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档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决心和信心，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向创新驱动要动力，向扩大开放要动力，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进一步推动大企业做强做大、提质增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大企业面临的挑战

近几年来，我国大企业一直处在一种“非常态”的经营环境之中：首先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然后经历了全球性流动性宽松和国内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最后经历了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持续17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下行，宏观经济增速大起大落，企业很难根据市场形势进行研判和预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工作思路，不再过度追求GDP增长速度，转而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再随着经济波动而时常变动宏观政策，转而盯住物价和就业指标设定经济波动“上下限”，只要经济波动在上下限范围内就不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进而出台并实施“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可以说，中国大企业的经营环境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经营环境从“旧常态”转变为“新常态”。新常态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大企业将面临诸多此前从未经历过的因素和挑战，比如增长动力哪里来，如何顺利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等等。

（一）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条件下需要实现增长质量“上台阶”

中国大企业对国内的GDP增长率有高度依赖性，特别是对GDP增速下降高度敏感。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大企业中的重化工企业比重比较大，它们对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度依赖；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企业依靠大规模信贷支持在较短时间内就能获得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条件下，国家信贷环境趋紧，产能过剩问题就尤为突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不合理的宏观政策不但没有熨平这个经济周期，反而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强化了企业对经济干预政策的依赖。但是这一次，自从2011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至今，我国经济周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经济下行后进入明显的“复苏—扩张”阶段，而是进入连续十几个季度的经济下行阶段。尽管从2013年初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不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但仍旧有多个行业的相当多企业寄希望于大规模政府投资的出台。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概念的使用终结了许多企业的“大规模刺激梦”。当前中国经济的指挥棒不再是单纯追求GDP高增速，而是短期不失速、中期调结构、长期促改革。从政府角度来说，只要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速也是能够容忍的。更重要的是，一方面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而要以就业和民生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同时不能经济增长质量也“下台阶”，必须千方百计促使增长质量提高上去。这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二）重化工业化阶段临近尾声，产业结构轻型化不可逆转

众所周知，中国自新世纪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即重化工业化阶段以来，形成了以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以矿产资源开发和能源工业为基础，以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模式，重化工业进入高速成长期，并形成了大企业集中诞生的时期。十年来的中国企业500强的产业结构分布都证实了这一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更强化了这一特征。然而，近两三年来，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另一方面伴随国际市场需求趋弱，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从接近两位数的增速降低为8%以下甚至更低，政府不会再出台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政策来“托市”，而是会采取诸多促进创业和就业、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破行政垄断、放松行业管制的政策措施。在可预期时间范围内，这种经济政策状态将持续较长时间。这意味着，持续十多年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可能已经临近尾声，我国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产业结构模式将逐渐发生变化，重化工业大企业将进入较长期的去产能化阶段，而随着破除行政垄断放松行业管制政策的落实，包括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态在内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有望高速成长。这将显著改变中国企业500强的产业结构分布。

从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经初步核算，2013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24968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3.9%和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同时，工业增加对GDP的贡献也降至40%左右。主导产业的更迭，服务业将迎来发展的大时代，这是工业化阶段和世界经济“服务化”动力共同决定的，随着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推进，“新主导产业”也将涌现并将助力中国未来服务经济的发展，塑造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说，这种产业结构轻型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对于以重资产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大企业来说，如何在这个趋势下顺利实现转变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三）传统城镇化模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在下降

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3.73%，比2012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平均以每年1.37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平均每年新增2000万城镇人口，但2011年以来，城镇化率有放缓趋势，同时，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也有下降趋势。有研究表明， 1996—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每年基本以1.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镇化对GDP的边际贡献平均在50%以上，1999年则达到创纪录的83%（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加速城镇化有效对冲了外部经济冲击，并有效解决内部产能过剩问题）。2009—2013年，城镇化对GDP贡献保持在30%附近。但专家估计，如果按照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每年10%提高、城市化率每年1.2个百分点提升，那么2014—2020年城市化率对GDP的边际贡献率将稳定在20%—25%，也就是说，城镇化只能提供1.5—1.8个百分点的贡献，要实现7%左右的实际GDP增长，就需要额外的增长动力，在投资效率下降背景下，通过额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切实际，消费升级、结构转型等提高增长质量的手段就显得非常关键。

