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冯翔 发自北京、三亚

《当代》杂志创刊35周年的纪念册上，列举了35位曾经在《当代》发表过作品的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的介绍。然而，少了几部名作的名字。

缺少的几部是：

江西作家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写的是李九莲。

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国画》，刊发于1999年。

安徽作家陈桂棣和他妻子春桃反映农民税费负担真相，引起巨大轰动的《中国农民调查》，刊发于2003年。3年后，国务院宣布废除农业税。

“遗憾总是有的。”《当代》主编周昌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代》改变了陈桂棣的命运，他的全部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发的。《中国农民调查》的名字就是周昌义起的。他们共同成名也共同面对。《小岗村的故事》，也是周昌义约的稿，而且全程沟通改稿。

2015年这个春节，陈桂棣和春桃是在北京过的。他们与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作家一起参加了1月21日的《当代》创刊35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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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棣和妻子已经因为作品迁徙了好几次。1993年，在《当代》刊发了叙述一起冤案的报告文学《悲剧的诞生》，在老家蚌埠待不下去了，亲戚朋友路遇不认；2003年，《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他们合肥的家也不能待了，不得不迁徙到妻子的江西娘家。

2009年，他又写出一部报告文学《小岗村的故事》，《当代》却没发出来。陈桂棣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他十分遗憾。

如今，73岁的合肥市作协主席陈桂棣寓居北京。虽然被他在作品中点过名的安徽官员几乎都不在任了——不是退休就是落马，但他还是有顾虑。“谁知道他们的哪个下属还在不在任呢？”

售空、售空、售空

第一次直接批评国家部委工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第一次直面土改乱打乱杀现象的《古船》；被一位官员直斥“没有积极意义”、不许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白鹿原》……

陈桂棣只是无数被《当代》改变命运的写作者之一。

1980年代，屡遭退稿的陕西文学青年路遥把他的一篇小说寄给《当代》，声明如果再被退稿，他将不再写作；这篇小说经《当代》修改发表，路遥从此崛起于文坛。

另一个黑龙江插队知青郑九蝉的经历与此类似。他的小说发表于《当代》，给他引来了上百封约稿信，当地宣传部门下令追查：谁退了这么好的小说？郑九蝉最后做到故乡浙江台州市的作协主席。

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35年来都没有搬家。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院的后楼二层，一栋1950年代建造的老楼就是《当代》编辑部所在地，众多作家成名前的精神产房。1980年代，闯荡北京的文学青年个个困窘，《当代》为他们提供连吃带住的待遇，以改稿的名义。

35年过去，冯骥才洗过衣服的水房样貌依旧，路遥睡过的沙发至今还是《当代》的办公家具。最耸人听闻的段子是一位如今定居美国的山西作家为情所困，在这里剁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

这本老牌文学刊物，诞生于“拨乱反正”呼声强烈的1979年。创刊号封面冷峻的铁蓝色背景下，横着两个严肃的白色大字：“当代”，没有任何多余的美术或文字装饰。创刊号头条是剧作家赵梓雄的剧本《未来在呼唤》。这部占32个页码的剧本，竟有25处“四人帮”。

那是中国文学井喷的时代，文学囊括了新闻、历史甚至政治的作用。《当代》创刊号杂志印了7万册，一售而空。第二期加印到11万册，售空；第三期13万册，售空……1981年第一期，达到最高峰的55万册。杂志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与北京的《十月》、上海的《收获》、广东的《花城》并称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

《当代》创立之初是双主编制度。首任主编秦兆阳曾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广西二十余年，历尽沧桑；他力推湖南作家古华描写反右运动的《芙蓉镇》，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

另一位主编孟伟哉曾任180师政治部秘书。这个高度敏感的番号，使得他1979年创作出短篇小说《战俘》，第一次提到朝鲜战争中我军战俘回国后遭受不公待遇、命运悲惨的敏感问题，刊登《战俘》的杂志被26个省市的读者购买一空。

