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涛

内容摘要：本文从家族企业演化理论的视角，对近代以来中国家族企业的流变进行梳理，比较分析聂氏家族和冯氏家族企业的演化历程。从中国家族企业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每次政权的更迭都造成了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利环境，家族企业在无干预的外部社会环境下发展的更好。通过对两个典型家族企业演化分析的比较得出，家族化、两权分离、优化传承、业务转移、寻租政治等都是认知模式的具体表现，新认知模式的形成是家族企业自身成功演化的关键。

关键词：认知 家族企业 环境 演化 比较分析

问题的提出

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在其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家族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据克林·盖尔西克等人的研究，最保守的估计认为由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至80%。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在美国，家族企业是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雇佣了劳动队伍总量的50%，占国民收入的40%。在日本，有223万家法人企业，其中公认的同族公司超过200万家，约占企业总数的95%。在欧洲，家族企业是最普遍的企业形式。其中，意大利大于95%，瑞典大于90%，西班牙85%，巴西是80%，英国是75%，葡萄牙是70%，西班牙是70%，瑞士是48%，瑞典是46%，法国最大的200家公司中有50%是家族企业，原联邦德国最大的150家公司中有48%是家族企业。在我国，改革开放后，90%私营企业都采用了家族企业组织和家族式管理。不仅如此，其它类型的企业，如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也大量存在家族式或泛家族式管理。

与家族企业的存在和贡献相比，尽管存在着诸如日本建筑产业中的金刚组（创办于公元578年），法国葡萄酒制造商夏德高兰（始建于公元1000年）这样的长寿家族企业，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的存活不能持久。根据Beckhard Richard和W.Gibb DyerJr（1983）的研究，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4年，大部分家族企业在10年后就消失了，其中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家族企业的数量还不足总量的13%。通过对张厚义（2005）等主编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分析得出，目前中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其中，只有40%的企业能存活5年，能存活10年以上的不超过15%。由于存活的年限较短，在我国家族企业还不能用代际的传承来衡量。为何中国家族企业存活大多不能持久，那些长寿的家族企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都做了什么？陈凌等（2012）指出虽然家族企业在我国源远流长，但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研究而言，目前学术上还是一个盲点和薄弱点。

家族企业演化理论

家族企业演化理论作为一种动态、关注过程的理论，是在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的结合下形成的。它通过两方面机制予以体现，一方面是环境选择机制，另一方面是认知学习机制。环境选择机制是核心机制，因为其承担了选择和淘汰的功能，并且也具有引诱和刺激认知学习机制的功能。认知学习机制是关键机制，因为其是家族企业能否准确感知环境变化做出正确抉择的保证，也是成为家族企业传承和死亡的分水岭。环境选择机制不言而喻，演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一切经济问题的产生，总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认知学习机制中的认知，是指人类通过推理、直觉或感知获取知识的心理过程和结构，或者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加工时形成想法的心理过程和结构，认知可谓是人类意识的最高层次和核心部分。新制度学派的诺思（2003）认为认知是行为人拥有的、用以解释外部环境的精神模式。而家族企业演化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贯的认知模式发生了变化—当家族企业环境发生变动时，家族企业在环境变动的迫使下不得不去适应环境，在适应环境变动的过程中，一些家族企业主动学习、寻求创新来适应环境，接受了新的知识和行为方式形成了新的认知模式，另一些家族企业被动随机的适应环境，没能接受新的知识和行为方式仍然保持一贯的认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在形成新认知模式的家族企业，具备了发生演化的必要条件，得到了生存和传承，继而成功的完成了演化，而那些没有能够及时改变一贯认知模式的家族企业，无法适应变动的环境，最终成为了被淘汰的对象，继而死亡。

中国家族企业的流变分析

近代以来中国家族企业的演化发展在政权更迭的环境下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分别是晚清洋务运动开端的家族企业建立时期、民国抗战环境下家族企业的动荡坎坷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家族企业的命运转折时期。

（一）晚清洋务运动开端的中国家族企业建立时期（1860-1926年）

在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开始萌生，由于晚清政治体制制约，对于发展私营商业抱着不信任的理念而采用官督商办，导致最初家族企业的萌芽以“创自商人尽商股，官夺商权难自主”的结果收场。直至甲午战后，官办主导的企业弊端严重、效率低下，且中国长期积弱积贫、贫富不均，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极其短缺，清政府不得不放开了对企业的督办，将企业通过向私人招股的方式逐渐转向私营，由于资本的硬性需要，主要有官僚背景的资本、大买办家族的资本和具有雄厚家族实力支撑的一般商人资本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真空。这些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契机，聂缉、张謇、严裕棠、唐廷枢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了其家族企业。除此之外，一些具有远见的企业家族，诸如荣氏家族、冯氏家族等也在这一时期白手起家。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民国政府建立之前，由于多政权并存、军阀混战，在统一政权统治力下降的环境下，各军阀相互竞争收买人心，中国家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