（四）改革红利不会立竿见影， “六高”现象短期内难以化解

过去我国大企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过去30年间的三次大规模放松管制：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打破计划体制、允许农村承包制和城乡民营经济发展的放松管制浪潮；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随后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激发出来一股强大的创业浪潮；第三次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而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引起的企业国际化浪潮。但到了近几年，前面的改革红利已基本用尽，我们必须启动新一轮放松管制、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除经济发展仍存在的体制束缚，释放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推动经济再上新台阶。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体制改革。但问题在于，改革不是纯收益过程，改革是要支付成本的。改革成本，就是为旧体制还账，为新体制支付必要成本。体制转轨期还会产生两种体制的摩擦，摩擦成本甚至会更大。困难在于，改革成本支付在前，改革红利收益在后，不会立竿见影，有一个滞后期。在旧的增长动力渐失但传统约束条件还没有完全放松、新的改革红利尚未完全发挥作用条件下，我国大企业必须应对好这段“增长动力空档期”。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主要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包括资金、土地、流通、创新、准入成本高，前者是自然的经济规律，后者都是需要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在“增长动力空档期”，六大高成本将会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突出挑战。一是劳动力成本相对劳动生产率过快上涨。企业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机器替代人工”，但面临一次性投入过高、市场前景不明等风险，很多企业无力负担。二是资金成本过高。由于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资金充裕与价格高企并存，融资难和融资贵成为许多调整、转型中的实体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三是土地成本过高。土地供给不足和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东部地区仅能部分满足少数企业的用地需求，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地价、房租的制约。四是流通成本偏高。不仅传统商业运行模式受高物流成本约束，而且网络销售、网店等新模式，也同样受到高物流成本的影响。五是知识产权保护成本过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行成本过高等问题，很多有创新能力和意愿的企业，因创新产品、新技术容易被仿冒和剽窃，担心创新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等而被迫放弃。六是准入成本依然很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有超过1/3的企业希望通过进入其他行业实现企业转型，其中纺织、服装、化纤、有色等行业超过50%的企业有转行的意愿，但普遍反映看好的行业门槛依然很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政府干预依然过多。

（五）中短期内仍将面临若干风险和不确定性

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追赶型经济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都发生过系统性危机。从本质上讲，经济危机和体制改革都会触发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前者是一种市场的自我纠正，冲击和震荡力度更强；后者是一种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方向会更清晰，短期冲击相对较小，但达成共识并付诸实施比较难。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而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坚守风险底线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虽然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地方债风险、楼市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这给未来3—5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第一个就是地方债务。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2015年到期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占21.89%和17.06%。如果这两年能够度过的话，那么在2016年和2017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11.58%和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18.76%，明显低于今明两年，自后年起，偿债压力将逐渐趋于缓和。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这两年的到期债务不采取延期、借新还旧措施。如果采取拖延战术的话，2016年以后的还债压力将会增大，并且可能把地方债的风险越拖越大。地方债现存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问题，也是一个流量问题。只有控制住了增量债务规模的迅猛膨胀，才可能“以时间换空间”，最终化解存量债务规模的风险。要在“适度举债”和“经济稳增长”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监管层来说，恐怕都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第二个是与地方债务相关的楼市风险。大多数中国大企业都与房地产相关，过去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但从2013年开始至今，全国房地产市场开始从局部性过剩向全面过剩演进，多重因素叠加起来促使房地产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均有所下滑。截止2014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从金融数据看，2014年6月末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达16.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0.8%，但如果算上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若干行业的贷款，这个比例就要很高了。从目前看，虽然截至2014年7月底全国有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但都没有对冲当前的下行态势；未来随着不动产登记、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等因素，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不容低估。

