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2014-11-10胡泽

黑龙江史志 2014年16期

胡泽

[摘要]儒学发展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虽几经波折甚至近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但儒学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存在于现今儒家文化圈乃至于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思想学术中。儒家学说生命力的旺盛、影响力的广泛与长久必当有其合理性与可取性，必当能经得起历史与现实的检验，我们以儒学内涵为切入点，并进一步探讨儒学在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关键词]儒学；当代；复兴

一、解决现代文明危机的一剂良药

1、“内圣”的意义：注重人格的提升与完善

从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开始，儒学就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关于品德的论说贯穿于首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之中，譬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1），“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吾日三省吾身”（3），“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4）。《孟子》里也有“我善养吾浩然正气”（5）、“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舍生而取义者也”（7）之类的语句更是体现出一种刚毅勇为的正气凛然。及至后来的宋明理学都特别注重对自身的内省和修炼，强调“涵养为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8）企图通过修养内心来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亦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品德的修养与提高主要是通过学习来实现，儒家学说中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有教无类”（9）等等这些出自于《论语》的经典语录都能说明孔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也有一些教人读书学习的方法，犹以朱熹《读书之要》为例：“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学者须先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等等这样的教学方法放在今日都对人们的教育学习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当然他们最后的动因也是为了教人修身养性、培养成有“仁德”的君子。

2、外王的意义：“民吾同胞”、“天人合一”的有序社会

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儒家极力推崇“仁”，“仁者爱人”，即对于他人要有起码的真诚的友善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0）“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11）等等则是在人际交往之时体现出的一种宽厚博大、与人为善的“仁民爱物”的态度。

儒家思想文化也曾被称之为儒教，但他不同于其他的宗教强调“出世”，而是积极地追求现世事功，儒家大师就要反复阐明、宣扬他们“德礼”、“仁政”等治国理念：“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鼠敢不正？”孟子更是在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之间，不遗余力的奔走并持“仁者无敌”的态度，来宣扬他的“外王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欲平定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都是儒家奋发昂扬以弘道定天下为己任。后来的范仲淹的仁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历代大儒无不继承儒家敢于担当天下重任的精神。

以上这些有关德行修养和“仁民爱物”等儒家学说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这也是儒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当然，此类儒家学说不管在哪个力求进步的社会、哪种追求文明的文化社会里都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池田大作曾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全球规模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遍及全球的市场经济扩大了贫富差距，爆发了难民剧增、病毒性疾患蔓延等‘全球性的问题群，此外，人的精神颓废，引起精神疾患，特别在发达国家，人性的崩溃日益严重。这些‘全球性的问题群以及人性的迷失等，已成为一种包含东方在内的全球性危机，正袭击着整个人类。”（12）而儒学中的人文传统与通识教育对于现代文明的危机不啻是一剂良药，儒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甚至是治愈现代文明的危机。

二、儒学复兴中应当注意的因素

1、名教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孔子和他后来的门徒无疑会有很多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可以称得上是“糟粕”的思想学说，其中较为明显的则有孔门的名教思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3），说明自儒家创立开始，这派学说就很注重“名正言顺”。“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14）胡适将儒家对名教的重视称之为“正名主义”，最好的例子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我们古代的圣贤也曾提倡一种‘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种大势力。卫君子要请他去治国，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15）在孔子和他的门人看来，凡事都得讲个“正名”，如果这样就陷入重言论不重实际行动的过程中，也使得不少人打着“名分”的旗号去排斥异己，或者是做一些名不副实的事情。

2、礼教

根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后来儒家学派衍生出来的“三纲五常”等等，都非常注重名分高下的重要性，并且以名教引申推衍出更为社会化的礼教出来。“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最大贡献在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基础。但儒家之所以能发挥这样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自朝廷礼乐、国家典章制度，中至学校与一般社会礼俗，下级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的价值。”（16）也就是说，涵盖儒家价值的礼仪规范基本上贯穿于整个国家社会乃至家庭个人生活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冲击，尤其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随着各种西方思潮——尤其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的涌入，人们越发觉得传统的礼教所起的副作用越来越大，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打倒孔家店”，鞭挞“吃人的礼教”似乎成了一种社会共识。“‘礼治曾经是融化到中国社会文化因而形之于视听言动的人际关系的秩序。可是现在中国人之于礼，却是‘若存若亡。”（17）

