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余英时先生为董桥先生主编的《明报月刊》“中国的情怀”专栏写了一篇乡愁浸透纸背的随笔，题为“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其中讲到了一个佛经中陀山鹦鹉的故事：“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翼，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余先生并说，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所透露的情怀，与中国士大夫“志于道”的精神是相契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等格言，都出于同一种情怀。而更为感人的是，陀山鹦鹉所为是出于一种对于故土的深情和眷恋。1978年，余先生回访阔别了二十九年的故土，后来记叙说：“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

一个月的故国神游之后，余先生写下的一首七绝最为精致地体现了海外游子的乡愁：“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同样情形，1972年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之后，唐德刚先生便迫不急待从加拿大绕道回访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故国，“当飞机进入中国领空，面对久违的故乡山河，唐德刚异常激动，用手绢掩面去卫生间大哭一场”。

唐先生说：“不幸而逋逃海外，朋友，我们哪一个人没有一本难念的经。捧着这本难念的经，在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条件之下，再回到你生长的地方，你情感上能没有强烈的反应吗？”1938年，唐德刚还是一个中学生，随学校三千学生从安徽逃难到湖北，第一个夜晚星月之下就在黄鹤楼前的花岗岩石广场上露宿。“上有清风明月，下有浩浩江流，就在这诗情画意之间，我们这群孩子，便呼呼大睡了。我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暖暖的。原来已是日高三丈。揉眼四顾，发现周围全是人腿。我就睡在人腿如林之中”。原来白天那广场已是一个露天茶馆了。更妙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唐先生随星云法师到黄鹤楼故地重游，他又去寻觅那块曾经在上面睡过的石头，在大致的方位上，“看看来往仕女的大腿，碰碰腿下面的石头，真是石板如旧而人腿全非！”随后即兴口占一首七绝，诗曰：“机声弹影忆当年，曾在楼前石上眠，黄鹤既飞不复返，谁知今日又飞回。”

余先生说“城郭如故人民非”，而唐先生更是诙谐地说“石板如旧而人腿全非”，正是这种亲身经历的沧桑之感，促成了他们悠远绵长的文化乡愁。

余生也晚，没有两位大师在国内时的那种惊心动魄经历。然而回想起来，近年来我的几次故国神游则可以说是这本烟雨乡愁的写作灵感源泉。

2010年的上海世博之行是我第四次故国之旅，也是一次让我深刻体味到什么是乡愁的海上之游。10月底，我踏着世博会的尾巴来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上海城：整修一新的外白渡桥上彩灯如梦如幻，红，紫，绿，蓝，黄，把苏州河口染成了一个犹如是魔幻的龙头。淮海中路和浦东世纪大道上两边的梧桐树则披着绿色的灯光，树上还缀满了红色的小灯笼，车行在路上仿佛是穿越过一片绿野仙踪。世博的太虚幻境更是属于刻意营造的梦幻世界；外滩的万家灯火也在营造一层层的梦，从南边的外白渡桥的五六种色彩的灯光，经艳魅的东方明珠，绿顶的和平饭店北楼，到眼花缭乱的海关钟楼，再到后现代的莲花大楼，至少有五层深的艳丽之梦。然而连同南京东路和淮海中路上各种花俏妩媚的霓虹广告和招牌，太多的梦幻世界似乎是刻意营造的……

11月10日晚，好友许纪霖、严博非和陈克艰三位上海滩知识界大侠，专程赶到我下榻的徐汇区的一家餐馆小叙。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席间纪霖兄得知，我在工作之余，读书耕耘有加，便随兴对我说了一句：“美国待你如此优厚，你还要批评美国。”我无言以对，只是说：“兄长的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境！”

