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发

一

冬去夏至，5月中下旬，北日德兰半岛迎来了第三十二届奥尔堡狂欢节。

在我看来，奥尔堡狂欢节是一个欢庆夏天来临的节日。北欧人彻底告别了漫长的冬季，期望在狂欢中抖落冬天带来的束缚和积郁。大约从10月底万圣节过后，北日德兰就开始进入冬季。淡黄的阳光从狭小的角度远远地照来，拂在脸上只是温凉的。11月下旬，天在下午四点钟左右便黑下来。从这个时候，过圣诞节的准备开始悄悄地展开，奥尔堡人心里早早就有了对这个大节的期盼。市中心的树上结满了星星点点的灯泡，性急的商家提前在门口增添了圣诞树，偶尔还可以看见圣诞老人装扮的学生鼓队走过街道。圣诞节一过，冬季进入了最深处；不过，春天也越来越近了。3月下旬，天气转暖，白昼变长。白色的雪滴花，蓝色的西伯利亚蓝钟，黄色的复活节百合，仿佛一夜之间在人家的园子里开放。可也许就在第二天，风雨交加，乍暖还寒，花容失色，冬天似乎又收复了失地。从此，春天与冬天的势力展开了拉锯战。过了复活节，春天的力量才壮大起来。而天气仍然阴晴不定。5月中旬以降，天有些热了，草地上冒出繁星般的白色的玛格丽特花。黑羽、黄喙、黄眼圈的乌鸫不知疲倦地鸣啭，它们是这个季节的首席歌唱家。晴好的时候，年轻的女孩们不失时机地换上了短裤和裙子。人们明确无误地感觉到：夏天来了！

就在这时节，奥尔堡狂欢节如期而至。狂欢节活动主要安排在两周之内。上周六举行了儿童狂欢节，遗憾的是我在外边，没赶上带儿子参加。好在25日周六还有一次群众性的盛装大游行，这是狂欢节的高潮。

其实，早在3月22日，狂欢节就开始了carrus navalis（一种船型花车）游行，拉开了序幕。那天我路过市中心，正好邂逅。这次规模不大的游行叙述了一个古老的关于光阴和季节流转的故事：十来个戴着面具、身穿黑衣的丑陋的“影子人”（People of Shadows）走在最前面，一个仆人（bell man）拿着扫帚追赶那些象征黑暗的精灵，驱散冬天和魔鬼。一艘carrus navalis紧随其后，船长和他的水手把船上的东西分给陆地上的人们。船后面，一个农民赶着两头公牛在耕地，播撒种子。然而，没有阳光是一事无成的。跟着农民，几个壮汉高高地抬着一辆象征光明的太阳车。姑娘们载歌载舞，庆祝春天到来，万象更新。

平时在国内，像狂欢节这样的大热闹我通常是避开的，而客居于此，与北丹麦人一起经历过了夏、秋、冬、春，此时却很愿意分享一点夏天到来的喜悦。周六早晨，与妻子商量好，我单独行动去拍照，她带儿子随便走走看看。

我刚往外走，就遇见房东上高中的女儿与几个壮硕的少女在一间屋子里进出，每人一套颇有时装范儿的银白色裙装，浓重的化妆品味扑鼻而来。来到市中心，警察已在主街路口设卡，不让机动车通过。街道上比平时周末热闹了许多，人们三三两两，穿着各各不同，有的携带道具，在做狂欢前的最后准备。

据官网消息，上午的大游行总共有三支队伍，分别于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从三个不同的地点出发，都经过一千五百米长的维斯特布若大街（Vesterbro），到达市中心公园Kildeparken。九点半，我沿着维斯特布若和利姆峡湾大桥，赶到第一支队伍的起点——诺勒松比市桥头西边的街道。诺勒松比市属于奥尔堡大区，与奥尔堡市仅有一水之隔，有利姆峡湾大桥相连。

