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时隔一百二十周年之后又逢甲午，东方出版社以“东方文库”的形式再版《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蒋廷黻编著），当非无意之举。蒋氏本人在该书中卷自序中特将甲午战争称为“我们试回想我们这几千年的历史，有哪一战其重要可比得上中日甲午战争呢”？虽然其具体理由相当煞风景：

甲午战争不但是我们军事的失败，比这还要紧的，是我们“自强”的失败，应付这大变局的失败（按，即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日本那方面，甲午之战是日本“自强”的成功，近代化的成功。

无独有偶的是，此轶《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中卷具体出版流程，居然卷入了两场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毁于战火：其初次付印在“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淞沪战争即“一·二八事变”将起，成书本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装订室，却随着狼烟四起，成书并稿本全部与商务印书馆成为灰烬瓦砾。当时蒋氏手边所保留者，仅一详细目录。目前传世卷本乃三年之后蒋氏根据当时新面世的资料种种诸如《中日交涉史料》、《中法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等重新辑佚成书。

从南开初稿（1923—1924）、到清华北大时期次稿（1925）、再到灰飞烟灭的“一·二八”稿，这已经是第四稿。

编书之苦，苦于种田。然蒋廷黻先生四编“兴头”居然不能为“一·二八”的惨痛所压没，一违自己“就此罢休”的初衷，再作冯妇与嫁衣，其夫子自道因为“这一卷书是研究这些人的外交的”。这些人让他血热而神旺：

现在我们一读郭嵩焘、曾纪泽、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薛福成、马建忠诸人的外交文件，我们不能不感觉他们人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一个曾纪泽，穿上中国的旧式袍服，略识英文，从伦敦跑到巴黎，从巴黎跑到圣彼得堡，与当代的英、法、俄的外交家周旋，一面不辱使命，一面又得外人的敬佩。一个袁世凯，二十多岁，随着军队到朝鲜，几年之内，就独当一面。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德国人、美国人，凡在朝鲜秘密侵害中国的权利者，袁世凯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打败了。至于那班少年文人政治家，在光绪六七年初露头角者，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之流，他们虽倡高调，但他们总不倡小调；他们有时虽以文词代理论，深信文词几乎就是理论与见解，然而他们的文章究是激昂慷慨，今人读之尚不能不为所动；他们似乎太好出风头一点，但是他们的确敢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对世界大局虽然只有一知半解，他们的主张及其理论的根据也有独到之处。

尤其令蒋佩服的，则还是上述这些人的“前辈与领袖”曾国藩与李鸿章：

李（鸿章）是这期（按，指是书所涉及从同治初年至光绪己未《马关条约》之年）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能与他比？哪一个创办了像他那样多的事业？直到现在——他死了已经三十三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开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安的电线是他安的；最早办的纱厂是他办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谈到外交，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这三十五年之年，一切紧要外交问题没有一个没有他参加意见的。外人与他办交涉的，有几个不佩服他？他所佩服的又是哪一个？是日本的伊藤博文。他的知人之明总算不错吧！这个李鸿章自己又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翰林而有军功。论他的出身与教育，他是个纯粹中国旧文化的产物。外国文字他不懂；近代科学他未入门。七十以前他不曾出国门一步。

曾国藩更加无须讨论。我们只要看他办天津教案的精神就够了。他不顾时人的诽议和外人的威胁，抱定宗旨，为国家，为正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慨然于“曾文正不但是中国旧文化的产物；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此语当非出于对“湖南乡贤”的私相阿好，而是真情实感于“这些人实配作我们文化的代表”。

说来即荣幸又惭愧，我恰逢发表于《书屋》（2011年10月）的《蒋廷黻的“中国想象”与理性诉求》被东方出版社这次出版选来做了该书导读性质的内文，时隔数年，拙作挤在蒋先生的大照片后面冒认知己，心中百感俱陈。藉此，我才更认真翻阅了这位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最本色当行这两册大书。

在上述旧文中，我亦曾涉及蒋廷黻本人的宗教认信问题。例如他回忆湖南民间宗教生活所持有的中国人特有的平和与宽容，他人格高尚的伯父（愿意卖掉私田供两个富有才华的侄子读书）可以主动将智力出众的侄子送进长老教会学校读书，也并不激烈反对教会，但却能够使得侄子自觉“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尤其暮年蒋氏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信仰态度给出了如下“合理的解释”：

