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兰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面对“文革”造成的全国乱局，邓小平义无反顾地开始全面整顿，他从抓军队整顿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很快，他把目光转向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确实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林彪一伙在这里干了许多坏事。仅在总后机关，他们炮制出的所谓“反党集团”“特务集团”“特务叛国外逃集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就有35个，3500多人被立案审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总后副部长汤平和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等被迫害致死。显然，要整顿总后乱象，必须找一个和林彪集团、“四人帮”坚决斗争、且有相当资历的人，前去总后拨乱反正。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选中了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

“‘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汉军区组织演习的张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后，粟裕代表中央军委和他谈话。当时，军委有个六人小组，由叶剑英副主席牵头，负责调整干部和要地部署，粟裕是六人小组成员之一。解放战争中，粟裕负责三野各大战役的指挥，张震负责参谋工作，两人相交、相知甚深。一见面，粟裕开门见山：军委考虑，要你到总后当副部长，有什么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张震确实吃惊不小。他从未专门做过后勤工作，担心做不好。见张震有顾虑，粟裕便进一步点明：“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

谈话中，粟裕还着重讲了国内形势，说到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和邓小平同“上海帮”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经过一番恳谈，张震决定接受任命：“既然军委和小平同志已经确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

9月18日，张震前往总后机关报到。当时，军委对总后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部长仍由张宗逊担任，未配政治委员，副部长除张震之外，还有贺诚、张令彬（挂职治病）、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等，还增设了顾问，有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了解基本情况后，张震马上信心倍增：这个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老红军，都有长期的斗争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还是他的老上级，张宗逊红军时期就当过他们师的师长。他相信，只要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军委的领导下，是可以把后勤工作做好的。

张震到职不久，叶剑英副主席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自‘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中央先后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主持调查。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所以，总后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全军后勤的建设，任务都相当重。”

此时此刻，张震更加感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对自己的信任与重托。在总后8位副部长中，军委将他摆在了第一位，同时担任总后党委副书记，协助张宗逊部长抓全盘工作，并且参加三总部联席会议，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

张震还是那个老习惯，到一个新单位，总会先做些调查研究。到任伊始，张震首先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同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查阅有关文件和历史资料。调研中，他了解到，自“文革”以来，总后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许多好的传统丢掉了，影响到后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0世纪70年代前期，每年全军的经费并不多，仅100多亿元，却买不到装备，装备费老是用不完。由于装备费用不完，王洪文插手总后，把一部分钱拿到上海，购买当地生产的枪炮。对于这事，张震最为揪心。

对于“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勾结，张震也有深切的感受。总后党委也曾作出决定，要调整16名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刚刚行动，“四人帮”就公开插手，为这些人翻案，使问题拖了下来。

“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

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张震面临着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当时，总后机关对干部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么办？张震心里也犯嘀咕。于是，他决定抓一下总后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挤时间到一些单位了解情况，找一些干部谈心，争取多一点发言权。

1975年下半年，在张震等总后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总后的局面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形势发生逆转。11月，“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矛头指向邓小平。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张震等人站稳了脚跟。

在一次会议上，张震见到了邓小平。由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见面，张震印象特别清晰：邓小平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张震问邓小平身体好吗？邓小平说：还好。张震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接张震的话题。虽然没有深谈，但张震的真切关心，无疑打动了邓小平。

后来，“教育革命大辩论”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纲的“调门”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处插手，诬陷邓小平，迫使整顿军队的工作停顿下来。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总后的工作，总后党委原来设想的工作安排，都难以按计划进行。总后的整顿工作，被迫停顿。

对“四人帮”的一些言行，张震和一些同志进行了抵制。在总后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张震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讲了后勤战线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江青一伙极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吊唁，并责成各单位负责。于是，张震等决定在总后大礼堂为周总理设立灵堂，组织所属人员佩戴黑纱，分批吊唁，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当时，“四人帮”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们不满的言论，当做“政治谣言”，严令各单位“追查”。显然，一旦查到谁头上，谁就得遭殃。于是，张震就给副政委曹思明打招呼说：“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因此，总后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张震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

“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粉碎“四人帮”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张震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揭批“四人帮”斗争开始时，情况非常复杂。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面对这种情况，张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了种种谬论，只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才能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总后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

