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矮堡主

说起阿尔弗莱德·华莱士，我们就会想起达尔文和进化论，正是他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达尔文，才促使达尔文发表了自己的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而华莱士也被人看作是与达尔文共同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者，于是名垂青史。

在普通公众看来，华莱士绝对是达尔文的拥趸，是除了达尔文之外最了解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人。但实际上，华莱士的思想和达尔文差别很大，两人相识相知之后，是漫长的思想辩论。

两人都提出了生物彼此生存竞争，通过自然选择的机制，生物不断进化的思想。这是他们理论的相同之处。但是，达尔文认为，促使生物进化可能有许多机制，自然选择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性选择就是另一种能够让生物进化的机制。雄性鹿为了赢得与雌性鹿的交配权而彼此竞争，它们用来搏斗的角变得越来越大；而雌性反过来也会选择更加强壮的雄性。说到底，性选择是由生物自身产生的机制，和外部自然界的选择无关。

华莱士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自然选择就可以完全解释生物进化，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进化机制。性选择肯定会产生不利于生物生存的一些特征，比如过于巨大的鹿角肯定不利于雄鹿在遭遇天敌捕猎时逃命，因此最终，雄鹿的鹿角长到多大合适，还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自然选择塑造了生物的每一个细小的特征，打造了各种在自然界中不断变得完美的生物。

华莱士对于自然选择的绝对坚持，让他坚信生物的进化是有方向的，那个方向就是变得越来越适应自然，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完美。而达尔文坚持进化机制有多种，生物进化并无方向，生物不会变得完美。

关于进化机制的分歧，只是两人另一巨大理论分歧的前奏而已。在关于人类起源特别是人脑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两人观点截然相反。达尔文认为，人脑和人的其他器官一样，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机制来产生，同其他生物相比，人脑的进化机制没什么特殊的，人类的进化机制也没什么特殊的。达尔文提出，人类可能是从猿猴一点点进化而来，因此人脑也是从猿猴的大脑通过自然选择等机制进化而来的。

令人惊讶的是，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唯一机制的华莱士，竟然不同意人脑是自然选择产生的。他认为，自然选择只是塑造了其他各种生物，甚至塑造了人的肉体，但是人的智力和道德这种精神层面的事物，绝对不可能由自然选择产生出来。

华莱士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当然要拿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从解剖学上，华莱士发现欧洲人与其他“野蛮人”的脑量并没有什么差别，大脑复杂性也一样。而且从文化上，“野蛮人”通过训练，也能很好地掌握欧洲人擅长的各种乐器，他们能够很好地演奏现代音乐。所以，从“野蛮人”的大脑和欧洲人的大脑之间，看不到进化的痕迹。因此，作为负责智慧和思想的器官，大脑并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今天的我们不要嘲笑华莱士的推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欧洲人的确把许多其他民族看作是“野蛮人”，认为后者在进化上落后于自己。华莱士尊重观察事实，承认两类人的大脑并无区别，他是19世纪欧洲为数不多的非种族主义者，许多同时代的欧洲种族主义者罔顾事实，认为“野蛮人”的脑量应该比自己小，智力比自己低。

华莱士的问题在于，他太强调人类智慧和思想的特殊性了，难以相信作为智慧和思想载体的大脑会被自然选择“鼓捣”出来。实际上，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并不会明确地向着拥有更高智慧的方向改变，但是大脑在应对自然界的各种选择压力的过程中，的确在不断被选择，某些大脑的改变适应了自然环境，而且恰好还带来了更多的脑量和更复杂的大脑结构，而且这样的改变恰好让人类更加适应自然环境，于是这些特征保留下来，人脑就这样进化出来了。达尔文就是这样认为的。

既然华莱士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唯一机制，而人脑又不能从自然选择中产生，那人脑是谁“鼓捣”出来的呢？

华莱士给出的答案是，这必然是更高层次的智慧直接创造出来的。他曾经说：“一个更优越的智慧指导着人类，按一定的方向，向着一定的目标发展。”华莱士倒是并没有直接说，人类是上帝或者某个神创造的，但他相信宇宙中有比人类更加智慧的事物存在，人脑就是它制造出来的。至于人们愿意把这个事物称作上帝、神还是外星人，悉听尊便。

达尔文既然认为自然选择可以让人脑进化出来，自然也就认为智慧和思想也是进化的产物，是人脑脑量和复杂性带来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更加智慧的事物“注入”给人类的。所以人们常说达尔文怀疑上帝的存在，这并不奇怪。如果所有的事物，包括智慧和思想都可以从自然界中进化出来，就不需要再设定个创造世界的上帝这个职位了。

在其他生物的进化问题上，华莱士比达尔文更迷恋自然选择的力量；在人类的进化问题上，华莱士则完全抛弃了自然选择的力量。华莱士版本的进化论比达尔文自己的进化论多走了两步。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那么华莱士的观点是真理还是谬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