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正

我仔细盘点过，在那座以姓氏冠名的村寨里，我父亲这一代人，识字者确实没有几个。族间的伯伯，一个念过私塾，一个参过军。族间的叔叔，一个当过社长（后来改称“社长”为“村民小组长”，毫不在意地透露了“上边”的傲慢），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过。就是这么两三个人，能认能写几个字。

父亲当过工人。从工地回故乡时，他用铁钉钉了三只笨重的木箱子，并在上面刷上了绿油漆。木箱子里藏着几十斤电线，铜芯的，带回了姑娘草坡，也就是他的出生地。然后，送到一个叫“青山”的地方，找那里一个也是姓徐的铜匠打成了两口吊锅。其中的一口，伴随父亲和母亲至今。另一口，分家时分给了大哥一家。木箱子里还有几个会议记录本，黑封皮的，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看见，它们尘封了二十多年。由于我们家在土瓦房里用木柴作燃料，满屋子的烟尘钻进木箱，将过去洁净的纸张熏染得陈旧不堪，彩色插图也变得暗淡极了。当时我才知道父亲不仅认识很多字，而且书写还很工整、流利。我开始觉得父亲和别的农民不一样，第一次对他肃然起敬。

现在想来，我那时对父亲的敬意，其实是对文字敬畏的转移。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父亲本人，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将文字奉为鬼神。这也许是，他们从工厂回来，很多有用的东西都不在了，却将看似无用的会议记录本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的，他们视文字为鬼神而非神灵。神灵是用来敬重的，鬼神则不同，常常是又敬又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