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述斌

陈独秀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讨袁革命之后，从安徽合肥来到上海。此行他是从两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去寻求新的革命出路。他深感宣传教育，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国民性的重要，于是决定办本杂志。1915年9月，陈独秀亲自主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在上海问世。该刊开篇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开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从此，陈独秀先生名声鹊起，一步步走向事业顶峰。

1917年1月，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竭力荐聘，北京政府教育部签文：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亦随之迁来北京大学内续办。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上，“把志同道合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请进了《新青年》编辑部；后来，又增加归国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钊、高一涵、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新青年》由原一人主编主办转变为多人编撰的同仁刊物，正式形成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1]《新青年》刊发的一篇篇批判旧文化、倡导和扶持新文化的战斗檄文，迅速向全国思想舆论界辐射，很快形成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全国性的思想文化运动，成为荡涤神州大地旧思想文化的一股冲击波。

新文化运动的拓展，为“五四”革命运动奠下基础。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胜利国，在其面前出现了第一次从德、日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权利（即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的机会。陈独秀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反对强权，收回权利的政治主张。他们先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广泛宣传教育，唤醒民众，特别是唤醒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接着他们又以新创办的《每周评论》周刊为导向，及时为“五四”运动提出不断深入的战斗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并且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陈独秀在散发自己撰写的传单时，被北洋军政府暗探逮捕，关押三个月后，在全国各界努力营救下获释。在“五四”革命洪流和全国民众抗议下，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取得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作为，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内部讲话中作有评价。他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2]

“五四”运动的胜利，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经过“五四”运动，陈独秀的人生观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他在各种“新思潮”影响下，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识到新的革命必须要把救国的民族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政治革命和改造旧社会的社会革命，三者合一，彻底进行；但要实现如此艰巨的革命任务，仅靠学生和知识界掀起的救国运动是远不够的，必须要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合。工业发达，工人阶级基础好的上海当是首选之地。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向外界发表谈话：“此次离北京抵沪，不仅是工作和住址的变动，而是奋斗方向将由学生和知识界的救国运动转向革命的工人运动。”[3]他以《新青年》为阵地，亲自或者委托朋友及进步青年工人，深入各主要城市调查工人阶级详细状况，将调查结果在《新青年》上刊出。同时，他又亲自到工人群众中组织工人学习，举行各种集合，先后发表题为《劳动要旨》、《劳动者觉悟》、《三八制》等重要演讲，对提高工人觉悟，鼓舞工人革命斗志起到重要作用。经过几个月在工人群众中的艰苦工作，陈独秀开始进行中共建党的筹组工作。1920年6、7月间陈独秀首先组织革命团体“社会主义同盟”（还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一组织刚一成立就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重视。“1920年7月19日，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大家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会上决定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上海革命局，全面领导建党、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会等工作。”[4]紧接着于“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胚胎组织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17人。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全面负责建党工作。”[5]随后，中共发起成员分别到各地进行建党工作。陈独秀还指导帮助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党，并亲自去广州开展工作；又与在北大的李大钊协商北方建党工作，由后者负责。李大钊即派人到北京、天津、唐山、郑州、济南等地进行建党工作。在此期间，陈独秀对党的名称问题认真做了研究。他写信给北大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意见，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最后商定叫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诞生，第一次在中国鲜明树起“共产党”旗帜。陈独秀为该刊撰了发刊词，还为即将成立的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精诚竭力为党的创建尽心工作。

1921年6月，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催促下，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出通知：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催促陈独秀从广州赶回上海主持一大召开。“陈独秀当时兼任广东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若离开款子就不好办到，于是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人出席一大。但让包惠僧带去了他致大会各位代表的信，即向大会提出的四点意见：一、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加强党员教育，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二、实行民主集中制，既讲民主，又要集中；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四、目前主要是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6]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两人参加了“一大”。由于陈独秀未出席，临时决定由张国焘主持大会。大会最后决定，由于党员人数少（仅有党员50多名），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设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陈独秀自担任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之后，再次被选为书记，而且是缺席当选。这说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和崇高威望得到确认。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预科校长，从广州回到上海接任党中央书记的领导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星火燎原精神，力克艰难险阻，排除内外干扰，精进求实工作。党的组织不断建立完善，发展壮大。工运工作节节推进，各产业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健全。青运工作得力进行，加入社青团的革命青年快速增多。陈独秀还领导中共中央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达3年多。（蒋介石于1927年“四一二”叛变，遭致大革命失败，合作破裂。）党的各项事业成就卓著。史料显示：从1921年7月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党员达58000多名，社会主义青团团员达37000多名，工会会员达290多万名，农会会员达900多万名，还有童子团达15万多。这些伟大成绩，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关键基础。因此，陈独秀从党的“一大”到“五大”连续五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历史是承认他为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的。