（二）民国抗战环境下中国家族企业的动荡坎坷时期（1926-1949年）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治理整顿混乱无序的经济秩序，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立法高潮。从1927 -1936年的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除此之外，还经常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各种经济条例、通令、章程等等。表面上这些法律、条令造就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事实上对企业往往起到的是直接的制约作用，尤其对一部分家族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挤压的结果。如1929年的《公司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和法人持股等方面，相对于1914年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条例》内容修订的特别多，为国有企业向其它企业的渗透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这时期很多家族企业中的国有势力重新得到了强化，一些本就有官僚背景的家族企业纷纷加进了新的国有股份，成为新的公私合办企业；一些原来没有国有势力的家族企业，也在这期间受到了时局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入了国有股份，如聂氏恒丰、简氏南洋等。抗战开始后，中国家族企业难以避免的受到战火的影响，绝大多数家族企业在这一时期被“日军接管”。面对时局动荡，一些家族企业主动寻租听任日当权者摆布，为其最终走向灭亡埋下伏笔；还有一些家族企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坚持立场，并积极在“军管理”环境下以及安全地区寻求发展，为其之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如荣氏家族、冯氏家族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军接管”企业的控制权又重新回到了原始家族的手中，尽管国共内战时期外部环境动荡，但对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却获得了一个无干预且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endprint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家族企业的命运转折时期（1949-1992年）

新中国成立最初的三年间，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控制情况基本没有发生改变，随着重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开始受到限制，经过公私合营的进一步改造后，家族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晚清民国时期的官商合办体制中家族企业的情况相比，那时的家族企业还能利用私股与官股进行一定的博弈，但这次公私合营对家族企业而言更为彻底，家族企业连博弈的机会都没有，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大陆的家族企业几乎全部消失，只有一小部分家族企业因为早先的明智抉择，避免了在环境变化的关键时期遭受灭亡的结局，如冯氏家族、包氏家族等。伴随着计划经济成为国家资源配置的手段，国有工厂、公社和生产队成为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此时，作为新时期家族企业发展的萌芽—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开始出现。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步发育，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家族企业得以复苏和发展，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批新的家族企业，如方太茅氏家族、万向鲁氏家族等。

典型中国家族企业的演化比较分析

聂氏家族和冯氏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家族企业演化的两种典型代表，前者从企业的建立到灭亡都没有脱离寻租政治的藩篱，后者通过合伙经营、白手起家，在每次环境变迁前都能摒弃惯例，形成新的认知模式，成为中国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代表。

（一）官有私化、寻租政治的代表—聂氏恒丰家族企业的演化分析

恒丰纺织新局最初是由1888年建立的官商合办华新纺织新局转化而来，聂家前后共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将官办纱厂变为私有。1890年曾国藩的女婿，聂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聂缉，出任上海道台兼办华新纺织新局，期间聂家账房徐子静获持华新纺织新局10%的股权。1899年聂缉槻查处徐子静将其所持华新股票没收官府后，以低价收购了徐所持股票，此后数年间聂家暗中逐步收购华新股票。到1905年聂家已拥有华新三分之二的股权，随即由聂缉儿子聂云台通过独资公司复泰租赁经营华新，至1908年租期届满后拍卖，聂家又用约4万两价款收购了其它三分之一的股权，将纱厂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至此聂家获得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纱厂的全部股权，企业家族化的演化暂时成功完成。

由于获得纱厂的过程一直是通过政治资源将官有变成私有，聂氏家族成员不具有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家族企业十年间基本没有发展。由于家厂不分，聂氏各家族成员都想从家族企业中获得利益，家族成员对企业控制权的多寡造成了获利的不均，使家族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聂家在1918年分家。除家族公用及部分特殊划分资产外共分九股，作为原主持人的聂云台只获得了全部股权的九分之一，聂母得九分之二，其它三分之二股权各兄弟几乎均分，通过股权重新分配聂家本想达到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的目的，但这次股权划分并没有规范家族企业控制权，反而使企业事务更多的受到了家族内部利益争夺的影响。从家族企业演化来看，这次析产本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以及家族优化传承的良好契机，但对于聂家的家族企业而言，这不过是一次家族成员间利益重新分配的内部斗争而已，没能为家族企业的演化做出任何贡献。

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36年聂氏家族将恒丰纱厂出租给有政治官僚背景的宋子文家族控制的中国棉纺织公司经营；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聂家与“国有”中纺公司的租约变成了恒丰纱厂与日商大康纱厂的合资经营，聂家主动出让股权给日本人，使纱厂成为了日本籍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聂家又请求与华东纺管局公私合营，在此期间聂家被定为资本家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到1954年恒丰纱厂被合营兼并，接着变成一个生产车间，聂家失去了对纱厂的所有权利，至此恒丰纱厂彻底消失，聂氏家族企业没能通过业务转移进一步完成演化，被淘汰继而灭亡。

