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亭

黄修己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借鉴西方新史学的观点，把传记分为“事件史传记”和“心态史传记”。“事件史传记”主要记述传主是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基本不考察为什么如此，而“心态史传记”则深入到传主的心灵世界，考察传主行为的深层原因，探究传主的思想和心理。“心态史传记”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精神传记。孙德喜对精神传记作过较为全面的阐述：“所谓精神传记，就是为传主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脉络造型立传。它根据传主的各种作品与著述，结合其人生经历和所处政治文化语境，探究传主的精神演变，进而揭示传主灵魂的裂变、精神的矛盾以及思想的局限。”因此说，心态史传记对于传主生平、生活的记述退居其次，而写作的重点是抓住传主的精神，剖析传主人生历程中各个阶段重要思想的起源、呈现、变化及其作用等，从而揭示传主复杂的性格特征，树立饱满的传主形象。

写作姚雪垠心态史传记是必要的。对于姚雪垠这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留下深深足印的作家，目前关于他的传记只有两部：一部是杨建业的《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另一部是许建辉的《姚雪垠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从传记种类上来说，这两部传记都属于事件史传记，对姚雪垠心灵史的开掘还很不够。杨建业的《姚雪垠传》基本上是关于姚雪垠生平及创作材料的汇聚，缺乏对传主心理的透彻分析；许建辉由于做过晚年姚雪垠的秘书，对姚雪垠的资料较为熟悉，所以她的《姚雪垠传》在基本史料的开掘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如关于姚雪垠“被诬为‘特务的公案、关于姚雪垠被开除预备党员的前因后果等，叙述都较为详尽，但是，该传对姚雪垠人生几个重要阶段心态的分析较为薄弱。此外，杨建业的《姚雪垠传》距今已经二十四年，许建辉的《姚雪垠传》距今已经七年，在这两部传记出版之后，特别是在姚雪垠百年诞辰的201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姚雪垠研究的新材料和新成果，这些材料和成果集中编撰于《百年雪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其中有很多内容是熟知姚雪垠的人所写，对姚雪垠的性格、心态都有生动的描绘和揭示。如果能够把这些新的成果，特别是其中能够反映姚雪垠心态方面的成果运用于姚雪垠传记的写作中，将使姚雪垠的形象更加丰富、生动和完善。

其他作家心态史传记的存在可以为姚雪垠心态史传记的写作提供一定的借鉴。目前以现代作家为传主的心态史传记已经有一批，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张耀杰的《曹禺：戏里戏外》等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些传记都超越了单纯的事件史写作，而转到了对传主心态史的探究上。这些传记使用大量笔墨来展示传主的内心世界，充分剖析传主言行的原因和苦衷等。这些传记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到姚雪垠传记的写作中。

姚雪垠心态史传记构建要处理好关键问题。关于姚雪垠心态史传记写作，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不能架空分析，妄加评判。对姚雪垠心态的分析务必从详实的材料出发，有理有据；从细节着手，见微知著。下面以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和姚雪垠、刘再复论争过程中姚雪垠心态的分析为例，来说明如何基于扎实的史料而呈现传主的心态和精神。

例一，姚雪垠质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心态。

1977年，当姚雪垠写完《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之后，因为《前言》中提出了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不同的观点。具体说来就是，姚雪垠对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与郭沫若相违。所以，他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去信言辞恳切，恭敬有加。郭沫若很快回信称：“《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祝贺您成功，感谢您改正了我的错误。”对此，有人称好，例如杨建民在《姚雪垠“叫阵”到郭“门”》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两位大学者之间的坦荡、宽容；也有人认为，姚雪垠是借否定名人来抬高自己；特别是在李复威、杨鹏整理的《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一文刊登之后，上述观点更是激烈。例如王锦厚在《评〈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一文中认为姚雪垠在郭沫若去世后发表“我最不佩服郭沫若，郭是五四诗人，不是历史学家”的观点，这是借打击郭老来抬高自己。该文并进一步以姚雪垠曾经给日本的市川市“郭沫若故居”题诗赞誉为证据，说明姚雪垠对郭沫若的态度前恭后倨。文章指出，姚雪垠在郭沫若生前企图推翻《甲申三百年祭》而没有实现，所以不甘心，就在郭沫若去世之后，又加以批判，意欲打到郭沫若，这是一种十足的阿Q精神。

笔者认为，王锦厚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根据姚雪垠的秉性，他是敢做敢当之人。他之所以希望身后发表这些言论，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晚年不愿意再介入纷争。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正符合姚雪垠的执拗和率性。当然，姚雪垠的谈话稿难免有疏漏之处。对此，他早年的秘书俞汝捷及时发表《对“姚雪垠谈话”的若干订正和补充》一文，对其中的失误、失实和片面之处一一做了说明，这是一种对读者也是对作者负责的态度。