在这样两位主编合力下，诞生之初的《当代》定下办刊方针：贴近时代，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35年来，“贴近现实”的成果，是约6000部（篇）作品，包括第一次直接批评国家部委工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第一次直面土改乱打乱杀现象的《古船》；被一位官员直斥“没有积极意义”、不许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白鹿原》……

《当代》创办初期，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经常亲自上阵，以延安老革命的出身直接找到邓力群、胡乔木，讨论作家与作品。

多年后写下奇书《思痛录》的她也有过犹疑，曾有这样的叮嘱：《当代》的作品里，不要出现粮票、油票、茶叶票……“这是我们的家丑。”

不能容忍，不能容忍

“我首先盼望国家安定……整个社会信念破灭怎么办？”

秦兆阳看了《九月寓言》，写下十条反对意见。

《当代》的35周年庆典，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作家到场祝贺。王蒙、铁凝、贾平凹、张炜、阿来、赵瑜、阎真、王跃文、刘震云……

“因为它发过《白鹿原》这样伟大的小说，所以我把稿子投给它。”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因为2001年的小说《沧浪之水》，而成为《当代》此次评定的35名“荣誉作家”之一。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和责任编辑何启治，都没有到场。

陈忠实不来是因为年龄太大，身体不好；后者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值得因为这个事情单独回北京一趟。”

话虽如此，78岁的何启治正在抓紧时间撰写回忆录。在他三亚寓所的一叠手稿里，详实地记载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几十年的爱恨情仇。

作家尤凤伟说：《当代》是中国文学诸刊的兄长，厚重、深沉或许还包括些许刻板。这正是秦兆阳的个人风格。从1979年《当代》创刊，到1994年去世，他整整当了15年主编。

在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中，女作家遇罗锦用四五百字描写了自己的新婚之夜。临要上版秦兆阳才知道此事，勃然大怒。他的口头禅是“我们的作品里不能出现女人的乳房和大腿”。此时校样已经付型，与作家联系修改已来不及。秦兆阳硬是把那四段性描写从版上删去，在现场口述了四五百字，让编辑一字字敲上去。

秦兆阳批评山东作家张炜的《九月寓言》，写下十条反对意见：“我首先盼望国家安定……整个社会信念破灭怎么办？”

秦兆阳的风格，今天仍在《当代》延续。

“女人的乳房和大腿，无关胆量，无关‘直面现实。事实上，发表《一个冬天的童话》最考验勇气的根本就无关乳房和大腿。”周昌义说，“换了我，也得把乳房和大腿删去。对于很多作家好的那一口‘性解放，《当代》就是保守。”

拒绝、拒绝、拒绝

在中国文学退潮的20年间，读者的分化是几大文学期刊共同面对的难题。《十月》也坚持现实主义，但重点在中短篇小说；《花城》登了很多别人不敢登或不看好的作品，多次面临停刊压力；家在上海的《收获》更看重艺术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当代》浓烈的男性气质格格不入。

“跟你说啦！我们这儿没有看到稿子之前，说什么都是废话！”

周昌义很费劲地打发走一个眼睛看不清、耳朵不太好还很执拗的中年男人，后者登门送来一摞稿纸，打开发现是手抄的一堆格言。

《当代》的每个编辑几乎都退过名家的稿子，贾平凹、王小波……周昌义也一样，他专门写过文章，回忆当年把《平凡的世界》退稿的失误：路遥托人把稿子的第一部带给刚好到西安出差的他，他觉得读不进去，给退了。

主编和老编辑们知道了，相继提醒他：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由领导退，这样对作家好一些。“在《当代》，提醒，基本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他回忆。

