学视为在民国机制影响下生产的文学的观点却不尽稳妥。民国时期复杂多元的政治力量间的对立制衡，的确造就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和文学的繁荣，但这是“无心插柳”而非“有意为之”的结果。民国时期不存在某种进步意识、价值观念，或体制主导下的、良好顶层设计保护下的，以及理想化的民国机制作用下的文学环境，因而也就没有支配一切文学生产的所谓的“民国机制”，凡此种种都是我们的后设叙事，其未尝不是当下知识分子寄希望于权势造成一种机制来繁荣文艺的心理的折射。

其次，在认同民国文学史观的前提下，与会专家还从各自专注领域和治学专长出发对民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发表见解。陈洪从还珠楼主对金庸的影响关系的事实认定与自我认定的差异中，探讨其中显见的承传关系与影响的焦虑心理，并从中总结共和国成立带来的政治结构变化对民国文化与民国文学的影响。王伟勇的发言总结了民国以来词总集编撰中凡例方面的利弊得失，并结合《全清词》佚收的姚祖振词与靳之隆《无逸词》以及简体字版《全宋词》，分析了附评、简注以及字体问题在凡例设置方面的意义，为未来词总集的编撰提出了良好建议。刘勇指出，依赖历史的观念而非政治观念的民国文学史观，有助于培育我们建史的开放视野和包容心态。民国文学进入编年史，可以使其在社会历史与文学经纬中更好的呈现广阔、丰富、复杂的原始景象和历史脉络。黄健认为，民国文学要在意义机制上做细致研究，文论未尝不是解释和接近民国独特内涵的一个快捷渠道，民国文论在西方知识立场的影响下，实现了从传统的点评式、经验式向现代的体系性、逻辑性、学理性的转换，并有力支持了民国文学的生产。

再次，会议也有对民国文学史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提出质疑的声音。孟繁华指出，囿于观念意识与思维能力的限制，任何一个时代的创新力都是有限的，文学史观的创新也是如此。他认为，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只能想象而不可经验的事情，诸如延安文学的处理等，都是民国文学史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文学史写作只有不断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才能趋近理想面貌。王力坚也认为，将台湾文学视为民国文学潜在隐形的发展脉络固然有其理由，但也有待商榷。崛起于台湾的乡土文学，在对抗战斗文学的冲击意识、继承反抗殖民文学的乡土传统、面对大陆迁台作家政治文化优势而产生的边缘心态的引导制约下，表现出明显的“去民国化”特点。

与会专家还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机制、典型现象、热点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王彬彬和肖鹰在反思解构的维度立场上，对当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现象表达了自己的认识与见解。王彬彬对以唐小兵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虽然这些研究者谙熟西方文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现代理论，其研究自有其特色与长处，但由于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缺乏全面系统的掌握，所以难免会对作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事件与文学事件关联性的把握上和认定上，欠缺科学性和准确性。肖鹰的发言仍是他一直关注的韩寒现象。他认为，韩寒的成名是大学教授、中国作协、萌芽杂志、南方系媒体酝酿和推动的“造神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能够完成得益于二○○○年后“反智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土壤。我们的文学史不但要写正面史，还要写反面史，在后一种历史中，韩寒可以进入文学史，其与文学权力、新媒体、资本积累之关系都是有关他的文学史应着重探讨的内容。

许子东与王尧对建国后文学体制的形成和运行发表了看法。许子东认为，建国后文学创作遵循的是计划文学的生产机制，它有诸多特征和功能，并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将作家纳入体制进行干部化管理;二是版税虽然取消，但稿费制度给作家带来的收益还是相当丰厚的，甚至回报率高于现在的港台作家。三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非常严肃的以流派风格为背景的文学论争在作协的文学评论系统中缺席，这有其不合理性，也有其规律性。王尧从“扩大的解放区”意识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他认为，延安解放区文学是中国现代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效的文学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把大陆作为一个扩大的解放区来管理的。虽然，在文艺政策与文艺研究的历史文献中，“新民主主义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两个范畴的使用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分界线的，但是它们在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表述中并无差异。

胡亚敏和车红梅对当代文学的一些文化素质和精神结构的特征、价值进行了探讨。胡亚敏的发言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大众化”的独特性，她指出，大众化自“五四”时被提出来后，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演变脉络可寻，中国语境中的“大众化”与西方文化工业体制下的“大众化”有所不同，它既有显在的乡土性，也有明显的实践性品格。中国的“大众化”实践在对高雅的抑制，对平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文化的蔑视的意识与作用上是需要反思的。车红梅对知青文学的历史精神与现实价值给予了关照，她认为，知青文学蕴含了历史时代和文学精神的双重特殊性，它的理想主义激情中所蕴含的对抗生活磨难的坚硬品质与超越精神，是值得我们打捞并将之作为弥补今天时代粗糙的可贵的思想资源的。