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为求精神安慰，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坏这种共同认识的企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

这位受洗教徒在联合国任上的美国纽约甚至直言“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我当时简单认为：“此言还是放诸他的‘民族主义诉求中来理解方更有着落。”然日来细玩《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第八章特意辑入的“教案”问题，方对这位资深基督徒自己偏能将“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尽管在本章引论中，蒋氏毫不客气指出彼时教案发生前后“士大夫阶级态度的激昂及知识的浅陋”、这也正是他“自序”中直陈自己“不是盲目崇拜”之处。

近代中国，“天津条约”（1860）订立之后外人始获得进入内地传教的权利，但这“进入”最初无疑遭受的阻力不小。同治元年到十三年内地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至于这一期间总理衙门最感困难的就是如何处理教案。据统计资料至“庚子事变”（1900）之前这四十年内地共发生各类教案八百余起，近乎一月两宗，民愤之深可以想见。众所周知，“庚子事变”之前最大的教案即发生在天津，处理此案的即身后被誉为“清代第一完人”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曾国藩的办案方针在蒋氏看来“最正当”，曾氏却因此“同时得罪了中国的士大夫和外国的外交官与传教士”。这棘手本身，证明的就是宗教认信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皈依与“精神侵略”的文化终极意味、宗教尤其“传教”的确是一场战争、更是一桩政治：1861年12月1日恭亲王等人联名呈上的那份奏章明证了政教彻底分离于现实当中并不容易。

发生于同治元年（1862）的南昌教案是中国内地同类案件中最早出现的。时任江西巡抚的是沈葆桢。沈是林则徐的嫡亲外甥而兼乘龙快婿，蒋氏在本章“引论”中对沈可谓颇有回护，道其“有文忠的风度，因为他是个忠实儒者，所以他很爱民、爱惜士大夫、爱护儒教，所以他觉得排异教的志向是可嘉的”。

鄙意以为，1863年前后正是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最后煞尾阶段之时，甚至沈之出任江西巡抚一职、皆缘于沈因耿直去官养亲在原籍操办团练深得曾之好感而举荐之。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来宗教为依托所引发的传统儒者普遍的恶感的蔓延，不能不认为对沈葆桢此际处理南昌教案态度的峻急意气有所影响。即如曾国藩奏章中曾经提及的，曾经的江西进贤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本是带女入天主教仁慈堂治病，却“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宗教化人之力量自不待言，只这有违儒门三从四德之教的一幕，怎能不让理学名臣弹升反感？

所谓“文忠（即林则徐）的风度”，蒋氏是书第一章“鸦片战争”第三节“引论”已经点明，大致包括性格强硬、无中国官僚习气、不敷衍、能彻底，尤其“自信及信中国的心很大”。此揆诸沈葆桢处理“南昌教案”时的奏章，所谓“爱民、爱惜士大夫、爱护儒教”，可见得分明。在为“各官绅深明事理，并无异议”分辨并强调百姓“怨愤情词不共戴天”、“众怒难犯势如潮涌”之外，沈葆桢揶揄教案当事人法国传教士罗安当之语，颇令人哭笑不得：

窃思传教与用兵不同，用兵则以力屈人，传教则以心服人。人何以服从，信之斯服之矣；人何以信，示之以可信斯信之矣。……古人有言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该传教士既以传教为己任，必其学识深远，洞晓人情，定以此言为不谬。查江西前案与湖南、贵州颇不相侔，当滋事之时，教士教民业经他往，并无受伤受辱之人。该教士素以爱人如己、释仇不报为怀，当必不以此为芥蒂。教堂本褊小民居、所值无几，该教士且肯舍其家属赀产而来，教民又皆乐善好施，亦断不以此为吝惜。

尽管沈葆桢确实并非“沽名负气”之徒，之后也同意将官筹资金五千金作为教堂赔修之资。如上这番言论还是显得有失轻薄与身份了——他却自认此举为“二百年养士之报”，这实在像极了褊急燥烈的晚明“士”风，难怪用词都如出一辙。不止今日观之这位晚清名宦的立场有强词夺理之嫌（例如将民事纠纷与宗教精神混为一谈），当时即有一位清醒者讥弹其为“蒙心惑焉”，认为“愚民”之情不可殉。此人即是被时人例如湖南儒者王闿运都要讥为“已中洋毒”的郭嵩焘，郭对南宋以来“士论”流弊，有着出奇强大的反省能力：