“作为一个年轻编辑，周昌义没有权力直接代表《当代》退稿，应该把稿子拿回来。某种程度上说，他有点滥用职权。”背地里，一位老编辑向南方周末记者不客气地评价。

另一种拒绝，则是《当代》的集体行为。

从19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意识流、先锋小说崛起的时代开始，《当代》一直固守着秦兆阳确立的现实主义风格。它有一张“拒绝作家”的名单。有些是它主动拒绝，有些是自觉不投给它，还有些是它拒绝主动争取的。

这张名单逐年增加，慢慢容纳了中国文坛一些最耀眼的名字：莫言、余华、苏童、张承志、刘震云、马原、格非……

周昌义认为这是“缺位”，但他至今都不认为有多大遗憾。“什么这主义那主义，在我们眼里全是烟云。只有两点例外：写生活，写命运。你就是一本刊物，不能指望全天下的好作家都一网打尽。”在那些缺失的同期，《当代》推出了一大群很难贴上“主义”标签的作家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阎真的《沧浪之水》……“《当代》从来就认为自己读者的趣味比文坛的趣味‘高雅。如果一部作品，读者不喜欢，但茅奖评委喜欢，《当代》会如何？‘抱歉，谢谢！”

1999、2000年，《十月》先后发了两篇女作家残雪的中篇小说。“我们吓了一跳，残雪的东西能读吗？不是说我喜不喜欢读，而是你《十月》的读者能读吗？”

阿来《尘埃落定》的手稿到《当代》时，他也觉得很好，但同时担心读者会不喜欢。最后，小说出版，《当代》才刊发了一部分章节。“还是低估了我们的读者的鉴赏力。”周昌义检讨说。后来，这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

外界的批评者并不客气。复旦大学学者蔡兴水、郭恋东发表过一篇论文，《宏大叙事的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

“无视文坛思潮迭起，作家雀跃，不倡导思潮，不随风转，不参与造势炒作运动，在赶潮逐浪中处于观望、彷徨状，看似保持本色、天然，孤高决绝，傲视群雄，其实有时则是闭目塞听，它的观念陈旧，思想落伍，气量偏狭，志趣枯涩……”

《当代》的视野应不应该“宽一点儿”？编辑部内外的争论没停过。前任主编洪清波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其实后来我们觉得，那些作家的作品都看得懂了，都挺单纯的了。我觉得是领导的一个误判。”

《当代》发过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但对贴着“80后”标签的郭敬明等作家，周昌义从未考虑过。“他们的作品跟我们的选择标准有差异。等他们做了父母、有了生活阅历，等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再来看。”

在中国文学退潮的20年间，读者的分化是几大文学期刊共同面对的难题。《十月》也坚持现实主义，但重点在中短篇小说；《花城》登了很多别人不敢登或不看好的作品，多次险些被停刊；家在上海的《收获》更看重艺术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当代》浓烈的男性气质格格不入。

何启治1980年代末曾闯荡美国，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教授闯纽约》，想投给《收获》。得到明确回话：纪实的，我们基本不要。

2000年，阎真创作了《沧浪之水》，写一个一心想做好人的大学生在官场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幡然悔悟”，很快爬到权力顶端的故事。他先后投给三家刊物，《当代》和《十月》都立即表示要发，《收获》却退了稿，还写了一封信，肯定他这部书“还是写得蛮认真的”。

最后，《沧浪之水》在《当代》刊发，单行本至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66次，总销量近百万册。第二年，《收获》主编李小林亲自给北京作家宁肯打电话，要发他的《蒙面之城》。最后获胜的，还是《当代》。

流失，流失，流失

《当代》有微信公众号，但推送的文章阅读量经常只有寥寥几十。在生存空间上，现实主义已远远不能与1980年代相提并论。“这些年，（作品）质量应该是平稳的，但是它的影响在走下坡路。

在强调“贴近现实”的几十年间，《当代》其实一直与外面的现实有一层隔膜。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羽翼下，所有编辑的工资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统一拨发，不需要跟刊物的销量和编发作品的数量挂钩。编辑部不知道《当代》的办公成本是多少，办公室资源属于出版社，不需要掏一分钱房租。在大锅饭制度下，它从来没有过危机感。