3、正统权威

一些被人称作为“腐儒”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携着维护“名教”与“礼教”而以正统自居，“这和欧洲中古时代僧侣之对待‘异端是类似的，任何个人，任何集体，一上来便以‘正统自居，便没有讨论的余地。他碰到和他不同的思想、言论、制度，会机械反射式地斥为‘邪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有赞成或反对。赞成就得做忠臣或顺民；反对就是‘叛逆。‘叛逆就得消灭。”（18）也就是说，在儒家学说的发展到后来，他们自身的思想学说完全没有先前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反倒有些“小人同而不和”的意味。当然，孔子也有一句与“和而不同”自相矛盾的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用朱熹注解的话说就是“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

到晚明的李贽有“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的论说而被攻为“异端”而下狱自刎。晚清时期洋务派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制造也被理学家污蔑为“奇技淫巧”。很显然，在这种有着正统权威模式下，很难有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秦诸子，虽则异说争鸣，但他们都没有实际把握到政权，因此在学术上愈推衍，愈深细、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北宋诸儒，不幸同时全在朝廷，他们的学术意见，没有好好发展到深细博大处，而在实际政治上，便发生起冲突。既为群小所乘，正人见锄，学术不兴，而国运亦遂中断。”（19）此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以后的大儒往往都是掌权派，但学术并没有得到深细博大的推衍，各自间没有相互的协商与容忍，无疑，这将会对社会政治的发展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三、儒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兴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0）柳先生这段话虽然有些以偏概全，但也足以见得孔子和他的儒学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性。在当今这个西方文化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会有复兴的机会吗？对此，我们必当很有信心地给予肯定的回答。早年钦羡西方政治文明的梁启超，在亲历见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血腥污秽和大战后的衰败凋零后，他就一改先前积极“西化”的态度，说“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之新潮”（21），并开始意识到要把中国文化中固有精萃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相融合，现代新儒学派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致规划下才开始蔚为大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比较过当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有优劣，中国文化注重“伦理”，强调个人当服从、隶属团体，是“伦理本位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自由，是“个人本位文化”（22），二者相互比较，得出东西方文化应当互补的结论：既要有团体意识，不以个人的无上自由来危害、妨碍社会团体乃至国家；又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性格和自由，不能以团体、国家的强迫性要求来泯灭、扼杀个人的性格、自由等等。

钱穆先生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强调，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内用力”的文化，注重自身的修养以维护伦理精神；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用力”的文化，注重向外在的自然界中以求征服和索取：“中西双方思想习惯虽有不同。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好向外看。”（23）由钱穆先生的结论可以推断，个人的自身修养应当注重，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无限扩大自己的自由和欲望，由西方发动的两次几乎毁灭掉人类文明的世界大战就是很好的实例；当然，人类在世界上繁衍生活，又要不断推动自身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界的探求和索取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说我们中国人要积极探求宇宙自然之规律，用来应付与解决不断发生的自然、社会问题，但又不能过分攫取自然资源。“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24）简而言之，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在这关键的时代，既能好好传承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因其固有的人文理性精神与包容调和性），又能利用西方一些人文、理性的思想学术来改进我们的文明并促进其发展。

四、小结

儒学中的对己“修身”、对人“仁爱”等诸多人文传统实为现代整个人类文明危机的一剂良药，而儒学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反省的地方，儒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中庸》有言：“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25）如此注重人道的人文终极关怀和宽厚的包容性，其复兴的可能性很值得期待。当然，以上只是对儒学在当代复兴可能性从其内涵方面所作的简要探讨，还有儒学实际发生的一些社会作用如汉代循吏在边远地区传播儒学、大兴文教，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借鉴儒学的理性内涵，20、21世纪新儒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等等都值得更深一步进行研究。

注释：

（1）朱熹注（宋）：《四书集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60页.

（2）朱熹注（宋）：《四书集注·论语·里仁第四》[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70页.

（3）朱熹注（宋）：《四书集注·论语·学而第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46页.

（4）朱熹注（宋）：《四书集注·论语·颜渊第十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30页.

（5）朱熹注（宋）：《四书集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22页.

（6）朱熹注（宋）：《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54页.

（7）朱熹注（宋）：《四书集注·孟子·告子章句上》[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315页.

（8）朱熹注（宋）：《四书集注·大学章句》[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4页.

（9）朱熹注（宋）：《四书集注·论语·为政第二》、《述而第七》、《卫灵公第十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54、55、89、94、164页.

（10）朱熹注（宋）：《四书集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学而第一》、《子路第十三》、《雍也第六》、《颜渊第十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62、50、143、87、133页.

（11）朱熹注（宋）：《四书集注·孟子·楼离章句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