（二）白手起家并洞察环境的代表—冯氏利丰家族企业的演化分析

目前，冯氏利丰集团已发展成为核心业务，涵盖出口贸易、经销及零售，市场遍布全球的具有百年商号的家族企业。1906年，冯氏家族企业创始人，担任广州宝兴瓷庄经理的冯柏燎，与瓷庄老板李道明合伙创办当时中国第一家华资对外出口贸易企业—利丰贸易公司。冯柏燎与李道明感情甚笃，“李”“冯”在公司权益分配上几乎相等，但冯柏燎权益相对较大，负责经营管理公司，李道明几乎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利丰已经发展成为当地规模较大的出口贸易商行。1943年冯柏燎病逝，利丰经营权传到冯家第二代手中，此时李道明认为新的领导层经营不当，要求银行冻结了利丰的账户，冯氏家族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信贷，后经银行调查没有认同李道明说法，恢复利丰财务运作，1946年李道明宣布退休，将所拥有的利丰股权全部卖给冯氏家族。自此，冯氏成功完成了利丰的家族化演化。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40余年间，冯氏家族在三代人的努力下完成了两项家族企业演化，顺利实行了家族企业初步的两权分离，成功进行了家族内部的优化传承。1946年，冯氏家族第二代成员对企业经营控制权进行了重新分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三位冯氏家族成员获得超过10%的股份，未在企业工作的五位家族成员获得不足10%的股权，剩余15%的股权作为家族公共财产。这次分家使家族企业控制权落在了有经营管理能力的部分家族成员的同时，保证了未参与经营的其他家族成员的利益，达到了不分割企业只分割股份的目的，完成了由两权合一到家族企业初步的两权分离。1988年，随着冯氏家族第三代传承人冯国经、冯国伦兄弟拥有的经纶公司成功收购利丰，冯氏家族第二代八个分支共同享有利丰的股权，直接汇总到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分支的后代手中，至此冯氏家族完成了由第二代到第三代的优化传承。

冯氏家族的前两代领导者，在企业发展的危机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家族企业在业务转移和寻租政治方面的演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5年，面对中国家族企业可能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家族企业创始人冯柏燎指派儿子冯汉柱到香港筹建利丰有限公司，毅然决定将企业从广州向外转移，这第一次业务转移使利丰遭受了较小的战争波及，为企业日后的发展保存了实力。在此之后，1950年、1968年及1972年三次遇到类似时局动荡的时候，家族第二代领导者都能通过转移业务带领企业走过难关。此外，冯氏家族非常注重政治资源的利用，在结交政府官员和社会权贵的同时，家族第二代领导者还担任多项政府和社会职务，这对利丰在1973年企业上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endprint

结论

纵观中国家族企业一百三十余年外部环境演变历程，晚清时期洋务改革派本想通过官办商业增强国家实力，结果对家族企业发展萌芽造成了不利影响，最终不得不放手让部分有官僚背景和实力较强的资本家得到建立家族企业的机会，没有统一政权干预的军阀混战时期给白手起家的家族企业带来了发展的良好契机。南京国民政权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民争利”，使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走入了“国进民退”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一直没有迎来一个自由的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家族企业彻底失去了生长的土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家族企业再一次获得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背景下，每一次统一干预的形成都希望能提升总体经济实力，但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而言，这造成的是不利的外部社会环境，无助于家族企业的顺利生长。

不利的外部环境使一大部分中国家族企业灭亡的同时，促使一部分家族企业成功完成了演化。聂氏是利用政治资源将官办企业逐渐私有化建立起的家族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聂氏形成了家族化的认知。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聂氏失去了家族企业两权分离、优化传承和业务转移等认知模式形成的机会，只是不断借助政治资源维持生存，始终没能跳出寻租政治这一贯的认知模式，最后没能完成进一步演化，在环境的变迁中遭到淘汰，走向灭亡。冯氏家族最初没有聂氏家族的政治优势，但在演化的过程中，冯氏将合伙企业家族化，利用政治资源发展家族企业，外部环境恶劣之前，没有因循守旧，形成了业务转移的认知模式，通过三代人的两次优化传承，顺利完成了两权分离的演化。比较两个家族企业的演化历程可以得出，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前提下，新认知模式的形成是家族企业自身成功演化的关键。

参考文献：

1.F.A. Hayek.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2.Beckhard，Richard，and Gibb Dyer Jr.Managing continuity in the family-owned business[J].Organizational Dynamics，1983，12（1）

3.Arthur T.Denzau and Douglass C.North.Shared Mental Models：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R].Working Papers for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3

4[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钟正生等译.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美]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编.张宁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C].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顾自安.制度演化的逻辑—基于认知进化与主体间性的考察[M].科学出版社，2011

7.甘德安.复杂性家族企业演化理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8.陈凌，李晓春，储小平著.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角色—过去、现在和未来[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9.潘必胜.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1895-195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0.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1.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5）[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陈凌，王河森.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发展与现代转型[J].管理世界，2012

13.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M].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14.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5.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6.李秀娟，李虹.富过三代[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7.哈特臣.锦霞满天—利丰发展的道路[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18.冯邦彦.百年利丰—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M].中信出版社，20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