屐痕到处声声碎（一）

2014-11-10杨青

书屋 2014年10期

杨青

一

读书也需要“药引子”。这本《量子物理史话——上帝掷骰子吗？》是辽教2008年出版的，在书架上横陈六年，间或也打开过，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前不久，在深圳听台湾作家骆以军讲座时，他居然提到了这本书，心里忽然一动，晚上回家来看，果然机缘到了。

巧的是《薛定谔之猫》刚买，法国作者菲力普·福雷斯特和中国译者黄荭联袂出席深圳的读者见面会。人与书的关系有时候就像一张网，牵丝扯蔓，一个连一个，一下子就串起来了。看书才明白“傅科摆”原来是一次实验，安伯托·艾柯新译成中文的《傅科摆》，我下决心买了。

获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薛定谔是深受小说家和影视编剧喜爱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多情的性格。2001年11月，美国剧作家matthew wells的《薛定谔的女朋友》在旧金山首演，喜剧以1926年薛定谔在阿罗萨那位神秘女友的陪伴下创立波动力学历史为背景，探讨了爱情、性，还有量子物理的关系，受到评论家普遍好评，开启了以科学人物和科学史为题材的话剧创作风气。稍后，更有名的就是东尼奖得主michael frayn创作的《哥本哈根》，这个剧的核心人物正是海森堡和他的老师玻尔以及玻尔夫人。

记不得是哪一年，在深圳戏剧节看由国家话剧院班底演绎的《哥本哈根》，戏很简单却很震撼，一出话剧看完把原子弹的原理和原材料都扫了盲，羞愧的是玻尔和海森堡的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才知道科学史上著名的公案：海森堡到底是计算错误、没有掌握原子弹的核心技术还是故意拖延不愿意给希特勒提供杀人武器？这几乎是二十世纪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

1941年海森堡跑去见他的老师玻尔。这次会见玻尔绝口不提，而海森堡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故意拖延原子弹计划的和平人士，并对战后拒绝和他握手的科学家质疑：那些发明原子弹的人有什么理由拒绝他这个没有发明原子弹的人？

话剧《哥本哈根》就从三人死后的幽灵回忆1941的那次见面开始，不断重返历史现场，发掘在各自身份和立场下所处的位置和各自的疑难。

看完剧回来兴奋不已，上网试图揭开谜底，未遂。没想到在这本科普书中，所有的谜团次递解开。

书的最后一章专门破解《海森堡和德国原子弹计划》，用了最新解密的情报，把真相和盘托出：原来海森堡真是的没有掌握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令人咋舌的计算错误，而不是什么和平道德之举。

一流的海森堡犯了一个末流的计算错误，改变了德国的命运，如果两颗原子弹不是美国投向日本，而是被德国占了先机投向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历史肯定会被重写。

高尚和愚蠢之间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二

听闻侯孝贤导演与黑帮有瓜葛，源于七年前娱乐报道中她女儿嫁与台湾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的公子，报道称当日台湾主要帮派的帮主及大哥都到场祝贺，一百二十桌座无虚席。

看台湾印刻出版的《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才知道，什么叫有瓜葛？侯导原本就是混黑帮的。初中他就混“城隍庙”，后来取名“双环”，因为当地的大榕树很老很矮，可以吊双环。侯导上学时除了混帮派，打架，还常赌博，北部的骨牌、南部的纸牌，一直赌到当兵前。他的外号叫“阿哈”，常帮高中同学打架。后来入了电影行，拍《就是溜溜的她》时，制片和助理有冲突两个打起来，侯导追着也要打时，想想不行，因为现在是导演不能打架。

看到这里，差点笑喷。

侯导说，假使他没有干电影的话，一定是一个大流氓。这个流氓不是无赖的那种，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他在电影里就放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说到这里，得先介绍一下作者白睿文，1974年美国芝加哥出生，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教授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个热爱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老美。

他与侯导的对话就像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对抗，科班出身的他拼命想把侯导的作品提拉到一个理论高度，从侯导习见的镜头和道具中总结出特征提炼出内涵、象征之类，可侯导像只狡猾又固执的兔子，死活不肯上这个套。一个使劲套，一个拼命逃，一个拼命竖标杆，一个不断去打倒，那种对抗比和协更有趣。好在侯导够坦诚，除了不肯认同采访者的理论外，对自己的电影历程不掩饰、不矫情、不拔高，把自己的“底”交代得很清楚。

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国人总习惯称他为“张曼玉前夫”，他拍过侯孝贤的纪录片，两人很熟，有一次在加拿大多伦多影展见面，侯孝贤跟他说“你的片子看起来很sad，很悲伤”，没想到阿亚萨斯却说：“我的片子哪有你的片子悲伤！”

