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芳+俞剑英

陈云先后四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和红军进行长征的情况，接下来三次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出访苏联，一次秘密访问越南。此外，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还由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并经过一个月的辗转颠簸，到达临江，指挥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陈云在党的关键时刻四次跨出国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5年6月，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受命只身到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但是，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在上海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下，陈云决定启程远赴苏联。陈云后来回忆说：“我和陈潭秋同志去苏联是在1935年夏天，记得当时天气炎热，我穿着绸衬衫。同去的有杨之华同志及何叔衡同志的女儿，一共七八个人。”

当时，如何去苏联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宋庆龄和国际友人马海德等多位同志的帮助下，陈云先乘船到达海参葳，再乘火车，到莫斯科时已是9月上旬。后来，陈云以《回忆与潭秋同志同赴苏联》为题，记述了从上海到莫斯科的具体行程。“我们从上海动身，秘密地乘一艘苏联客船到达海参葳。在海参葳登陆后，苏方为了掩护我们，由他们的公安人员持枪装作押送走私犯的样子，把我们押送到海参葳公安局。在公安局我们都换上了西装，休息两天后，即乘火车赴莫斯科。”在苏联期间，陈云化名“史平”。在莫斯科工作、学习一年多的经历，给陈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提到苏联留在他记忆深处的一些细节。1960年10月21日，陈云在河南考察期间谈到：“1935年我去苏联，可以买到鸡蛋、猪肉、牛肉，饭馆里可以买到牛奶。”1942年、1988年，陈云回忆过在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学习英语的一些具体情况。

这是陈云第一次出国，尤其是到他参加革命后一心向往的苏联，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抵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陈云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见。随后，陈云和其他同志一起，由已在苏联工作两年多的康生带领到苏联各地参观。

10月9日，陈云等与其他10人一起受党选派进入列宁学校学习。列宁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陈云等11人组成特别小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这是参加革命以来陈云第一次进校学习，他如饥似渴，勤奋刻苦，除学习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外，在以前商务印书馆学习过英文的基础上，再次学习了英文。他“每天记30个英文单词，几个月后，就能看莫斯科的英文版每日新闻，会话也能说些‘洋泾浜了”。翌年5月，陈云获得了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称号。这为后来陈云具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系统阐述长征过程的最早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根据亲身经历，把长征分为4个阶段进行详细介绍，并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分析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长征前，主要是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5个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在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陈云一一作了答复。陈云的报告详细、客观、平实，对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陈云的这次汇报是成功的。后来，这个报告被人整理成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发表，和几乎同时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珍贵文献。

1936年2月，陈云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曼努伊尔斯基同王明等9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同时应考虑各校不同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该计划和大纲应极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久，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聘请陈云担任党建、工会建设代理副教授。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共产国际培养亚洲国家革命者的学校，其中的第八分校是共产国际为专门培养中国东北抗联干部而设立的学校，学员约有二三百名。由于陈云实践经验丰富，又刚刚从国内战场上来，因此，他讲授的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等内容很受学员欢迎。

除了紧张的学习和教学生活外，陈云还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陈云先后撰写了《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是真话还是谎话》《一个深晚》《“诚意”和“基本准备”》等多篇文章，发表在《救国时报》《全民月刊》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中共中央代表团，陈云任团长，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即西路军）。代表团组成后，陈云一行曾在共产国际留克斯饭店集中3天，并通过季米特洛夫向苏共中央要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12月8日，陈云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途经阿拉木图来到苏中边界靠近新疆的小镇霍尔果斯，住在苏军一位中校军官家中。在霍尔果斯停留的4个月里，陈云带领代表团成员工作、学习、练字，时时处处体现了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和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的领导形象。

1937年4月，陈云到达新疆后，又通过苏联总顾问和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建立的良好关系，迫使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答应了西路军余部保留独立建制和就地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等要求，胜利完成了接应西路军的任务。

在苏联工作、学习一年多时间里，陈云先后扮演中共代表、学生、教师等角色，为将来致力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积淀了丰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出访苏联获援一五计划

1952年，陈云再次跨出国门。8月15日，陈云、李富春等随周恩来启程赴苏访问，以征求苏联政府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并商谈有关援助的问题。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副总参谋长粟裕，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等60人。“这次访问是中国继毛泽东1949年底到1950年初访问莫斯科之后第二次重大的国事活动，是中苏两国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一次重要的谈判。”