二、中国大企业适应新常态、提升竞争力的建议

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演进过程中，中国大企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经济增速下台阶和增长质量上台阶的矛盾，规模越来越大和活力越来越低的矛盾，庞大生产能力和市场相对需求不足的矛盾，提高增长质量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过去地方政府和企业都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要在中速增长环境下实现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收入可倍增、企业发展质量可提高等目标，难度很大，并且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从中央对企业的要求看，核心要求是“要活”，要有活力、能创新，用一定时间形成一批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当前正处于前期政策效应消化期、新政策理解消化期、自身改革和转型探索期，第一要务是要适应新常态，转变增长模式，核心工作在于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降低盈利能力和水平对简单规模扩张的依赖程度，盈利模式从“速度效益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一）下决心适应新常态，追求增长质量上台阶

尽管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具体应该是多少，特别是中央对经济持续下行的容忍度究竟有多高仍然有争议，但“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定调，意味着包括家庭、企业、政府等各类市场主体都需要积极主动调整，去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一，要“丢弃幻想”。要彻底放弃“等靠要”思想，摈弃被动等待或者呼吁中央再次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幻想。多数企业都十分理性，能够认识到过去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危害和后遗症，不希望中央再搞“四万亿”，但可能出于经济下行给企业带来严重影响等原因，也有不少重化工企业仍然希望中央能够出台较强的刺激政策拉动内需；还有许多大企业持有较大“负面资产”，比如在产能过剩领域拥有一些目前已经停产或半停产的生产线，万一中央“救市”这些产能就又活了。现在“新常态”概念的使用，意味着这些企业要彻底放弃上述“等靠要”幻想，主动适应新常态，根据经济中速增长的现实，重新审视企业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以及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及时对企业战略进行再定位。第二，要下决心“甩包袱”。要果断进行资产结构调整，通过外包、股权转让、资产出让、破产重组等方式剥离严重亏损或资不抵债的板块，盘活存量资产，增强资产流动性。尽管经济下行时期通常资产价格都比较低，但是经济下行时期却是结构调整的好机会。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经济成分，如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鼓励具有战略价值和引领作用的产业板块，等等。第三，放弃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转而追求“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水分主要体现为增长的低效率或无效率。相当多大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就说明其资产利用效率很低；同时，在传统产业领域和部分新兴产业领域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没有形成有效供应。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而增长质量没有提高，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

（二）落实国资国企改革安排，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500强的主要组成部分，资产总量大，战略地位突出，其提质增效对于中国大企业整体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同时，国资国企改革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2014中国企业500强中就有不少混合所有制的成功案例，他们有的本身就是以股份制形式成立并严格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运行的，如招商银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运输集团；也有通过整体上市实现多种资本共同发展的，如TCL集团等；也有通过国有股减持或“公私合作”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如海螺集团、浪潮集团、中国建材集团等。目前，重庆、上海、广东、湖北、山东、江苏、北京等地的国资改革方案被各方披露，方案的共同特点就是目标明确，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下，提出了“路线图”和“时间表”，甚至勾勒出“同股同权”的概念；中央企业改革稍显滞后，主要是由于中央企业的特别复杂性，2014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也推出国资改革的四项改革试点工作，包括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董事会改革试点、派驻纪检组试点等；两家国务院直属中央企业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也披露了各自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或整体上市计划。从目前整体推进进度看，由于多种因素，国资国企整体改革还处在“边探索、边推进”的阶段，整体比较缓慢；有的企业是按工程项目来推进，把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变相的融资手段，公司治理没有应有变化。从三中全会决定看，国资国企改革既不能搞运动，也不能踏步不前；既要通过吸收社会资本进入进行产权关系多元化，又要进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核心要求是要斩断国有企业连接政府的输送营养的脐带，使它们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要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完善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打造开放型的公众企业。