在总后党委会上，张震还多次讲过，清查工作必须把握两点：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张震把握政策公允，得到了党委多数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张宗逊生病期间，由张震主持总后的工作。6月29日，还未复出的邓小平找张震谈话，主要是了解总后的情况。谈话间，他对总后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震说：要用5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和邓小平一席长谈，让张震感到总后整顿的紧迫性。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感觉担子更重了，心里很是着急，下决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分清总后的路线是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全力抓好全军的后勤建设。

对于总后的整顿如何开展，张震一度比较纠结，也遭到质疑。他认为，从总后的实际出发，不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不彻底揭批林彪一伙对总后建设的破坏，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但是，这一想法对不对？他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他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人得知他有上述想法，说他是“两箭齐发”，“另搞一套”。

经过反复考虑，张震决定给邓小平写信，汇报总后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12月1日，他代表总后党委常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总后揭批查运动的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建议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对于这封信，邓小平很重视。12月2日上午，他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电话回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他还将张震的信批转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江东兴一阅。为了不耽误工作，他还让秘书王瑞林打来电话，表示“先这样办”。

有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增添了张震做好工作的信心，他立即主持召开总后党委会，传达、学习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在他看来，“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

那个时候，总后的领导班子不够健全。1977年夏天，邓小平曾同张震谈过加强总后领导班子，说军委正在考虑政治委员的人选，其中一位是王平，想听听张震的意见。张震希望王平同志能来更好一些。张震和王平曾一起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张震任院长，王平任政治委员，在张震眼里，王平政治上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风民主，完全可以配合好。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平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次年2月，中央军委又任命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在党内，王平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张震为第二书记。

经过这次调整，总后领导班子的思想更加统一，领导力量明显加强。张震决心在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的问题，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彻底摘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张震先后召开了4次万人大会，广泛宣传要把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问题串在一起查。

在总后揭批查运动中，张震遇到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总后领导班子内个别同志的问题。对此，张震客观地指出：“这位同志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确有错误。”“当时，上面对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说他的核心问题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边，并且不断催我们报材料。”因此，他坚决主张慎重行事，说：“根据掌握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位同志的错误，既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调子，同时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干部。”“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总后清查与林彪集团、“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较多，高达3000余人。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张震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人，只要讲清了问题，吸取了教训，就及时予以解脱。到了运动后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另外，通过边清查、边调整，还选拔了一批政治表现好、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进入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总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

“文革”中，由于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在总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段时间，张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来访的干部、群众。有时，他在大院里走着，突然就有人跪在他面前，高声喊冤，申诉自己和亲人遭受迫害的情况。为了尽快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总后专门成立了甄别平反办公室，集中审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总后党委领导下，总后所属单位分别给2754名干部群众和113个假集团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总后在首都体育馆隆重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与会人数达1.3万多人，大会由张震主持。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为李聚奎、洪学智、饶正锡、贺诚、汤平、彭嘉庆、李耀、李雪三、傅连暲等829人平反昭雪。

回顾总后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震曾经说过：“这样处理问题比较稳妥，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同时，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端正了组织路线，激发了广大官兵献身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军后勤建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总后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从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么，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篇文章，党内出现了尖锐争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引起了张震的关注。他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觉得阐述的观点是对的。他认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不怕接受实践的检验。他和政委王平就此交换过看法，一致持赞成的态度，表示要出来讲话，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从当时总后机关、部队的思想状况看，有些同志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对实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有些想不通，个别人甚至有抵触情绪。于是，在总后党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张震、王平针对干部队伍的上述思想状况，反复讲清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带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作风，做好工作。当时，这在全军大单位中是开展得比较早的。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震被分在东北组。陈云也编在这个组，大家讨论得很热烈。12月4日的小组会上，张震再次谈了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我认为，我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每条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作出战略决策，从来都是根据实际来决定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总是及时改变决心，修改计划，作出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决定。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发现自己的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也能够及时改变。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组发言简报，邓小平称赞说：“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看来，总后的思想路线也对头了！”

1980年1月，张震调任副总参谋长。回顾自己军旅生涯的不断进步，张震曾这样说过：“在总后的近5年艰苦工作，使我应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我进入战略决策层奠定了基础！”

编后语：2014年10月5日是张震将军百岁寿诞，本刊特发3篇文章，以回顾他英勇善战的革命经历和拨乱反正时的不辱使命，以及他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