我在心中欲吐又隐的一番话是：“我在美国的大公司里不过是一个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见的螺丝钉。螺丝钉只有工具价值，对我的小天地以外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大隐隐于市，而我不过是小隐隐于大公司。”我那年在《读书》第十期上的那篇文章的主题恰恰是：“美国的民主也不过是模仿一个大公司的管制模式。”国内的公知们似乎还难以实地体察到，有一些“普世问题”（Universal Issues）同样司空见惯地存在于世界发达国家，比如巨大的贫富收入不均，无权者的尊严和权益得不到保障，公民的自由常常受到侵犯，以及无处不在的隐含歧视；美国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百分之十五以上，整个欧洲更是高于百分之二十。发达国家在向不发达国家推销“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之时，同样常常是为了面子而掩盖自己的“普世问题”。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给香港《苹果树下》专栏写了一组政治小品文，收在本书里成为“沉疴遍地的国土”一文，主要便是想引起读者对那些“普世问题”有所思考。读者当能理解，批评美国不是不爱美国，而恰恰是希望美国变得更加人人机会平等，更加尊重人，更加公平。

次日（11月11日）一早，一位友人陪我去游览了苏州的寒山寺。上午观赏了枫泊桥，爬了足有七层高的塔楼，撞了闻名于世的寒山寺大钟；下午则在寒山寺对面一家笼罩着蒙蒙禅意的茶馆中坐了一整下午，聊一些悲欢离合的琐事。一潭池水上漂着满满的荷叶，四周则是清竹和张继诗的多座碑帖。那份四周的幽静和心中的馨香此前还从来没有体会过；惭愧在上海居住了三十多年，居然从来不知道方圆一百里之内就有如此宁静悠远的人间桃园。

此前曾与王焱先生电话联系，得知《狐狸的情书》一文虽经王兄多次努力，还是未能排上《读书》杂志，将刊于《社会学家茶座》。回国之后不久又写了《人生若只如初见》，《故国神游》和《点点乡愁烟雨中》等抒情随笔，脑际中常常萦回着寒山寺迷蒙的云雾，茶馆中悠远的禅意，人生中霎那间的惊鸿一瞥。

2012年马丁·路德金假日（1月17日）刚过，在花期银行做了十二年的主机电脑螺丝钉之后，我终于被当作一件无用的工具而辞退了。老实说，来到美国二十年了，再一次失业后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痛快，不用每天去操心那些琐碎枯燥的电脑程序，也无须去应付那些装腔作势的工头和老板的脸色；每天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了，短期内仿佛回到了出国前不用坐班的那种天堂日子。刚失业灵感即如泉涌，一两天里很快写完了带着蓝色乡愁的《海上鹭鸶的表现主义海派画》一文。春寒陡峭的日子里，我又一口气读完了英国艺术史家罗斯金的《巴黎的评判——印象派诞生的革命性十年》，随即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画布上的恶之花》随笔。从罗斯金的那本书中读到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细节，如一个模特儿和体面的专业人士的年收入，花都卖身女子的数字，比枯燥的历史书还要详尽。那两篇随笔都是在一种“有闲”的兴致下一气写成的文字，蕴含着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情；尤其是“海派画”一文，字里行间仿佛有一种微醉之后的“神怪之语”。endprint

等到3月百花烂漫之际，我再一次踏上故土作了为期一月的神游。此次故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是北京。住在金鱼胡同与王府井交界的一家旅店里，举目所见，与我1989年底见到的北京真可谓是面目全非了：在金鱼胡同上坐北面南，正对面是一家中式颇有气派的半岛酒店，正门树立着一片巨大的紫花楼牌，东面几百米之外则是超级豪华洋气的“和平饭店”，朝东的斜对面是一座在巴黎司空见惯的巴洛克式建筑，西边则是人山人海的各种超级高档商场，以及古色中掺有今香的王府井大街。那些玻璃建筑的最新超级商场的外墙上到处都是欧美名牌的各种时髦款式，而这类标着天价的花绿名牌商品，对一般平民百姓来说，则犹如是种种朦胧的迷梦漂浮在蓬莱仙阁的云雾之中。我在当年4月19日的一条微博上写道：“今日皇城王府井大街，已经全被消费主义的文化所占领：四角都是巨型的购物中心，各种西方的大名牌，Cartier，Channel，Lacoste，抢夺着人们的眼球。然而最妙的是，从王府井大街到金鱼胡同，法国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与牌楼门面的半岛酒店，争奇斗艳，东正教风格的天主教堂与商业摩天大楼并驾齐驱。”