站在桥头西望，街道上的人群密密匝匝，流动的火红的主色调沿着峡湾，蜿蜒成一条巨大的火龙。不久，随着几声焰火的爆炸声，几股青烟腾起，鼓乐齐鸣，队伍开始缓慢前行。

我快速回撤，跑到峡湾大桥中间的高处，站在隔离栏上面的金属板上。火龙的龙头——一辆火红的大卡车——上桥了，桥上观众快速稠密起来。大卡车靠近，驾驶室头顶一个大皇冠，前后伴随四个身穿火红色复古服装的侍卫，黑帽子上插着一根高高的白羽毛，后面的两个肩扛古代兵器。几个滑板少年来回穿梭。三个紫色的跳舞女郎在随行乐队的陪同下，迈着舞步前进，紫色的羽毛帽，紫色的胸罩，紫色的布条式热裤。随后是火红的鼓队，男女混合，每人都是上下通红，头上是烈火猛兽造型，单个看是一团火焰，整体看像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十几个豹皮装的金发女郎一字排开，款款走来，一辆橘黄色的音乐卡车在她们的右后侧。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站在一辆什么车上，身体的一大半超出人群的等高线，头戴白色的纸花冠，上身白色的短T恤，露出小蛮腰，下身天蓝纱裙。她始终举着双手，扭动着腰肢，和着动感音乐不停地舞动。此时我感觉她就是狂欢女神！其右手的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着的香烟，犹如自由女神手中高擎的火炬。周围的人群随之律动，如痴如醉。我脚下的金属板应着鼓点抖动，与我站在一起的几个年轻人也跳动起来。一辆小卡上的几个男青年，一边灌啤酒，一边朝人群中和大桥下扔啤酒罐。

快到十一点时，我回撤到南北向的主街维斯特布若。街道两旁多为四五层的楼房，许多阳台上和打开的窗子后面都站着观众。临近峡湾大桥的一段路面上扔满了烂香蕉，显然是附近楼上看客们的恶作剧。街道上挤满了人群，变成了一条欢乐的彩色河流。新的游行队伍不时加入，像新起的一道道波浪。到处是易拉罐、塑料杯、饮料盒、碎玻璃，游行的队伍踏在上面，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在街头上意外地碰见了妻子和儿子，妻子一见面感叹：“我的神哪，头上插羽毛跳舞的女的连内裤都没穿，风一吹，屁股都露出来了！”我笑道：“刚才我看到了几个只穿纸尿裤爷们。这就是狂欢精神！”

参加游行的人群分成一个个小组，从三五人到几十人不等。每个小组都有人推着一辆经过装饰的小车，里面放着啤酒和饮料，有点像“空中加油机”。每个小组一种装束：时尚淑女装，传统绅士装，妖魔装，吸血鬼装，中古武士装，小丑装，北欧海盗装，非洲装，印第安装，气球装，奶牛装，火烈鸟装，雉鸡装，迷彩装，尿不湿装，外国国旗装，带着面具的，光膀子彩绘的，男扮女装的……不胜枚举。还有一个站街边的“独行侠”，像一只不祥的乌鸦，身穿黑大衣，歪带黑呢帽，拄着黑拐杖，一只眼睛蒙着黑眼罩，扮作暗探或刺客模样，不时掏出“手枪”朝人比划。狂欢节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去年叫“天使与魔鬼”，今年温和多了，名为“流行时间”（Trendy times）。官网上还特意提示维基百科上所列过去一千年间欧洲的流行时尚，也许以前组织的专业表演扣题了，但大游行的人们可不管什么时尚不时尚，他们我行我素，尽情欢乐。装束的杂色共同烘托出狂欢的精神：打破常规，脱略形骸。性、酒、暴力、死亡、动物性都是狂欢中流行的元素。北日德兰人是内向、沉静的，在狂欢节上，我看到了他们激情、恣肆的一面。endprint

复活节之后，一长串节日接踵而至：国际劳动节、大祈祷日、耶稣升天日、宪法日、圣灵降临节、仲夏夜等。丹麦人还可以选择在7、8月份休长假。狂欢节后，一直到9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欣欣向荣，人们有余裕尽情享受凉爽宜人的夏日时光。

二

6月24日是丹麦的圣汉斯节（Sankthans or Sankthansaften ），前一天晚上为圣汉斯之夜。23日下午有同事打招呼，说晚上可以去看奥尔堡市政府组织的“烧女巫”。地点就在我住所旁边的高地上。