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反受其凌践。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藉藉，相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究，此其蔽也。《传》曰：惟礼可以已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彼猖乎？（同治元年郭致曾国藩论江西教案书）

郭嵩焘对南宋以来“数百年虚空之议论”的厌恶持续一生。十数年后光绪二年（1876）他出使外洋途中，又再度想起此事，“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并具体举唐太宗为例：

屈尊突厥，开国英主不以为讳；终唐之世，周旋回纥、吐番，隐忍含诟，王者保国安民，其道故应如此。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宋、明两朝之季其效亦可睹亦。凡为气矜者，妄人也。匹夫挟以入世而人怒之，鬼神亦从而谴之，此足与言国事乎？（《使西纪程》）

“南昌教案”中沈葆桢坚持“民心必不可失，国体必不可伤”的主张在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中又一次成为主流声音。所谓“伏思自办理和约以来，各国处心积虑，无非剥削中国，惑人心而侵土地”（醇郡王1870年6月29日奏章），彼时国人这口窝囊气，上上下下都憋屈了太久了点，故其意欲“培植邦本”居然首重鼓励“茹痛含仇非一朝夕”的津民“奋发之志”、主张对这些“有为”民众“宜加附循，勿加诛戮”；同年7月19日内阁中书李如松的奏章显得更加书生孟浪，或说真真“不识时务”，奏章劈头征引“从来国计之安危，视乎民心之向背”，继之强调“庚申以来，外夷英、法、俄、美等国，和议既成。各夷馆分设中国，到处激变居民”，甚至以为“天津教案”乃是“夷务一大转机”，“纵不能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交，略示薄惩”，而斥具体临事官员“以隐忍为得计，以迁就为识时。数年之后其事更有寒心者矣”。

这些持论，已经不难嗅出三十年之后“庚子事变”中“扶拳灭洋”、“以战助和”的气息了。虽然“激民成变”自有可伤可悯可理解处，然执政枢要者不可跟着头脑发热，也是职分。

三天之后的7月21日，直接经手“天津教案”的曾国藩与崇厚联袂上奏，态度截然不同。其首论案情，“至洋人伤毙多人”，中方失理在先，“若不将倡首滋事之犯惩办，此事亦势难了结”；次道是非，激成民变之西式教堂“采生折割”、挖眼剖心、迷拐幼童诸传言纯属子虚乌有，“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劝人行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此之残，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要结更在如何安置这一片沸腾“民意”——群众运动，看来亘古都有鱼龙混杂的成分：

天津民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尚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趁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向来有曰混星子者，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

较之“南昌教案”，“天津教案”情节要严重得多，不仅拆毁教堂，更有西人多名尤其无辜修士惨遭毙命，还连累了原本与此无涉的俄人与英、美教堂。曾国藩天赋性情或不如沈葆桢、林则徐刚强，却同样是纯正的儒者，兼之对抗太平天国第一手的经验，故看重“刁风尤不可长”。况兼郭嵩焘数年前坚持天下事“不专论势力之强弱，而论理之是非”，言犹在耳，曾国藩处理这桩让其“晚节”颇蒙诟厉的棘手案件，一个甲子之后还是赢得了他的同乡“后进”蒋廷黻的倾心折服。无他，此还是基于蒋氏始终看重的“理性诉求”——孰言传统中国没有流传有绪属己的“理性诉求”？！

然就之后北京宫廷上谕看来，彼时年届中岁的慈禧与若干主战王公犯了“愤青”习气，以为曾国藩未免老弱、“委曲求全”、未能“折敌焰而张国维”。而行将不久人世的“中兴名臣”则用其最后的智慧与尊严坚持他“保民立国”的踏实理想，“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忍辱负重是眼下的万全之策，“时事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道光庚子以后，中国外交“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民间至今谑为“曾剃头”（喻其杀人如麻）的“有清完人”如此行事柔善，原因并不复杂：打不过是硬道理。“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视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甲午被迫与日本开战的李鸿章一定不会忘记他的“曾老师”这番近乎“遗嘱”的苦心。然当时年已耳顺的慈禧与年轻的光绪皇帝这次同时发作了“愤青”脾气，“不准有示弱语”，结果打掉了中国人的信心而打开了日本人的野心也打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的甲午战争让李鸿章一时成为朝野罪人，难怪时人例如陈宝琛对李鸿章的责备也主要集中在“不当战而战”，甚至说他为大臣而未能“尸谏”于廷、便是失职。但我们当记取又六年之后的“庚子事变”当中，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是在最初就坚决主张压制义和团运动的人。饶是《宣战诏书》发布，慈禧几度催李鸿章北上勤王，李竟能说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样真正符合往古“大臣”地步的金科玉律——这一年他虚龄七十八岁，同步做出“共同抗旨、东南互保”选择的还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而临危受命为这场国际闹剧与丑闻签下屈辱的《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之后两个月（1901年11月7日）即与世长辞、可谓为风雨飘摇的“大变局”油尽灯枯。又怎怪在其身后诗人范肯堂会挽以联语：“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一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下联说的即是庚子闯下大祸之后一溜了之的慈禧亦感他的情、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李死后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赐银治丧而外他还是清代汉族官员在京师建祠祭祀惟一的人。

