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逝者永逝，生者又能做些什么呢？

桌上放着厚厚一叠打印的谈话稿，它不过是2005年夏天以来诗人彭燕郊先生与我的谈话中化为文字的那一部分，更多的、更生动的已化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2005年长沙的夏天酷热难当，最初的四次访谈，为8月8日、10日、11日、17日，都是下午，每一次，我都是下午两点二十左右出发，一路上，白花花的阳光照着，150路公共汽车总是空荡，燥热。四十分钟之后，我敲响了先生的家门，那时先生已坐在门厅前的小方桌边了，而茶也已经泡好。

在此之前，我见过先生四次：第一次是1997年，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黑蚂蚁诗社”的成立大会上，先生到场，坐在主席台上饶有兴致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朗诵；先生有没有发言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先生即兴朗诵了艾青的名作《我爱这土地》。第二次已是2003年3月的一个下午，和欧飞廉、非牛一道去了先生家里——两人都是湖南本土的年轻诗人，领路的是飞廉，当年“黑蚂蚁诗社”社长，聊了一个多小时，出门时，每人手里都拿着先生题签的赠书。再往下是在2005年4月第二届“潇湘诗语”诗歌朗诵会上，当时和先生说定了访谈一事；5月初即到先生家里，和先生聊了聊访谈的方法、资料准备等等问题。

2005年8月之后去过先生家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了。大多数时候都是访谈或核对谈话文稿，也有那么两三次，是去拿博物馆的赠票或者随便坐坐。最后一次是2008年1月初——居然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只记得长沙刚进入冰雪期两三天。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我想说的是因为诗歌，我认识了先生；又因为系列谈话，我与先生有了更深入的接触；而随着接触的增加，我也看到了浮绕在先生周围的更多的人，更多的事……

二

访谈虽长，最终并没有完成。

鲁迅和“七月派”都没有好好谈，这两个部分最初被我列入了提纲，但先生以为谈到太多了，再谈无益，也就几句话草草带过，其中有句：“中国主要的精神支柱是鲁迅。没有鲁迅的话，我们民族就不知道往哪里走。”及到2007年12月，因为一些事情的触发，其中和一个刊物准备重新发表一批“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有关，先生以为“七月派”及其写作很有澄清的必要。就先约我到他家里，简略地谈了谈他自己的想法，嘱我按最初谈话的惯例，列一个详细的提纲。没想到这一年的雪那么大，冬天那么寒冷。

先生主持“诗苑译林”等大型译丛（刊）的内容也没有深入地谈。这部分内容原先只是泛泛而谈，张桃洲兄提醒我可特别留意，包括编委、具体操作等方面的情况。后来一检索，发现相当多年届中年的读者仍在以一种感激的心情谈论这几套大型译丛（刊），我这才意识到先生晚年的这一诗学活动所产生的特殊效力。那之后，我对原先的问题进行了若干修订和扩充，连同谈论“七月派”的提纲一并交给了先生。

与前面两种已经交给了先生的材料不尽相同的是，也还有一些想法，在谈话的文稿上——2007年的冬天，我对文稿进行了一次审订，但凡觉得哪些方面还不够深入的，哪些细节还可待补充的，我都在文稿上一一标出，包括生活上的细节，也包括原先谈话时已经触及但未能很好深入的话题，预备在下一次到先生家里时再交给他，但这些最终都只能是纸上的想法了。

先生交代的一些事情也有没有完成的。比如2007年10月，先生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做两件事：一是给《生生：多位一体》写篇评论，他预备再印一本像《混沌初开》那样的小册子；一是替他选选诗，列一个目录，想出一本诗选。当时四卷本《诗文集》出版未久，我不知道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才知道两件事都是受着学生或友人的鼓动。但先生仅仅说过一次，之后再没有催促，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年表也没有完成。大概在2007年下半年的时候，因为觉得先生的生平资料整理得太少，就起意先编一种《彭燕郊年表》，然后再逐步整理其他的资料。当时以为，先生没有引起足够多的注意，和这些基础资料的缺乏有着不小的关系。和先生谈起，先生觉得不错。之后陆陆续续编了数千字，但一时之间实在是无法搜集到足够多的材料，特别是新时期之前的材料，进展很不顺利。先生说没关系，先弄个简单的给他看看，但一个简单的也没有来得及弄好……