陈独秀先生从辉煌到没落的转折，有的学者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央‘八七会议未让陈独秀参加，实际撤了他总书记的职，使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大受影响，从此走向没落……”[7]这一见解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它并不是导致陈独秀走向没落的症结所在。史实表明，陈独秀是位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淡泊名利，宽容大度的人。他对于未被邀请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实际被撤总书记职，并不计较。他不服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过饰非，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由他一人承担，并要他去莫斯科“总结经验教训”（实际去接受处罚）。他对此坚决不答应不服从。党的“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思想、精神并未消极。他怀抱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经验之目的，不断作考察研究。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把反对和批判过他的人，都视为同志；把反对意见视为不过是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一些分歧而已。他先在武汉，然后到上海，多次向临时中央贡献自己考察研究的意见，其主要内容认为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党应取的策略是退守防御等。“1928年3月，共产国际做出4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大的决定，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必须参加（大会后来推迟到6月召开）。1928年5月，陈独秀拒绝参加‘六大时诚恳表示，他不再参加中共领导工作，也不为自己辩护，更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党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8]这就表明，从党“八七”会议到“六大”召开，陈独秀同党中央仍保持着正常联系；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陈独秀从辉煌到没落的转折点，愚以为先期缘于他对“陈独秀派”没有坚决阻止。党的“六大”后，一批曾在陈独秀领导党中央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骨干失去原有职务，赋闲于上海。他们对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处理陈独秀不满，私下串连成一个派别，自称“陈独秀派”，并仍拥护陈独秀为他们的领袖，鼓动陈独秀参加，为恢复他往日的地位而奋斗。但陈明确表示不参加，不支持，却没有坚决阻止这些人聚集一起，在党内自成一派别。这种有违党的纪律的活动于是愈演愈烈。1929年初，留苏归国学生王一平（中共党员，在莫斯科参加托派，回国后分配在中央直属党支部工作）将带回的托派文件秘密传入党内。1929年四五月间，“陈独秀派”成员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王一平带回的托派文件，便自动组织起来学习。他们对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中国大革命，致使革命失败，遭受惨重损失等论述，表示佩服和完全接受。他们遂将托派文件介绍给陈独秀。陈在阅读这些文件后，认为找到了知音；他一年多来所苦恼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开初，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等主张（受到共产国际严厉批判）。这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批判是不谋而合的。从此，陈独秀便常与“陈独秀派”成员相聚一起讨论托派文件。在不断的讨论与争辩中，陈接受托派思想主张，正式转向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才是陈独秀走向没落的本质原因和关键所在。他把与托洛茨基在一时一事上的谋合，当作普遍真理；把歧路当作正道坦途，从而与党的主航道背道而行。他从此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被革命洪流所淹没。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以他接受到的托派思想观点，向中共中央写了封长信，全面阐述了对中国革命的意见，猛烈抨击党的“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此时，中共中央再次对陈独秀进行劝告和警告，陈独秀却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1929年9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个托派组织成立，公开亮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成为托派后，日子并不好过。他虽经艰难努力促成托派各派别组织的统一，被选为书记，但仍受到青年托派的歧视、老人托派极左派的反对。其时托派各组织派别间还互相攻讦，内斗不断，争论不休，最终导致托派自我孤立，门庭冷落，和者甚寡，始终没有成为气候。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被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陈独秀在狱中仍未放弃托派思想立场。1937年8月他出狱不久，即在上海加入托派中央临委。此时，托派中央已被极左派把持，且极左派占多数。陈独秀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已无法改变。陈独秀认为，若继续按极左派思想走下去，托派是没有发展生存余地了。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便直接向托洛茨基写信告极左派的状，信的结尾处结论式地言道：“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9]此封信是陈独秀与托派极左派的摊牌与决裂。同时，也表明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已有较深的怀疑。尽管如此，陈独秀的思想仍具浓厚的左的色彩，他仍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也就注定了他后来，尤其晚年颠沛流离的凄凉结局。当然，陈独秀先生总其一生，仍不失为杰出的爱国者，是一位可钦可敬的人。他在身处困境，尤其身隐囹圄和贫病交加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人格魅力，是会令历史铭记的。

注释：

[1][6]《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306页。

[2]《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3]《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4]《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从书》第一辑，上海党史出版社1981年版。

[5]《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8月。

[7]《党史资料丛书》第3辑，上海文献出版社1977年版。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上海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337页。

[9]汉口《正报》1938年4月23日。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会员、省公安文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