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越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祥瑞思想①从原始社会以来就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并经历了从萌芽到系统化到最后衰落的发展过程。而以董仲舒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在祥瑞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董仲舒将汉代以前发展起来的祥瑞崇拜系统化，使之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二，董仲舒将体系化的祥瑞思想与当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联系起来，并使之为其“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服务。

一、祥瑞思想发展概况

祥瑞思想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已经出现萌芽，李发林教授在其《汉画考释和研究》一书中认为祥瑞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时期，即先秦时期、两汉魏晋时期、隋唐及以后的时期。

第一时期为祥瑞思想的萌芽发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祥瑞思想还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并且还没有和帝王的统治行为联系到一起，只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对于一些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因而认为是上天向人们预示的吉兆或凶兆，例如商代人们经常用甲骨、兽骨进行占卜，便是祥瑞思想的一种萌芽状态。

第二时期为盛行期。这一时期的祥瑞思想“几乎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构筑这种思想体系的大师，当然首推董仲舒”[1]。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开始系统地阐述祥瑞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他首次将祥瑞思想与帝王的统治联系起来，使祥瑞思想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这样在董仲舒的改造下，祥瑞思想完成了实质性的蜕变，为魏晋谶纬之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时期为衰落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从文字记载中，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都较前两个时期有明显的减少，李发林教授还从这一时期的祥瑞种类的角度证明，祥瑞思想在隋唐以后渐渐衰落。

二、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祥瑞思想

董仲舒将祥瑞思想系统化、政治化可从其“天人感应论”中窥见一番。“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董仲舒进行应天改制的理论基础。周桂钿先生认为“天人感应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2]。”通过这两层意义可知，董仲舒意在用“天”来协调君民的关系，而用来规范君民行为的，便是祥瑞思想，即“天”用吉凶祸福的征兆来实现“天人感应”。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3]2500。”

由此可见，董仲舒认为君主只要积德行善，深得民心，就会天降祥瑞；相反，如果君主无道，失去民心，上天会降灾来警告君主。其目的“一方面用来吓唬愚昧的百姓，另一方面也使皇帝不敢任意地为非作歹”[4]。而达到目的关键在于祥瑞或灾异现象的出现，因此祥瑞思想作为接连君民的纽带，是使“天人感应论”能够发挥效用的核心内容。

祥瑞思想除了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中有所体现，在其人性论中也有涉及，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天施符授圣人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也就是说，上天选择人主都先要“施符”，即降下祥瑞之兆，这样的君主都要“法先祖”，从而显示君主的形象。其意在说明君主的“圣人之性”与“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是不同的，上天选出具有“圣人之性”的人来当君主，以突出皇权的权威性，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基础。除此之外，祥瑞思想在董仲舒其他思想中都有涉及，可以说祥瑞思想贯穿整个董仲舒思想体系，这里不一一赘述。

通过对祥瑞思想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董仲舒的祥瑞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沟通天与人的媒介，而正是通过这种媒介来规范君民的行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同时我们也能看出，董仲舒的祥瑞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而祥瑞思想在下层民众生活、生产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画像石中，数量巨大的祥瑞图像反映了祥瑞思想在民间的传播与影响。

三、汉画像石里的祥瑞文化

祥瑞思想在统治阶级内部和民间表现出不同的性能。在统治阶级中，祥瑞思想更多侧重的是政治性，即如何运用祥瑞思想来巩固封建统治；而在民间，民众更多的是考虑祥瑞思想的实用性，即希望生者能享受美好生活，而死者能够得道升仙。祥瑞的种类主要有动物、植物、自然现象3 种。

动物祥瑞主要有麒麟、凤凰、鹿、白兔等。《宋书·符瑞志》中记载：“麒麟者，仁兽也……明王动静有仪则见……凤凰者，仁鸟也……唯凤凰为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国[5]791。”又“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5]803，“白兔，王者敬耆老则见”[5]837。在汉画像石上也经常出现这些动物祥瑞图，如图1②，画像石内栏依次刻有麒麟、飞鸟、羽人骑鹿、兔、犬、奔马及仙人等。这表明人们希望通过将这些代表祥瑞的动物刻到石头上期盼太平盛世，希望这些动物能够带给人们渴望的生活。