庆祝夏至是古老的风俗，早在维京时代就开始了。仲夏节原本异教的节日，但基督教鸠占鹊巢，把它据为己有，并与圣约翰的受洗联系起来。“圣汉斯”在丹麦语中指的就是“施洗约翰”，天主教把圣约翰的生日确定为6月24日。《圣经》里说他比耶稣早六个月出生，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在圣汉斯节的前夕，要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以驱走邪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丹麦人在篝火上放上一个用布和草制作的女巫。这其实是一种古老记忆的遗存，因为在从1540年到1673年间，丹麦教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教会一样，为了铲除异端实行过烧女巫。

西方国家的猎巫运动存在于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间，反映出当时欧洲在宗教控制下黑暗的精神生活。猎巫为的是铲除异教。当时不论男女，只要是巫师，都统统在镇压之列。当然，其中女巫的数量是要远高于男巫的。有了好用的便利的罪名，那些不合规矩的女人，便会被诬为“女巫”，这样不经过任何审判，即可被轻易处死。火刑是死刑的极端形式，更带有除恶务尽的痛快感。英语里至今有词语witch-hunt、witch-hunting，指称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

我问过两个丹麦的同事：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丹麦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为什么还要“烧女巫”？他们没有说出所以然来。但我想，这很可能只是为了唤起已经模糊的文化记忆，增添一些作料式的文化兴味，带给人们一点略带惊悚的快感，从而使活动更具吸引力。不然的话该项活动与普通的篝火晚会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那天，我们晚上八点多去现场。远远地就听到动感的音乐。平坦的草地上矗立起一个用枯树枝搭成的大柴堆，顶上一个人形大小的“女巫”，裹着水红的头巾，披着水红的长袍，面目狰狞，挥动双臂，似在“兴风作浪”；柴堆的中间，看不清是站着还是蹲着一个体型较小的“女巫”，裹着灰白头巾，穿着画格子长袍，样子猥琐。后来从新闻中得知，哥本哈根地区“烧女巫”的做法有变。女首相说“烧女巫”是传统，但witch是女性，为了表示男女平等，应该再加上魔鬼。于是，那边的火堆上今年开始同时有了女巫和魔鬼。也许下一年丹麦别的地方举行此项活动的话，就得同时放上两个不同性别的假人了。再回到奥尔堡的现场。不远处，有人在拿着麦克风演讲，对着几排坐着的观众。过后观众们手持歌篇，一起唱起了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在圣汉斯之夜传唱的《吾爱吾国》。

九点钟，点火开始，人们层层围住柴堆。火借风势，呼呼蔓延，很快吞噬了中间的那个“女巫”，不久顶上的那个“女巫”也身陷火海，淹没在浓烟中。烈焰随风飞腾，照亮了黄昏。然而，人们只是静静地观看，无人欢呼。

三

1819年9月，土里土气、笨头笨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告别家乡欧登塞，只身来到哥本哈根。那一年他十四岁。这个贫困的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从此开始向上爬的艰辛历程，频繁地叩响达官贵人的家门，故乡成了他终身需要逃避的地方。

几年前，安徒生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同另一个鞋匠结婚。她之所以允许尚未成年的儿子离开家乡，是因为她听信了一个算命女人在欧登塞大教堂为这个男孩举行的坚信礼仪式上的预言：有一天，菲英岛的首府会被盛大游行的火炬照亮，向她的汉斯·克里斯蒂安表达敬意。

安徒生可能出生在汉斯·让森斯大街与邦斯·伯德拐角处的黄墙小屋里，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安徒生到底出生在哪里。人们知道他大约出生在这个欧登塞最穷困区域的一处简陋的住房里。当时此地住满了社会最底层的士兵、短工和乞丐。这一点是建于那黄墙小屋基础上的安徒生博物馆所不愿告诉游人的。