姚雪垠否定郭沫若史学家的称谓，主要原因是他与郭沫若的史学观、文学观的确有很大不同。姚雪垠在写历史小说时，追求历史细节的真实，郭沫若在写历史剧时，遵循“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强调历史服务当下，更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可见，二人在文艺审美标准、创作哲学上的分歧是姚雪垠否定郭沫若的根本原因。其实，最早质疑郭沫若史学家称谓的人是吴晗。在1962年国庆节期间姚雪垠与吴晗会面时，吴晗说“要说郭老是文学家，是‘五四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五体投地；说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不敢苟同！”吴晗指的是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出现了范仲淹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姚雪垠与吴晗的观点一致，他们只是表明自己的文学观，对郭沫若未必有恶意的讥讽意味。因此，姚雪垠质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及郭沫若史学家地位时，其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真理的执著追求精神，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例二，姚雪垠与刘再复进行文学论争过程中的心态。endprint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再复推出《性格组合论》专著，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等系列论文，从审美角度考察了小说人物性格的二重性与多重性，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等理论。刘再复的这些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董子竹、陈涌等人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进行了批评，姚雪垠也参与了这次论争。他在1987年首先发表了《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阅读体验来质疑刘再复的文学内部规律说。随后，姚雪垠又发表《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再与刘再复同志商榷》，指出刘再复体系化的新理论基本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以刘再复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文艺理论家们的四项不足。他的商榷引发了刘再复对《李自成》的发难。刘再复连续发表《谈文学研究与文学争论》、《近十年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刘再复谈姚雪垠现象》等文章，把《李自成》第一卷归入“文革”文学，提出了重评《李自成》的严峻问题，认为姚雪垠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对此，姚雪垠发表了《〈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读后——给〈文汇月刊〉编辑部》，声明要控告刘再复诽谤罪。他的文章又引发魏明伦发表《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规劝姚雪垠不必打官司。最终，姚雪垠并没有诉诸法律，而是发表了《不要用诽谤代替争鸣——答刘再复君》。随后，这场轰轰烈烈的论争才得以结束。

2008年，当年的当事人刘再复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达了对姚雪垠的歉意：“本来我是不准备响应的，恰好《文汇月刊》的刘绪源先生来访问我，我就谈了，谈到姚雪垠的心态，说他有一种失落感，还谈到了他的小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尤其是后来几卷受了‘四人帮‘高大全理念的影响。老先生很不高兴，说我是故意诽谤他，声称要控告我，闹得沸沸扬扬的。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政治经济学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文学家。我们讨论问题应尊重马克思的意见，但也可以有自己的文学见解，姚先生认为我反马克思主义，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反批评时，也太激动，也不必扯到‘四人帮的文艺上去。……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当年自己毕竟年轻气盛。其实，如果不刺激姚老的伤痛处，纯粹谈理论就好了。姚雪垠也是反右斗争的受害者，如果他思想开放的话，《李自成》后几卷可能会写得更好。”2011年刘再复再次谈到他与姚雪垠之间的论争时说道：“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姚雪垠现象。”刘再复的回顾和反思说明了当年两人在论争过程中，都有过激之处。

后人对姚、刘这场论争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笔者无意评判其论争的结果，而更关注论争本身的意义。今天，姚雪垠的《李自成》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都已经成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史上的经典资源，就其论争的本身来说，无论是对于论争双方还是对文艺理论的发展来说，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由于姚雪垠与刘再复都是拒绝平庸、张扬个性、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坛主将，因此二人的论争相当激烈，在较高的理论层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探讨了文艺的本质问题。

笔者认为在整个论争过程中，姚雪垠是光明磊落、心怀坦荡的，表现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另一方面，姚雪垠过多地称赞了自己的作品，这势必会招来读者的抵触。这正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人无铁骨，安身不牢；人不自负，难图大计。”了解姚雪垠的俞汝捷说他，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自负”。

总之，姚雪垠是一个性格相当复杂、内涵十分丰富、个性非常突出的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奇特，特别是在历次文坛论争中，他常常置身于漩涡的中心，他经常公开地批评他人，他也经常被人批评。对于这样一个成就显著、争议颇多的传主，从心态史的角度进行开掘，展现其精神内核，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姚雪垠心态史传记既要展示其优秀品格，又要分析其性格的缺陷，并追踪其屡遭诟病的原因，塑造生动、真实、立体的姚雪垠形象。我们有理由期盼一部具有心态史特征的姚雪垠传记问世。

（本文为伏中山文化圈研究中心项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