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乘3架飞机，于17日抵达莫斯科，分别入住莫斯科郊区国宾别墅和离迪纳莫体育场不远的苏维埃旅馆。

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十分重视中国代表团的来访，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等人到机场迎接，并同中国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0日，陈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与斯大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双方就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交换问题、中蒙铁路修建问题、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问题，以及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21日晚上、8月27日晚上、9月1日、8日，陈云出席了与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的4次会谈，会谈主题是8月20日会谈内容的进一步沟通和了解，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及实施方案和措施。8月22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随周恩来拜访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8月23日，把翻译好的报告提纲等送交斯大林。8月24日，陈云同中国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祭扫列宁墓。

9月3日，斯大林看完文件材料后约见中国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斯大林肯定了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就中国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斯大林认为，中国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较为勉强，建议降到15%或14%，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对意外困难。陈云同周恩来等都感到：“五年计划的速度下降至每年15%及生产计划每年定在20%以上以使留有后备力量，这个意见是极其重要的。”陈云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直强调把这一条作为一五计划重要的指导思想。

陈云不仅协助周恩来同苏联政府会谈，而且同国内中财委也保持密切联系，随时给中财委通报会谈进展情况。9月9日，陈云起草同李富春致薄一波、叶季壮电文，指出：“苏方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对我们五年计划的新设计项目加以核算，无论核算结果如何，五年的对苏出口计划不应变更，以使我国外汇情况处于主动地位。我方对外贸易谈判费时所以较多，原因是事先准备不充分。今后，在国内要先把出入口的货单综合好，准备好对苏公文，这样就可迅速签订协议。”

9月10日至12日，陈云同中国代表团成员赴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了面粉厂、化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工人文化福利设施、工人新村等，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遗址、法西斯侵略军的指挥大厦地下室。11日，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工程。由于会谈紧张、旅途劳顿、天气不适应，陈云在参观完伏尔加-顿河运河回到莫斯科后就感冒生病了，因此12日的晚宴和15日的会谈，陈云未能参加。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与苏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建设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专家和技术支持。至9月22日，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周恩来、陈云等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留在莫斯科，与苏联协商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助的具体谈判和落实事宜。

回国后的陈云，也顾不上虚弱的身体，全力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

秘密访问越南

1956年4月1日至6日，陈云在越南进行了为期5天的不公开访问。这次陈云单独出访，是履行中越双方1955年的约定。1955年6月，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3天的访问，具体商谈需要中国援助的一些项目。中越双方约定：“派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米高扬同志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去河内。”

1956年3月中旬，接到苏共中央关于米高扬将到越南公开访问的通知后，中共中央立刻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考虑到陈云同志不需要参加公开的集会，也不需要由苏、越、中三国发表什么共同的文件，所以，我们意见，陈云同志这次去河内将采取不公开的形式。”越南劳动党中央立即复电：“欢迎陈云同志以不公开的形式来河内。”

陈云这次走出国门访问越南，既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也带有一定的经济任务。为了这次出访，陈云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体现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当时，越南正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中国和苏联都派专家到越南帮助建设。在安排中国专家到越南工作这件事上，陈云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在同王稼祥、李先念、叶季壮、方毅讨论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为加强在越专家和技术人员的领导与管理，拟在对外贸易部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局”，“在越设立一派出机构”，称为“对外经济联络局驻越南代表处”。陈云还指出：“派出的专家要少而精，我们在业务上没有什么把握的部门不派”，“我们在业务上虽有把握，但估计越南已能独立工作的部门也不派”；“中苏双方都不要提出以中国或以苏联为主的问题，而应强调由越南自己作主。只要越南自己作主起来，事情就好办。”中共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并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拟在越南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局越南代表处，成为越南大使馆的一部分”，“拟任命方毅同志担任该代表处的代表”。

接到出访越南的消息后，陈云立即专门致电代表处负责人方毅，请他在中国专家中间收集一下越南方面可能提出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以便到达越南后事先研究一下。果然不出陈云所料，4月1日陈云到越南后的当晚，胡志明就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专家是好的，但中国专家应提参考性意见，近来中国专家过分谨慎了。”