尽管安徒生在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中把自己的家庭描写成一个虽然不富裕，但也舒适干净、其乐融融的处所，但家庭对他来说是噩梦般的记忆。童年生活的真相被他刻意地掩藏，只是不断地闪现在其童话、戏剧和小说中。1833年12月，作为旅行家的安徒生在罗马得知其酗酒成性的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而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在给别人的信中似乎更在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了。他的姐姐卡伦是其母的私生女，这是安徒生终生都极力抹去的存在。1842年2月，失联多年的卡伦突然幽灵般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跟他要钱，给他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四年以后，卡伦死于哥本哈根的红灯区。然而，这个赤贫、不体面的家庭却是他成为一个童话大师的精神摇篮，他成为参天大树的根须是深扎家乡的泥土中的。由于那肮脏的童年生活环境和苦难生活，使他对人世间的不幸充满同情，也刺激了他对美好人生的想象和憧憬。《丑小鸭》无疑包含了他个人奋斗史的辛酸和成就感。他的母亲和姐姐卡伦都曾是乞讨孩子中的一员，《卖火柴的小女孩》表现了他对社会底层人民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理解。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精神财富。丹麦的詹斯·安徒生在其《安徒生传》（陈雪松、刘寅龙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中告诉我们，那个短命的鞋匠死后除了服兵役时的账本和一堆破旧的衣服外，他什么也没给儿子留下；但他喜爱阅读、勤于思考，并注意用那个时代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儿子的个性。如果说父亲的教育锤炼了他的理智，那么母亲的影响则养育了他的热情和想象。他的母亲笃信上帝、迷信和庸医的医术。安徒生在自传中说：“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虔诚，还有点迷信。”通过母亲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文化意识中与菲英岛的农民文化联系起来。所以，他像当时的菲英人一样，信仰耶稣，又崇拜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和主神奥丁，相信万物有灵。周作人在《安德森的十之九》一文中说：“安德森的想象，使他格外和儿童心思相接近。小儿像个野蛮，于一切不调和的思想分子，毫不介意，容易承受下去。安德森的技术，大半就在这一事：他能狠巧妙的，把几种不相干的思想，连接在一起。例如他把基督教的印象，与原始宗教的迷信相溷和，这技艺可称无二。”只要稍想安徒生童话中那些摇曳多姿的人格化的万物形象，不难认识到这种基督教与原始宗教的迷信混杂在一起的地方文化对他的重要性。

正像你所知道的，那个算命女人的预言实现了：欧登塞市政府授予这个逃离或遗弃的游子荣誉市民证书，1867年11月6日的晚上，市民们举着火把游行庆祝，荣归故里是所有游子的梦想，那天晚上安徒生站在市政府大楼一层的窗前，接受人群的欢呼。现在博物馆圆顶大厅的八幅系列大型壁画中的最后一幅再现了当时的动人情景。很少见一个像安徒生这样的艺术家与一座城市融为了一体。这里有以“安徒生”命名的花车游行、节日剧、圣诞集市、国际马拉松；随处可见安徒生和以安徒生童话人物为原型的雕像，城市里有几十处与安徒生有关的景点；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花园等。城市到处都弥漫着安徒生的气息。

两百年过去，作为出生地的房子所在街区四周的老城拆去了，被时光擦洗去了贫穷、肮脏、嘈杂，变得明亮耀眼，成为纪念碑式的艺术品，不厌其烦地向五湖四海的来访者讲述着一个多世纪前一个从丑小鸭成为美天鹅的传奇。

我们于6月初乘火车到欧登塞。现实中的欧登塞有些喧闹、杂乱，与我客居的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相比，似乎缺少了一种优雅。像许多外国游客一样，来这里的唯一理由就是她是安徒生的故乡。安徒生童年故居离穿城而过的欧登塞河只有一百多米，当年作家一天有好几回经过这里，他曾经坐在河边编织他那色彩缤纷的梦想。我们在到达欧登塞的第一天下午，就沿着这条河溯流而上三公里，到达菲英村（Funen Village）参观。菲英村集合了许多岛上农村十九世纪的半木式结构的草屋，从中多少可以窥见安徒生时代菲英岛乡村的面影。当天傍晚，在安徒生博物馆和童年故居边转了一圈。第二天上午再去进馆参观。3月份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去看过长堤边的小美人鱼雕像，经过新港的安徒生故居，参观了市政厅广场边的安徒生博物馆，并前往Assistens教会墓地，拜谒安徒生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