还有其他一些材料也没来得及阅看和整理。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我就非常注意搜罗与先生有关的材料，特别是先生本人的著述，有次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了1955年湖南人民版的《文艺学习手记》，先生说手头上早已没有存本，我就从两个不同的书店买了两本，自己留一本，送给先生一本。后来又陆续买到了《高原行脚》、《谚语和哲学》等等。

至于先生所存各时期的材料，如已完成的和没有完成的手稿、思想汇报材料等等，在谈话过程中，先生每每提起时都会说，哪一天找出来给你看看——今后当然会有机会看到，但再也听不到先生的絮语了……

三

一项最终没有完成的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首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2005年5月初那次到先生家里，先生就提出希望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谈。后来他也曾强调，“我不喜欢那种记者问答式的访谈”。这自然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到“平等的对谈”呢？我当时以为惟有充分地准备材料，设计话题；而且，不能被动地准备材料，应该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问题”自然需要从先生的作品中来，也需要从“历史”本身中来——既打算作长篇系列访谈，历史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少的。唐德刚先生做完胡适等人的口述历史后深有感叹，大学者如胡适，“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我虽没有将谈话处理成“口述历史”的形式，但如何容纳更多的历史信息，如何用更多的信息来激发先生的回忆，从一开始就是我考虑的重点之一。

5月之后，我不仅翻阅了先生所提供的几种材料，包括他的一些个人作品集以及此前已有的多种访谈材料；也翻阅了能够找到的他的所有作品，以及更多的文学史材料，包括当年的期刊杂志，后来的史料选辑、文学史著作等等。而在正式谈话之前，我又特意先将提纲交给了先生。

提纲却并不妨碍新的问题的激发。我将这归因于一点：先生的经历与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以及诗人对于这种丰富性的自觉追求。惟其丰富，才能够激发起更多的话题与问题。某一次谈话之后，先生提出有几个问题值得好好地谈谈，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外国文学以及民间文学对于新诗发展的影响。说谈也就开始谈了。而在谈了几次之后，我也意识到一点：必须要注意“打断”。先生一向谈锋很健，一谈十几分钟、数十分钟不成问题，这自然有聆听的愉悦，却会滑掉了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线索。所谓“线索”，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事件，也可能是原本是熟悉的却听出了新的意思，因此，每每如此，我都会有意顺着话题问下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的文稿分段非常之多，而少有大段大段的内容。当然，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核对谈话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记忆误差问题。这一点本也没有注意，但某一次先生谈到小时候读到了哥哥的同学从厦门带回来的鲁迅的《而已集》，并且提到了其中的一篇《无花的蔷薇》。先生说起来很肯定，但它是一个记忆错误，不是《而已集》，是《华盖集》。此后，但凡谈话中涉及到相关史料，我都要尽力去核实。这也是另外一重知识考验。须知鲁迅的资料如《华盖集》很容易找到，但更多近乎无名的材料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如何拂去尘埃一一核实，实在是一大难题。现在的谈话稿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我将这也视为某种未完成性，并视其为我今后研究是一种督促：应尽可能到北京、上海、广西以及湖南等地的图书馆，阅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找出更多的历史线索，以使“彭燕郊研究”更为充实、丰赡。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先生的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但我一直努力去做，有那么几次，比如“对谈创作主题”一部分，我说的比先生还要多。不过，在此刻，我更愿意忘掉我的专业，忘掉我所做过的事情，忘掉长篇访谈的所谓意义，而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读者，一个仰慕先生之诗名而去造访的读者。我愿意说，先生的谈话给了我无限的教益。

先生总在“提醒”我注意诗歌之“美”。“美”不是别的，是诗歌的准则。艾青在湖南新宁时期所写的诗歌《沙》：“大概是说，我们到河边要过渡，喊渡船过来。全诗最后一句是，‘呼声被风飘走了。很美啊。”“益阳有句谚语，‘春雨挨泥翻，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我觉得这句谚语太美了。为什么呢？滨湖的雨，不像是雾，它就是雨，但是它又没有雨点，没有雨丝，也没有雨声。它是在地上这么翻滚着，翻滚着……”新时期之初看陈爱莲舞蹈是一种美的享受，“我要对得起这些题材……那是我最用力的一首”。