对此，陈云根据事先的调查研究明确指出：“中国专家能看得到的意见是应该提的，所以意见不一定正确，只供越南劳动党中央参考。”他还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对于一切问题不是什么中国专家为主，必须以越南劳动党政治局为主。”通过交谈，胡志明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4月2日，米高扬抵达河内。到4月5日，陈云和米高扬一起同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5次会谈。这5次会谈，都是米高扬主讲，陈云只作一些插话。在这期间，陈云还应邀单独同越南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3次会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他们提出了9个有关财经工作方面的问题请陈云解答，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增产措施及开荒、改造私营工商业、稳定物价、资金积累、货币流通量及货币发行、财经机构的设立等。

后来，由于米高扬在越南的停留时间比预定的缩短了一天，陈云只回答了前3个问题。对此，越方表示十分可惜。在回答前3个问题的过程中，陈云根据中国发展工业、农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再根据他所掌握的越南的基本情况，提出了一些意见和看法。不过，陈云始终强调要结合越南方面的实际情况，并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代出主意。”陈云的回答客观、全面、切实可行，有建议，有分析，有提醒，十分中肯。比如，关于越南工业化道路问题，陈云说：他到河内百货公司干部服务部参观后，了解到越南货很少，质量也差，外国货主要是法国货很多。可以说，曾经是殖民地的越南，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什么轻工业。陈云建议：越南可以选择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办法。可考虑按日用品工业、有原料并有销路的出口品工业、必须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个次序来使用力量发展工业。日用品工业容易办，得利大，收效快。办这样的工业，可以为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同时可以进一步解决城市职工的就业问题。

越南方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并在陈云访越后，向中国提出请求援助13个轻工业工厂的项目，获得了中国的同意。7月13日，周恩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5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决议：“同意接受越南的要求，立即派轻工业小组去越南对他们请求援助的项目进行研究。”

陈云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在中越友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访问中强调的越南建设要由越南自己作主，要按照越南的实际情况办事的建议，体现了他关于经济建设要考虑国情的一贯思想，更体现了他无私的国际共产主义情怀。此后，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又到中国访问，也曾多次会见陈云，并就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赴苏参加经互会会议

1958年5月19日，陈云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列席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大会。“此次中央为中国代表团拟定的方针是，出席会议，了解情况。”中国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应邀列席参加此次会议。

经互会，全称经济互助委员会，是1949年4月成立的，以苏联为首的6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同组织建立的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其宗旨是通过联合和协调各成员国的力量，促进各成员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加速其经济技术进步，提高工业不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各成员国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福利。经互会事实上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抗的产物，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第二大国却没有加入经互会组织，主要是当时毛泽东考虑到假如加入经互会，我国经济发展上会受到诸多限制，而且可能带来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妨碍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

5月20日至23日，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正式召开，参会的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代表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以及各国的长期经济计划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言强调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协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后，陈云也作了发言，对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协作表示支持，表达了195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的立场。

在与会成员国谈到要统一市场、统一定价时，陈云告诫随团同志：“不要其他国家代表说什么，我们也跟着说什么，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则。”陈云对于苏联提出的一套有利于自身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价格的方案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在代表团草拟的意见稿上画一个长长的红杠，认为这一点需要重新考虑。正因为以陈云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不平等定价原则，苏联在社会主义市场统一定价问题上才未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结果。

5月24日至27日，华沙友好互助条约缔约国政府首脑级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受中央委派，陈云、李富春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这次会议。27日，陈云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他表示，“华沙条约缔约国在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将永远得到6亿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陈云还指出，“在这一段时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国际形势中，已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了”。至于中国政府对会议的态度和看法，陈云这样说道：“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各项和平措施。此时召开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就进一步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的重要措施进行讨论，是完全适时的和必要的。”陈云进一步指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个成员国在老大哥苏联的支持、帮助和引领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也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中国人民目前进行的工农业的‘大跃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定会被人民从地球上消灭”。

5月31日，陈云由莫斯科回到北京，并带回来会议文件，其中包括关于专业化和协作的决议，各国领导人的发言稿等。

陈云四次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出国门与世界交流的缩影，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反映了陈云在中国外交方面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