侯孝贤想了想说：对喔。十三岁侯导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从小喜欢往外逃，因为感觉母亲很愁苦。《风柜里来的人》有母亲丢菜刀一场戏，那就是侯导小时候的经验。在榻榻米房间，母亲在厨房炒菜做饭，刀子向他丢过来，哗！一块白白的肉，没有血，因为小腿肚旁血管很少。

侯导说，他从小对人的世界有一种悲伤，所以他的片子后面都有一种苍凉，或者悲情，慢慢就成了褪不掉的底色。

侯孝贤进艺专读大一的时候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电影教科书，薄薄的一本，他说英文很烂，只看序，序只有一页半，他看到最后一句“这本书全部看清楚明白了，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如果不能看这本书成为一个导演，那我看这干吗？就还了。

后来看存在主义，看尼采，看到头都昏了，觉得这跟自己的生活没关系，又不看了。

大学里看艺术电影，看完费里尼的《爱情神话》，他决定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理。

侯导说，他有一个毛病，从不看评论的。他说：“我通常不管象征性，只管顺不顺，对不对，象征意义是别人去发现的。”

懂得拒绝，知道什么不要，留下的就是要的了。

侯导入电影行的第一份工是给当时有名的大导演李行当场记，剧组通过学校老师找人，很多同学都当兵去了，侯导是先当兵后上学的，别人都不在，他还在，所以就他了。原来机遇简单到只跟你做事的次序有关。endprint

提到侯导的摄影风格，肯定离不开长镜头。他拍《风柜里来的人》时实在想不到用什么容器来装这个故事，朱天文就拿了沈从文的自传给他看。沈从文用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观看自己的经验和成长，这个角度启发了侯导，然后他的摄影就变得很远很远，后来才发现好像在实践巴赞的理论。没有人会把沈从文和巴赞联系到一起，但通过侯孝贤才发现这两人原来是一伙儿的，不过一个用笔，一个用摄影机罢了。

三

被称为“中国摄影教父”的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在出了无数本摄影集后，把他多年积累的文字集合在一起，以《想见看见听见》为书名推出，这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我却觉得有自传的功能。

出生在木匠家庭，有一个木讷而严厉的父亲，他是九个兄弟姐妹中性情最烈的，在他长大学会逃学、离家出走前，童年惟一的武器是哭。已经被竹条鞭笞过的手和腿再加上很多条伤痕都止不住他的哭声。打不行，用哄同样也不行，平时喜欢吃的糖果和想了很久的蜡笔同样无济于事。他的哭在亲戚邻里也出了名，叔伯们教训堂弟姐妹时，会说：“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文章写到父亲，是他在内湖山上的新居落成，爸爸来过夜，却因为他那里没有男人用的刮须刀还是下山到了弟弟那边去住。他爸爸不相信他一个大男人没有刮须刀，只用剪刀。他写道：“他那不信任的表情，我最熟悉不过了。从小我就是被他那样看大的。”

从小看大，即使他闯出名堂，有了成就。就算父亲不懂儿子头上“中国摄影教父”这个名头的分量。按乡下人的观念，儿子建了新居，怎么也算是父亲眼中可以安慰的成就之一吧，但爸爸居然因为儿子没有一把刮须刀弃他而去。

成年后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结一仍如旧，没有解开，甚至没有一丝松动的迹象。

当他得知父亲检查出直肠癌晚期时，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新买一把自己当初买给父亲的一模一样的刮须刀。他说，他送给父亲的时候，从父亲的眼神里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买这把刮须刀钱不够，他跑回办公室取钱时经过一家天天路过，却从来不曾进去的唱片行，心里有股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先花掉。在少说也有几千张CD的店里，却一眼看到了一张《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那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亚美尼亚在哪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从医院看完爸爸的那晚，失眠的他听着新买的这张CD里的二十四首歌，有的让他几乎停止呼吸，有的让他无法自己的痛哭失声。听第二十首里他合十祷告：“老天，请让爸爸多活一段时间吧！”

这段奇遇让他执著地想去亚美尼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他的这个故事打动了接待者，让他如愿飞往亚美尼亚。抵达后，面对当地的接待者再次问他为什么来时，他只好再把买刮须刀送爸爸的事再讲一遍。

在亚美尼亚，我看到了作者最痛的两次哭——

当安娜讲起历史上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几近灭绝的大屠杀，尤其是躲在地窖里亲眼看到爸爸如何死的时，阮义忠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

在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顿晚餐，亚美尼亚的接待友人波荷西扬的好友家中，那位好友一见面就冲他喊苏东坡、李白、杜甫，对中国文化心仪已久，他们开心地喝伏特加，唱歌、讲笑话，跳舞。录音机里科米塔斯的幽怨民谣让狂欢的人静下来，大家回到餐桌，静静听完这首歌。“带子放完，录音机的按键嗒地一声跳起来，我像是心头上被狠狠捶了一记，完全无法控制地失声痛泣。前一刻我还在狂笑，而此时的我却是泪流满面；悲喜交集的滋味，是我这一生中从没有的体会。”

