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原

提 要：西汉文景—武帝之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支撑这个盛世的理论基础是黄老思想与新儒家，主要是新儒家。所谓新儒家乃儒学杂糅法、道、阴阳诸学的结果，是孔孟原始儒学以后儒学第一次较为完整的理论整合。它反映出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因时而变的智慧、相对宽广的情怀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关键词：黄老，无为，公孙弘，董仲舒，霸王道

咸阳皇家图书馆先秦典籍的焚毁殆尽，项羽自然是第一罪人；但是，作为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却也难脱干系。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里就直指他“是一位毫无文化教养的小土豪”[1]。刘邦在与项羽的较劲中，是“先入关者”。但他于公元前206年攻入咸阳后，却只知道搜集阿房宫中的珍宝、美人和田赋、户口的册籍，对于皇家图书馆那满当当的古典文献，竟毫无所动；以致后来粗野的项羽入关，添加了一把大火，使这一库仅存的古典文献，终化为灰烬。假使当时这位先入关者，也把这库古典文献和珍宝、美人及田赋、户口的册籍，同时搬到霸上军中，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秦与先秦文化方面的知识，也许会更多些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刘邦这位曾“以儒冠为溺器”的“长者”，也同秦始皇一样，是很瞧不起儒学和儒生的。据史载，“偶语诗书者弃市”这一条知识分子惩治法，在汉高祖的时代，还继续有效。因此，他于公元前206年入关后，对皇家图书馆那琳琅满目的书籍（在他看来，这之中大致主要是儒生们的著作）无动于衷，当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多认为，汉高祖刘邦从秦王朝灭亡的事实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因而直至汉武帝时代以前的几个皇帝都倡黄老而行“无为之治”。其根据是太中大夫陆贾在《新语·无为》里回答刘邦的一段话，即秦“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言“夫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这些话的意思，颇有《老子》的韵味。大概汉初统治者意识到秦代的灭亡与苛法暴敛密切相关，于是痛斥法家学说而崇尚黄老，标榜清静无为和因循而治，一时黄老思想风靡朝野。持汉初倡黄老说者还举出《汉书·外戚传》的一段记载为证，说汉文帝的皇后，即汉景帝时的皇太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黄老思想与无为之治

原来，汉初倡行的“黄老”，是指《黄帝》四篇和《老子》二篇，而以《黄帝》为主。197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帛书，其中有“《经法》凡五千，《十大经》凡四千五（或三）[百]六[十]四，《称》千六百，《道原》四百六十四，《[德]》三千卌□，《道》二千四百二十六”。对此，考古学家们多认为，从《经法》起的前四篇当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载的《黄帝》四经。[2]

关于“黄老”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其《乐毅列传》说：“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老庄申韩列传》也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之作的《韩非子》当然是要讲刑名的，因此司马迁将《申子》和《韩非子》并列起来是讲得通的。但是《老子》并不讲刑名，刑名怎么能和黄老结合起来呢？前人因此很是困惑。直至马王堆帛书出土，《经法》等《黄帝》四经面世，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黄帝》四经也讲刑名法术之学；它的行文方式及内容，却从《老子》脱胎而来但又大异于《老子》。或者可以说它是道表而法里的著作。虽然如此，黄老并列，借助道家的外壳，却毕竟反映出时代对以严刑峻法著称的暴秦的唾弃。因此，汉初的黄老之学当然不能视作秦代法家思想的翻版。

汉初的一批政治家，多信奉黄老思想。萧何是汉朝的开国丞相，他参照秦法（即李俚《法经》六篇）与老子“清静”观，“作律九章”，奠定了汉朝的政治制度。所谓萧何之“约束”，主要指九章汉律。那时流传的一首歌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静），民以宁壹。”（《汉书·曹参传》）

曹参也信奉黄老思想。《史记·曹相国世家》说他在汉初做齐国丞相期间，“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得到曹参的信用。曹参在齐国，“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封建中央政府丞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时有“萧规曹随”之称。汉惠帝刘盈责备他“不治事”，他回答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史记·曹相国世家》）这就清楚地表明：西汉前期“无为而治”的实质，乃是继续执行“既明”的“法令”，以达到“遵而勿失”的目的；这“法令”，则是刘邦、萧何早已规划好了的，故谓之曰“既明”。

又如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汉书·陈平传》）。陈平是刘邦的一个重要谋士，后来继曹参为丞相。

西汉初年的“无为之治”颇为看重法治传统。文帝宗黄老，善刑名之言；景帝和窦太后继承法治，可是朝野中奉行原始儒家思想的人则大加反对。这在《史记·儒林列传》所记辕固生与黄生于“汤武革命”的是非之争问题上似可获得说明。辕固生是儒家，黄生被说成是道家。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了，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事实上，《老子》所说还较玄妙，《黄帝》四经才真正像家人言。至于“司空城旦书”是法家所用，窦太后由于痛恶儒生，所以要用刑书来代替道经。黄生所言的要旨，是将君臣关系视作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绝对关系，是一种绝对化的政治秩序，一种绝对化的政治名分（这与原始儒家的所谓“从道不从君”的“义合”的君臣关系是截然对立的）。这如同帽子破了仍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也仍得穿在脚上的道理一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黄老之学何以会在汉初大行其道。因为它最厉害之处乃在于“得君行道”；而所谓“清静无为”固然重要，却不如“得君行道”那么贴近汉家天子的心房。这里还须指出的是，黄生的“冠履”论，不仅见于《太公六韬》的佚文，而且也还两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另据《史记·儒林列传》的文字，汉景帝当时显然偏袒黄生，不喜欢辕固生谈汤武受命（辕固生称汤武起兵是“受命”，坚持原始儒家的“君不君则臣不臣”的理论）。难怪此后汉廷的儒生再也没有碰这个题目了。