在那次北京之行中，我与三联书店签下了思想性随笔集《知识人的黄昏》的合同。当时有意没有把一些更带趣味性的文艺性随笔收入此书，想着今后总会再有机会出书，但当时绝没有想到会与对面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务印书馆有缘。也是那次北京之行，在“和平饭店”的大堂里与王焱先生喝着啤酒，从午后畅谈到黄昏；兴犹未尽，再移座到王府井附近的湄州东坡酒店用餐，餐后再送其到灯市口地铁站互道珍重而别。本书的文章中除那篇《读书》上的《画布上的恶之花》外，还有好多均是在王焱先生主编的《社会学家茶座》上刊行的；尤其是那篇《海上鹭鸶的表现主义海派画》，2012年春天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审的犹豫之下最终被拒，后又历经种种周折，最后还是刊于“茶座”。

到5月份回到美国后不久，得知出国前的一位香港友人林道群做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并在协助董桥先生编辑《苹果日报》专栏“苹果树下”，没有想到林兄会来函向我为“苹果树下”约稿，要一些写得“好看”的千字左右短文。于是从2012年6月开始，我便在那株“苹果树下”隔周发一篇趣味性的小品文。承蒙林兄错爱，那些小品文不时会刊登在周日的专刊《苹果树下》，有时与董桥先生的文章竟刊在同一个版面上。时间长了，后来有些文章像雷雨一般轰然而下，难以控制住字数，于是两三千字的文章也偶尔在周日《苹果树下》专刊上面世了，其中写唐德刚的那篇“时间的尘埃”是自己感到还算比较情文并茂的。出国之前就非常欣赏唐德刚先生的文字和学问，到了美国之后又添了游学的经历，体味过相同的生存艰辛，以及同样隔海相望的文化乡愁。所不同的是，唐先生是科班中的佼佼者，而我不过是一个小票友。但票友才能够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同情。

2001年首次回国时，好友李天纲送了我一本由一些中年学人写的随笔集《另外一种散文》，对我启发甚深。文章千古事，无论是写人、叙事、记游或议论，优美的文笔才能让读者享受到文字的乐趣和蕴味。其中的几篇学者散文，比如李天纲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张汝伦的《乡愁》，葛兆光的《唐诗过后是宋词》，高瑞泉的《智慧之境》，以及郭宏安的《墓中人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复诵读过几遍。当然我最为心仪的散文作家非董桥先生莫属，在他众多的文集中，最为喜爱的要数《从前》，那三十篇描写故友的文字可说是字字珠玑，篇篇神来之笔，此外由他人编的集子《旧时月色》和《旧日红》也收集了董先生的精华。让我全心佩服的高手散文还有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赵越胜的《燃灯者》和张宗子的《书时光》。每逢遇到写作者的障碍（Writers Block）时，我都会把他们的书拿出来再读一遍。如果读者诸君在本书的某些篇章中看到了上面几位高手文字的影子，那就权当是我这个鹦鹉学舌者对他们的致敬吧。

再回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情怀”。本书的最后一篇上海《文学报》采访中，我借用了那个美丽的陀山鹦鹉故事。今年6月在《苹果日报》上的一篇小品文中，我又曾写道：

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情怀”实际就是一种文化乡愁。余先生曾说：“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余先生又说：“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我仿佛豁然之间感悟到，“中国情怀”与董桥先生说的“旧时月色”是相通的：都是一种对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的眷恋之情，是一种文化乡愁。

也正是通过《苹果树下》那些文章的牵线，我得以认识了中华书局蔡长虹女史，从而才有今天这本《烟雨乡愁》。尽管这可以说是互联网天公作美，但我还是要万分感谢蔡女史，天地茫茫，在当今数不清的作家中，她竟然对我这个无名之辈的文字情有独钟，真是我的莫大荣幸。如果说《知识人的黄昏》是一本以思想为主的社科随笔集，那么《烟雨乡愁》则是一本以趣味和文笔为主的文艺随笔和小品集。

（傅铿：《烟雨乡愁》，中华书局即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