（三）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推进企业创新驱动战略

正值我国传统工业化已经进入尾声之际，当前世界正在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和前沿方向已经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前沿技术发展也处在多点、多元、群发突破的创新密集期等。这些革命性突破将成为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和知识源泉，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世界主要国家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把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努力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2013年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中国大企业广受批评的一个原因是大而不强，关键症结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比如，目前我国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超过95%，基础电路工艺落后发达国家约5年。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在工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前瞻性地部署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重点领域的重大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支持面向行业的基础共性技术推广应用，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特别要从制度设计上下功夫，重视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对创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营造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四）借力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切实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

当今世界是以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和基本特征的信息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今天大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因技术含量不高，一直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重点行业信息化程度逐步提升，但总体信息化的水平仍然不高。第一，我国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顺势而为，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为抓手，大力推动传统工业向智能工业转型。一方面，要把我国制造业发展建立在先进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基础之上，深化信息技术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应用，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制造业数字化技术、产品、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两化”深度融合提供产业支撑。第二，要以智能技术开发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着力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涵是信息技术创新，主要特征是制造方式智能化。具体表现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加速融合，促进了生产系统智能化、产业组织网络化和加工制造的个性化发展。未来智能工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将由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组成，其制造系统也将由过去的能量驱动型向现代信息驱动型转变。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与我国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方向不谋而合。第三，要主动适应生产方式变革，围绕提升产品附加值，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是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其通过不断强化面向客户的个性化研发设计、咨询规划、金融支持、供应链管理、在线监测维护等业务，构建柔性化生产方式，从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促进产业模式从以产品制造为核心，向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重转变，不仅将改变我国制造业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也将有利于把经济发展转到更多依靠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上来。

（五）迎接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征。但是过去的城镇化有个重大缺陷，即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度重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忽略人的市民化、本地化和消费升级。比如我国城镇化率约53%，但其中有17个百分点属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也就是说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并不高，甚至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目标，并要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这实际上暗合我国即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当前，服务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尽管目前的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诸如房地产业比重过高、金融电信等多个重要服务业产业行政垄断严重、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低等缺陷，但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推进落实、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破除各个领域的行政垄断，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是必然可期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中有诸多成功的企业转型案例，比如恒大集团向矿泉水等快消领域进军，大连万达集团向院线产业进军，华为和中兴从单纯做通信设备制造转向智能手机生产和服务，沙钢集团进军钢铁物流园，雨润控股集团实施“三三三”战略将在全国形成九大物流区域，浪潮集团从服务器生产转向云计算服务等等，他们都看到了新型城镇化时代和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将面临的高速成长空间和目前的高端服务短缺的矛盾，也因此收获了较高收益和高速成长。

（六）创新企业国际化模式，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企业国际化和全球化步入新阶段，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速度有所下降，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和投资领域所占的份额却高速增长。新兴市场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活跃的全球化塑造者。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一批优秀的大企业海外并购步伐明显加快，联想集团通过并购重组成为全球第一大PC生产商，双汇国际收购美国最大的肉制品企业史密斯菲尔德、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能源公司、吉利汽车收购英国锰铜公司，腾讯推出的聊天软件微信在全球越来越受欢迎，腾讯注资了美国移动应用软件Snapchat，百度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西、泰国和埃及等市场，大连万达集团、华为公司、新希望集团等也有诸多兼并收购动作。中国企业正进行快速的国际化发展，业务也逐步多元化，但中国大企业在集团管理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目前，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国际经济不振，许多国际企业集团也在经历困难时期。中国企业应该抓住当前的机遇期，尽快建立企业集团的科学管理模式，完成管理转型，实现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中国企业首先要突破原来固有的模式和观念，注重管理手段细化、标准化的建设，创新思路，寻找更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机制落实集团战略，创造价值，把控风险；同时也要借鉴成熟的跨国公司的先进做法，结合中国企业的特色和管理优势，创新出适应中国企业发展的全球化运营和管理模式，将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实现国际一流企业的愿景。■

（冯立果，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