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皓丹

[摘 要]明治初年，万国公法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指导思想，以万国公法为原则，日朝关系经历了从传统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其中，宫本小一的《朝鲜论》批驳了政府旧有的外交观念，要求重新在国际法秩序的基础上认识日朝关系，奠定了日本吞并朝鲜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万国公法；日朝关系；宫本小一；《朝鲜论》

一、万国公法下的条约体制

1853年美舰叩关，《日美亲善条约》签订，日本被迫卷入以条约体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中，“夷狄禽兽之异人，携文明利器胁迫开港，言必称国际法。”（1）幕府开国，外交成为事关独立大业的核心问题。鉴于此，“万国公法（国际法）思想成为开国论的指导原理，……也成为当局必须研究的功课。”事实上，它也是日本“最初移入的欧美法制思想。”

明治维新之初，百废待举，面临对内建立中央集权、振兴经济、文明开化，对外修正不平等条约、获得国家完全独立的双重改革任务。新政府不但接受了万国公法，并且将其作为外交行为的准则。这就赋予了《万国公法》于知识以外的政治含义。“西洋的公法在当时恰恰犹如宗教的经典，以权威的身份获得广泛阅读。”因此明治元年正月，天皇以敕令的名义通知各国公使“外国交际之仪，以宇内之公法处理，”同年二月示谕“斟酌采用皇国固有之国体与万国公法”接待外国公使来朝。

特别是1865年东京开成翻译所翻刻了中文版《万国公法》，“日译本、训读本、训点本、注释本也相继出版，”它对于日本政界、学界了解万国公法具有重大意义，“自此我锁国独栖之公民开始了解与各国交流之条规，有识之士争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