先生给了我一种眼光：要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个人写作，看待新诗的发展。新诗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借鉴外国诗歌、古典诗歌乃至民歌的长处，个人呢，“我不能不探索”；“不‘变，不探索，等于封笔”，“一个人僵化了是最悲哀的。我这一生坚持一点，谁的诗我都读，我不但要读人家的成功，还要读人家的失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某一次，先生也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艾青家里，“我问他最近写了什么东西？他说，我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没有东西可写了。他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当时我听了感觉很悲凉呢。一个人活一天有一天的感受，怎么会写尽呢？”

“我还有一两个计划没有实现，有一个实现了一半，写了个初稿，也是散文诗，比《混沌初开》还要长一点，但不完全是那个形式，叫做《眼睛》。我还是想把它写出来，想通过‘眼睛来折射时代。初稿是好几年以前开始写的，现在看起来了不行了，非从头写起不可。”写诗之外，先生也谈到还有好多工作没做，比如湖南民歌和谚语的整理，先生在五十年代曾出一本湖南民歌选，后来又搜集了很多，现在数量已经很大，民歌有好几千，谚语有一万多条。“我初步编选了一下，但是现在没有精力搞了，天老爷保佑我多活几年的话，我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完成”。

我也愿意说说先生送给我的两个柚子，2007年12月下旬一次谈话结束，先生说慢点走，边说边从里屋的床下拿出两个柚子，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这个很好吃，带回去吃……确实非常好吃，比一般的柚子大，甜……2008年4月1日，当初谈话的那个小小客厅已经成为先生的灵堂，我发现里屋的床下居然还有柚子，我和朋友们简单地说起了柚子，我没说的是，看到那些柚子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如同看到一幅已然苍老的面容。

四

有时候，面对着厚厚的一叠文稿，我会想一个问题：访谈从2005年夏天就已开始，弄了差不多三年，最终却没有完成，是什么原因呢？

从访谈的频率看，最初的频率要大得多，2006年下半年以来的进展就已经非常慢了，也就是说，目前这份谈话稿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2006年下半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那么，之后这段时间一直在弄些什么呢？又是什么在将访谈不断向后推迟呢？

坦白地说，我一直在乐观地期待2008年春天的到来。谈话的时候，先生从不提及自己身体上的不适。尽管能明显地感觉到，2007年夏天之后，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我仍然觉得死亡是不可能的。我完全没有料到先生会走得那么快，似乎冬天的那场无比严峻而寒冷的冰雪前脚刚走，先生后脚就跟着去了。2008年3月31日上午诗人韦白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真是半天没有晃过神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乐观以致产生了懈怠？的确，有时候自己很忙的时候会想，这事不急，过段时间再去弄。有时候觉得真是急了，该定稿了，打个电话给先生，回答却是，再过段时间吧——这样的情形，2006年以来多次碰到。有时候，先生说是《诗文集》要出版了，有首长诗还得重新改改；又说一个机构要来录像，得准备些材料；又说要写几篇约稿，约稿很多，推了不少，但总得写几篇；又说，正在整理友人的书信，先生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

我不知道这些事和先生身体的恶化有没有关系？持续的工作造成了身心的疲惫，而那些赞誉与鼓励似乎又给了他一种并不恰当的压力？抑或，先生明明知道自己年岁已高，身体又有问题，才那么用心去忙这些事情，才会屡屡有一种时间紧迫的感觉？

但愿都不是。古人云：“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先生不过是秉持一颗单纯的、赤子般的“诗心”，他始终在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诗的完美，生活的完美。但完美与现实总是隔着那么一层纸……

俱往矣！在这篇言辞杂乱的纪念文章的最末处，我想起某一次先生谈到了他所期待的读者类型：“所有写作者都期待知音。我认为我的诗，比较单纯的人会喜欢。尽管他的经历很坎坷，他的生活历程很复杂，但是他的内心是很单纯的。”“不坎坷也没关系，单纯就好。我认为只要内心单纯的人，就可能会喜欢我的诗。”

“单纯就好！”——爱与诗同在！

（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