植物祥瑞主要有嘉禾、木连理、灵芝等。所谓“嘉禾”，即生长繁盛的禾苗，颗粒饱满，在古代被认为是吉祥之物。《太平御览》引《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地，则嘉禾生[6]353。”木连理，古人认为是亲和的象征，《宋书·符瑞志》记载：“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生[5]853。”据该书统计，“自汉元和年间至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即公元84年至478年，计394年，各地所报共128 起”[6]327。由此可见，木连理已经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吉祥之物。灵芝，也是古代象征吉祥的植物，在现在仍有此意。这些在汉画像石上也都有出现，如图2 所示，橫额下栏左起为羽人捧嘉禾，后为麒麟、应龙、白虎、双头鹿、捣药兔和狐鹿。它们之间均有一嘉禾相隔。植物祥瑞和动物祥瑞同时出现是汉画像石最为常见的表现手法，无疑这也是表达吉祥如意、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

自然现象主要有祥云、甘露、瑞雪等。《宋书·符瑞志》说：“云有五色，太平之应也[5]836。”“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5]813。”自然现象在汉画像石中出现得较少，像甘露、瑞雪等现象，不容易在画中表示，但诸如“瑞雪兆丰年”等谚语至今流传，也表明这些自然现象乃祥瑞之物。而祥云一般在汉画像石中抽象为图像边纹，并且经常和瑞兽出现在一起，如图3 所示，边饰齿纹、云纹、缦纹、菱形纹等，画面中心刻两凤鸟引颈交喙，左右有麒麟、龙、雀鸟，边饰外左有一马系于树上，右有鹳鸟衔鱼，这说明云纹也有吉祥之意。

图1 祥瑞图

图2 嘉禾瑞兽图

图3 凤鸟云纹图

通过对上述3 种祥瑞之物的介绍，并结合文献与汉画像石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画像石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董仲舒祥瑞思想的影响，从文献记载上看，上述祥瑞之物，几乎都是与天相通，并且都是在君主勤政爱民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也恰恰符合董仲舒希望通过祥瑞思想来规范君主的行为的初衷。而汉画像石上众多的祥瑞图像的出现也说明，下层民众逐步认可了所谓的祥瑞能为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当然，汉画像石上的祥瑞图，一方面是表达着人们希望君主能够勤政爱民的愿望，但随着祥瑞思想的不断发展，祥瑞思想逐渐发展为一种祥瑞文化，逐渐突破了政治范畴，人们赋予这些吉祥之物更多的内涵，例如，人们认为鹿能够辟邪，能够引人升天，因此，人们经常把鹿这种瑞兽刻在祠堂或墓门上，希望其能够守护死者，并引导死者升天成仙。这同样与董仲舒将儒学神学化，使得鬼神意识和升仙观念成为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有关。总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董仲舒的祥瑞思想渐渐发展成为一种祥瑞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精神归宿。

四、董仲舒祥瑞思想的影响

上面我们讲了作为官方哲学的祥瑞思想在民间逐步演变成一种祥瑞文化，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就祥瑞思想本身来讲，其本质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董仲舒企图借“天”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策略，因为他认为：“天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够指导人类，并且主管人类的命运[7]。”也正因为此观念的存在，董仲舒的祥瑞思想对社会、人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董仲舒的祥瑞思想是沟通天人的媒介，是协调君民矛盾的工具，用董仲舒的话总结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8]。”天能够降下祥瑞或灾异，来警示君主，规范君主的行为，而君主看到祥瑞也经常标榜自己的德政笼络人心。文献中记载了很多事例，例如《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3]193。”因此，祥瑞思想对君主行为产生的制约性在当时能够缓和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祥瑞思想是董仲舒实现“大一统”的一种手段，因此祥瑞思想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权，防止诸侯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祥瑞思想本身也具有阶级属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别是祥瑞思想为“君权神授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民，使人民甘当“顺民”，使人民失去了反抗封建统治的斗志，这无疑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外，祥瑞思想本身具有神学色彩，使得儒学宗教化、神秘化，并为魏晋时期的谶纬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致使谶纬盛行，这也成为祥瑞思想的弊端。

综上所述，祥瑞思想源于原始社会的祥瑞崇拜，经董仲舒的改造，使祥瑞崇拜系统化、政治化，成为一种祥瑞思想，贯穿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逐渐在民间盛行，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汉画像石作为历史的载体，反映了这一历史史实。而从祥瑞思想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些有利于两汉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祥瑞思想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董仲舒的祥瑞思想还是利大于弊的，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注释：

① 祥瑞思想与灾异思想在董仲舒思想中是对立统一的，故本文将两种思想统称为祥瑞思想，不再做区分。

② 本文图片均选自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汉画像石(砖)数据库。

[1]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59.

[2]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8.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3.

[5]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张道一.画像石鉴赏[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7]鲁惟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M].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4.

[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