鲁迅研究也是本次学术论坛研讨的内容之一。与会专家的发言涉及了鲁迅学术史研究、鲁迅思想史研究、鲁迅史料研究、鲁迅与当代作家对比研究、鲁迅作品研究等。谭桂林的发言是对丸尾常喜鲁迅研究专著《耻辱与恢复》的评介。他认为，这种思路和方法，能够十分恰当地将鲁迅“民族的自我批评”和“生命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不但可在文本细读上有所创见，而且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严重匮乏。他同样指出丸尾研究及结论上值得商榷之处，一是过于关注细节分析，使主题上的宏大布局及其在叙事上的整体策略被忽略和掩盖。二是将鲁迅的婚姻体验归为庸人的耻辱感并不尽合适，将之视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体验和历史中间物的悲苦感，可能更接近真实的鲁迅。三是在结论上，不同意丸尾认定鲁迅在“耻辱”之后，在“民众认识”的温情与力量中走向了恢复，在“耻辱”之后，鲁迅的精神中还应有更为广淼浩茫的深层意识。代田智明将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南京和日本留学时期，接受了社会进化论，主张伦理的进化;“五四”时期，“自我牺牲”精神被注入到其进化论思想中;《呐喊》《彷徨》创作期，鲁迅体味着“进化论”裂变、崩溃的苦闷;获得了“同路人”身份时期，他在社会进化论方面生成了“中间物”意识;一九三四年以后，获得了独立“知识者”的立场。鲁迅进化论思想的特点在于:不专注于外部的进步与落后的判断，而是专注于自己在进化过程中的位置和进步落后与否的判定;始终坚守“立人”思想，对新时代的到来和新人的诞生充满期待;始终存在对“牺牲”与“灭亡”结果的预感。葛涛在会议上展示了萧军在延安时期发起学习和纪念鲁迅的一些历史活动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当时编写的鲁迅诗文目录，延安鲁艺鲁迅研究小组的活动，延安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写作的纪念鲁迅的文章，鲁迅研究会的消息、通知、启事等。王学谦的发言探讨了鲁迅和莫言创作的“家族性”相似。首先从文学身份上看，他们都喜欢用狂野的、异端的、邪恶的意象，以及令人震惊的修辞来象征和暗示，这背后是激烈峻急的个人主义情绪。其次，两位作家个性主义背后都具怀疑主义精神，这是其强大内心世界和精神存在的体现。最后，在历史和人性的书写上，都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李宝暻认为鲁迅的《雪》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的梦想的曲折反映，南方的雪是粘结而和谐的，北方的雪如粉、如沙，要么消化，要么奋飞，从牵扯物中脱走奋飞的北方的雪，传递着鲁迅对革命的表达和感知。阿Q画的脱位圆圈，恰昭示着要“奋飞”旋转乾坤的脱走。鲁迅的目的是要让敏感的读者看穿革命的本质，革命不能停歇。

与会专家还对东亚各国文化交流融合历史中的文化传播现象与文学叙事模式，以及台湾文化和文学发展中的个别问题进行了研讨。蔡辉振从文化传播与文学影响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对越南文化影响发生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特征，他指出，秦汉时期，越南以接受中国圣贤道德思想为主;两晋时期，越南崭露头角的歌谣诗体有着佛、道两家的思想内涵;隋唐时期，贤吏良士将大量中国文化与诗词传入越南，造就了越南文学的欣欣向荣，并为后代文学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朴宰雨在中韩两国跨国婚姻比例不断升高的背景下，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中韩跨国婚恋叙事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本特色。吴进安的发言是对清领时期台湾书院教育的研究和探讨，这一时期兴起的书院在台湾儒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既继承了闽学之传，发扬朱子微言大义，也对科举功名的公立教育进行了必要反思。书院教育的文化实践，对一八九五年后台湾文人精神气概中的春秋大义精神和高尚情操气节有重要塑造作用。白杨认为，台湾现代诗的描述终结于六十年代是不完整的，创刊六十余年的《创世纪》在一九七○年代后一直对之前的超现实主义进行修正而非颠覆，其诗论建设有两点实绩，第一是不以寻根为目的的向传统回归，第二是注重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思考民族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