包括主编、社长，现在的《当代》编辑部一共只有五个在编的编辑，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时的一半。现在的社长助理石一枫是最近一次从社会上招聘来的——时间是10年前。

35年来，《当代》用稿的标准基本没有变化。另外几大文学刊物也同样接受体制的笼荫：《收获》由上海市委宣传部赞助，《十月》由北京市委宣传部赞助。

身为双月刊，《当代》的出版周期太长；它也不发诗歌，这把一心想要附庸风雅的官员们拒之门外。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揣着钱来求发表，也还是有不少有偿报告文学找上门来，被《当代》拒绝。《当代》也不登广告，原因是：文学期刊不是好的广告载体。

《当代》也不太维护跟各地作协的关系、跟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的关系。一些作品就这样流失了。

2014年底，阎真的新作《活着之上》发在《收获》上。他很不好意思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当代》，意味着要同时把稿子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收获》，则可以自由确定出版社。湖南一家出版社追了他十年要稿子，他“实在过意不去了”。

35周岁这一年，《当代》的官方网站终于登场。

它的文章，在龙源期刊网的付费阅读排行榜上，排名一般在十名左右。但来自海外的阅读量，经常能排进前三名。这也是此前它唯一与网络发生的关系。

“所有纯文学期刊的网站都是很荒芜的地方。”洪清波说，《当代》给来实习的大学生看纸质杂志，他们也觉得不错；但这影响不了他们的阅读方式，只要一离开《当代》编辑部，他们就又上网去了。《当代》有微信公众号，但推送的文章阅读量经常只有寥寥几十。这还算不错的。同在北京的《十月》至今没有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也挂在一家企业网站上。这本比《当代》还大一岁的老牌杂志，2014年才申请了一个收来稿用的电子邮箱，目前还是以纸质来稿为主。

对《十月》副主编宁肯来说，这很分裂。作为作家，他1996年就上过“瀛海威”网站，他的代表作《蒙面之城》就是2001年在新浪网上连载的。“一个传统杂志怎么和网络对接，现在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对接点……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的读者，其实是不重合的。”他发现，《十月》的读者，以中老年人为主。

对文学的退潮，石一枫倒比较乐观。“1980年代，我觉得是一种严重的文学泡沫。当泡沫退去，以文学之外的目的接近文学的人离开文学之后，剩下的人可能就是真好这口。”

然而，“好这口”的人有多少？宁肯一直都没想通，怎么一本好书连三万本都没卖掉？

他“想不通”的，是湖北女作家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中篇小说，2013年刊登在《十月》上。家贫志坚的大学生涂自强在全村人的支持下考上大学，刻苦学习直到毕业，却发现自己混不出头。还没有混出头，就得了肺癌晚期。宁肯觉得，这部小说很直面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读书有一个上升的通道，但社会把它堵死了。”

这应该会成为畅销书吧？《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单行本印了三万本。他满怀希望：一旦销光，立即再版。

两年了，三万本至今没有卖掉。宁肯只能这样开导自己：“涂自强”的影响力，大体上还是在文学圈里，还没有达到1980年代那样的社会层面；从关注度来讲，文学绝对超不过网络，甚至想象力也是……

另外一个值得推敲的数字是：《当代》，至今共有八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1980年代五部，1990年代两部，21世纪以来只有一部。2003年以后，再也没有得过。

对此，周昌义很淡然：“办刊物，揣摩读者趣味是责任，揣摩评委趣味是找累。你没有读者了，只好去揣摩评委。《当代》还有读者。那些年获茅奖，很值得骄傲，因为读者和评委的趣味都是‘直面现实。如今的茅奖，表面上评的是作品，实际上评的是作家，是还债。仔细看看，好作家的好作品都不一定在茅奖里面。更要命的是，现在的好作品，绝大多数都不是那些著名的好作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