他以为自己前世肯定是亚美尼亚人，我却觉得他在亚美尼亚的音乐里释放与父亲郁结多年的委屈和由此带来的伤痛。痛哭是他儿时惟一依仗的武器，此刻成了他成年后再一次释放自己的惯性出口。

阮义忠在这本书开头掀开的童年的痛，终于在结尾的时候经他自己努力修复了。

四

蔡明亮是台湾电影圈的一枚怪咖，台湾印刻出版社的老总初安民找他出书，蔡明亮兴趣不大，觉得以前出过。初安民说，以前出的都不好，我们要给你好好出一本。

蔡明亮被打动，或者说他被电影折磨得想金盆洗手，退隐江湖，这才从摄像机后走到桌前，开始写书。

书在他宣布出柜后出版。他电影中的御用男主角李康生理所当然成了焦点，蔡明亮也不避讳，书里有一个与李康生的对谈，谈论这二十年来一路陪伴走来的艰辛。地球人都知道，蔡明亮不会拍没有李康生的电影，有人总结他的导演风格，其实最大的风格就是李康生，那是蔡明亮电影的头号标志。

2014年7月20日下午两点，香港书展最大的1-2演讲厅，蔡明亮在这里讲述《不得不慢——电影《郊游》的长镜头》，这是他首次以作者的身份来香港书展“打书”。望着半场的观众他调侃，就像他的电影一样，他总期待满场，但事实上总是半场。

他的导演手记是诗，中英文对照，占书的一大半，字大，天头地脚很空，疏朗。

没有题目，也不晦涩，是记事诗，很散，有诗意。

写他的外公，写他搬到李康生家的对门，天天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给大嫂生的孩子做干爸。还写有一场戏仓促拍，没拍好，也没重拍。有一处写到拍戏中的一家人睡觉，他们终于都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睡在1935年盖的房子里，拍完，轻轻的叫醒他们说，收工了，回家了。

又写，他的演员从不问问题，演什么，怎么演，什么情绪，前面发生什么，后面又怎么样，几乎不发问，也没什么可问。

蔡明亮的风格是慢而完整，生活的状态被他搬到银幕上，一字一格，缓慢得像时光停住了，慢到他的电影里滤掉情节和故事，就是生活中的吃喝拉撒。最夸张的是到了他的舞台剧《玄奘》中，一个舞台剧，一张纸，李康生一个人在上面演，除了念念《心经》，就是走路和睡觉，有时候演着演着还真睡着了。

这种让观众看得抓狂的状态，在蔡明亮看来却是肆无忌惮，自由到不行！

他戏称自己是最没有市场的导演，因此也是最自由的导演。正因为没有市场可以不顾忌市场，他可以在自己的电影里讲很私人的事情。要知道在亚洲电影圈里，私人感情是不可能被表达的，但是蔡明亮可以。就这样自我表达的东西不仅可以不断拿到投资，还可以拿到各种电影大奖，甚至可以进博物馆。2007年，法国卢浮宫首次参与电影投资，并首次开放馆内从不公开的地窖和屋顶，就是为蔡明亮的《脸》。该片于2009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后被卢浮宫收藏。

今年3月10日至20日，法国电影资料馆为蔡明亮举办了系列回顾展，放映了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执导的十六部电视单元剧、电影剧情片和短片。

蔡明亮说，总有观众问他，你为什么把电影的时间拉长折磨观众？他说自己很冤枉，因为他没有拉长时间，只有还原时间。

在他的经验里，电影有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影像的构图，拍摄的内容；另一个是时间。构图是电影的一切，就是电影美学，如果没有美学，为何叫电影，跟电视有什么两样？这是基本。电影不是说故事的艺术，不是理解的艺术，是一个观看、欣赏的艺术。

他觉得电影是时间的艺术，时间该如何表达很让人困惑，现代人好像习惯用一种快的方式表现时间，后来时间就不存在了，只是一个情节，事件过程或故事内容而已。他觉得这样的电影不能改变世界的任何事，不能改变人的心，不能做什么，只是在讲故事。

“当你把速度找回来，你就找到了时间，需要一个比较慢的速度让我们看到时间。”这，或许可以解释蔡明亮不得不慢的理由。

7月19日，第16届台北电影奖开奖，最佳男主角又被李康生凭《郊游》揽得。最佳女主角由《回光奏鸣曲》中的陈湘琪摘下。蔡明亮听到这个结果应该骄傲。因为陈湘淇同样是他的爱将，他诗中曾写道：

湘琪太漂亮

像一颗钻石

我总是在等她

再老一点

沧桑些

暗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