还须指出的是，汉初诸帝打着黄老旗号奉行的“无为之治”的“无为”，虽从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演绎而来，但又同它保持着一定距离。换言之，即搀和进了法家的东西。道家之“无为”，原本是顺应自然变化之意。《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后来韩非子又重新对“无为”作了解释，称“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韩非子·扬权》）；君臣上下都能按“法”行事，就可以做到“无为”。而马王堆帛书《经法》劈头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认为“道”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和支配着万事万物的生死成败，也产生了法。《经法》又说：“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度也。”这就是说，“法”虽是由“执道”的君主制定的，但不完全以君主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君主们不能随便废除或触犯“法”，否则就违背了天地之“恒道”。《经法》还明确指出：“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这里所说的“虚静”，就是要求不受干扰，一切以“法”为准绳。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则是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它的原意就是强调执“法”必须果断、坚决，不能优柔寡断，否则那些非“法”的活动就会扰乱封建统治的新局面，就不能巩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经法》用不少篇幅论证了动与静、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达到“动之静之，民无不听”。这一点，也很符合希望稳定新的统治秩序的汉王室的胃口。其时百废渐兴，百业渐举，因此，黄老之学才被汉初统治者奉为至理之言，奉为治国之术，奉为君臣上下当普遍知晓的政治教科书。这样，长沙王相利苍家才会将它们恭谨虔诚地随葬于墓（其墓年代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中，以示在人在鬼都要时时奉读不已，不敢有怠。这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言：“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二、叔孙通的乖巧和公孙弘的曲学阿世

高扬黄老旗号的“文景之治”过后，便进入西汉盛世的高潮时期——武帝时代（前140—前87）。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论者一般认为：这便开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3]

不过，汉武帝刘彻在位之时，地方割据势力觊觎中央政权，威胁国家统一的危险并未因前代的“削藩”和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而解除，北方匈奴又频繁南下，骚扰内地……因此，先秦法家的“尊君卑臣”（其与黄老“得君行道”是相通的）思想便换了面目而得以风行于朝中。不少历史学家其实看到了这一点：孙景坛先生提出，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乃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打着红旗反红旗”。[4]与此相应，余英时先生也提出汉代“儒家的法家化”[5]这个命题。只是，余英时的命题的角度，与孙景坛不同。孙景坛是从法家借儒“尸”而“还魂”的角度认识汉代的儒法关系的；余英时则从儒家借法“尸”而“还魂”的角度来辨析。不过，我们即便认可余英时先生的思路，也应看到：在汉初高扬黄老旗帜的背景下，儒家的“借尸还魂”，已使得这还出来的魂魄已非先秦儒家的原汤原汁了，而是搀和进其他诸子学说的大杂烩。汉武帝时代“独尊”的“儒术”，就是这种新儒学，是董仲舒援法家以及道、阴阳五行学说入儒后的新儒学。

余英时先生指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本最鄙视儒生，可是时有“儒宗”之称的叔孙通居然用“朝仪”这件事获得刘邦的赏识。个中原委，就是叔孙通委屈了自己，借用法家的东西打动了刘邦。原来刘邦虽做了皇帝，而同他一齐打天下的功臣却都不知礼节，史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于是提议由他去鲁地征召弟子来“共起朝仪”，意欲“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的“古礼”是否真实，大有可疑，因为鲁地有两个儒生便拒绝受召。他们对叔孙通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史记·叔孙通列传》）不过，叔孙通曾任秦廷博士，他所说的“秦仪”怕不会假。由此可见他为汉廷所订的朝仪大致该是秦廷“尊君卑臣”的礼节。所以在新朝仪施行后刘邦要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的这套把戏以后被朱熹识破。他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里如是言：

叔孙通为帛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京，君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叔孙通的乖巧尚不止此。《史记·叔孙通列传》说，汉惠帝继位后，在长安的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造路，已经开工了。叔孙通向惠帝指出这路设计得不妥，会影响到高祖的庙。惠帝倒肯接受批评，当即表示要毁掉已经筑好的路段；但这时叔孙通又不赞成了。他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亦有过举。”这就是说，皇帝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即使真的错了，也不应公开地纠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过错；所以皇帝必须用其他曲折的方式来补救自己已犯的过失。“人主无过举”这句话，从此变成皇帝的金科玉律，皇帝的尊严真是至高无上了。[6]于是，叔孙通这位“与时变化”的大儒，就率先识时务地把先秦法家的“尊君卑臣”的货色，偷运进汉家的政治舞台。只是“尊君卑臣”却被以后的大多数学者看作是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殊不知它最早是姓“法”而非姓“儒”。

西汉一代，大批士子因治五经而入仕从政，而第一个因此得以“封侯拜相”者，是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史记·平津侯列传》记载：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闲，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