通观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蒋氏所陈“引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彼时中国政治人的“昧于世界大势：

那时的中国人，在外交上，尚无主权的观念，不过求办事的便易而已。

耆英有外交家的天才，可惜他的世界知识太幼稚了。

吉尔杭阿的看法较为得当，但仍不明大势。根本的困难在中国不愿更进一步的加入国际的生活，西人则无论如何不得让中国闭关自守。

道、咸时代的人士的毛病不是在于不抵抗，更不是在于有心卖国。他们的毛病在于不明世界大势，不知道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的经济利害。他们因此争了不应当争的而放弃了所应当争的。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国人尚不图在国际生活中求出路。换句话说，求平等及进步，反想在国际团体之外求孤立的虚荣和闭关的安逸。这是道、咸时代的大毛病。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毛病的自然，同时另一方面须看清这个毛病的代价之大。

若“理性”并非只有“实用理性”，就“理性诉求”深入言之，这些判断尚未到位，近乎屈从，盖无形中已经认同源自欧西的“（近）现代模式”是地球发展惟一的公理与趋势、其他国族惟有唯唯听命。什么时候欧西文明曾经真正打算认真谛听过与自家异质的其他文明的声音？！例如日后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爆发的朝鲜问题，就肇端于中国传统与所谓国际公理的脱轨。所谓“这个冲突就是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与近代的国际公法之宗藩观念的冲突……在朝鲜问题的开端，我们就为传统所误”，所谓拥有主权却不行主权的责任。然阅读1876年2月12日总理衙门复日使森有礼照会，其中针对被日本人认为徒有虚名的中、朝“属邦关系”的释读：

盖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朝鲜之所自为也；此属帮之实也。不肯强所以难，不忍漠视其急，不独今日中国如是，伊古以来所以待属国皆如是也。

如此彬彬大国风范、涓涓君子用心，今日读来，是否“我见犹怜”？李鸿章甚至曾当面告诫日使森有礼，望其能能“体恤”朝鲜“孤立之情”，“不可逼以难堪之事”。可惜世界已非中国“伊古以来”之世界，“潮流”与“大势”决定了公理一时所在，所谓“真理”已经被悬诸高阁。

通读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即使诉诸“理性诉求”，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难免气闷：弱国无外交、打得赢才是硬道理之外，你竟然常常觉得当传统中国遭遇世界文明，真有“君子逻辑”遭遇“小人（强盗）逻辑”的感叹。当民国二十三年即将“学而优则仕”的蒋氏津津自负于“我们的文化”之时，他是否真的完整把握了这一“文化”？在被迫卷入“（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迥异欧西的文明样态例如东方与中国，所付出的自我扭曲的代价当然至今没有终结。

1879年，李鸿章就感叹：“夫论息事宁人之道，果能始终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局面，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于是既来之则安之，于是穷变通久。蒋氏再三重申的“体制”破坏外交亦值得注意。按照郭嵩焘的主张，正是能“考求事实”方谓之“见识过人”。与之相较，引发南昌教案的《江西匿名扑灭异端邪教公启》“泄愤”之举，所谓“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其有中国人投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共同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云云。此已非蒋氏本章引论中所言中国士大夫的“好客气”——试想汉唐中华面对“胡风”何尝有此等狭隘与逼仄？郭嵩焘的检讨的确有其理据。晚清中国，难讳老弱，有容乃大之泱泱气象，早已成为昔日辉煌。不深自反省、振发精神，何来涅槃生机、新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