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琳

（衡水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本体回归”
——对我国翻译研究现状的几点思考

朱 琳

（衡水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针对当前翻译研究中对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和翻译本体研究的一些偏颇认识，在对译学研究的多元性和层次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缘起和研究目的进行探讨，廓清了其在翻译学研究体系中的位置。另外，对否定文化学派研究而提倡翻译研究本体回归的观点之偏颇性进行分析，并介绍了翻译本体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新发展，指出翻译本体研究同样在走多元发展的道路，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与本体研究在翻译研究系统下互相关联，并倡导以多元兼容的系统论学术思维对待不同层次的翻译理论研究。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本体研究；多元性；层次性

当下翻译理论研究众声嘈杂，不同声音在相互碰撞。有人极力推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出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有人大力批判文化研究学派的翻译理论，认为这根本不是翻译研究，而是文化政治研究；有人担心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会致使翻译研究面临着被文化研究所取代的危险，因而大力提倡从文化回归到文本；也有人以归结主义方法提倡翻译研究的本体复归；还有人认为，后现代理论、解构主义已经解构了“忠实”概念，翻译“对等”已经成了虚幻的追求。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相信对翻译学研究体系的多元性和层次性分析，以及多元兼容的系统论学术思维会借我们一双慧眼，去观察和分析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现状，从而对相关问题产生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翻译学研究体系的多元性与层次性

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任何学科都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翻译学科亦是如此。但学科的独立性并不排斥多元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译学研究需要跨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需要开放的研究态度，既要关注翻译过程和结果等内部研究，也要关注外部社会文化环境。译学研究是由不同层次理论构建而成, 而理论层次的划分需要根据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特点，并在学科建构的宏观视野下进行探讨。

就研究内容而言，谭载喜[1]认为，翻译学所研究的，不应仅仅局限于翻译活动本身，而应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在许渊冲[2]提出的译学研究六大要素基础上，杨自俭[3]加以补充，提出译学研究的 8大要素是：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这八个部分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主体、客体，也包括过程、结果和影响。此8大要素以点带面，不但涵盖广，而且层次清楚，但需要进一步分类界定。

在比较了国外学者威尔斯(Wolfram Wilss)、霍姆斯(James Holmes) 和国内学者黄龙、刘宓庆、谭载喜和范守义等人的译学体系框架基础上，杨自俭从学科框架的建构与研究方法角度对以上8大要素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划分，现将其思想以图表表示[4](见图1)。

翻译微观工程技术研究主要是指研究口译、笔译和机译的技巧和各种手段，包括信息工程和软件技术等，是翻译实践的技术性总结；翻译中观描述性研究是对翻译全过程的描述，按时间顺序、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可将这个全过程再划分为4个层次：翻译准备过程、转换过程、译文研究、译文影响研究；翻译宏观理论研究应该接受哲学的关照，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4个维度上探讨译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还要探讨它的逻辑结构(理论体系)、历史结构(译论史)及其对它的评价问题 。

图1 译学研究的层次划分

同以前的译学框架相比，此框架较全面地涵盖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对翻译理论研究是从距离翻译实践远近程度或者抽象程度的角度而划分的，各个层次之间密切相关。但此框架对中观理论层次划分太宽泛，分类不够细化，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层次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辜正坤[5]提出的译学体系框架包括玄翻译理论、元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应用翻译技巧、翻译批评)和泛翻译理论几个层面。这种分类也反映了理论研究的多元性和层次性。

基于翻译学本身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特点，不同的翻译理论体系框架尽管各有差异，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是分层次、多元视角的，既要有微观技术层面的研究，也要有宏观的哲学、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这些理论所体现出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保持各研究层面在翻译学中的适当地位。

随着人们对各种流派的翻译理论不断地重新研究和认识，学术界也正在形成一种多元兼容的学术思维。独立自主的学科要有众多的思想资源来支持，正如思想本身对学科的析入可以有不同“进路”[6]。因此，这种多元兼容的学术思维成为我们分析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和翻译本体研究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二、文化学派翻译研究解析

迄今为止，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而言，已经出现的翻译研究途径有文艺学研究途径、语言学研究途径、社会学符号学研究途径、文学研究途径、文化研究途径、哲学研究途径及(认知)心理学研究途径等。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不是简单的借鉴和套用，而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应用到对翻译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解决中去，并形成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认识，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即是如此。

（一）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源起和要义

翻译学的文化研究途径近年来一度升温，其出现和后现代理论在时间上同步，是文化研究对翻译本身的思考[7]。西方文化研究学派的翻译理论，诸如多元系统理论、改写理论、操纵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等，逐渐受到更多人关注。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源于社会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的推动。

20世纪60－90年代，是批评领域文化研究鼎盛时期，文化研究从开始时作为传统文学研究的对立面发展到越来越关注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文学、文化和翻译的密切关系使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一些文化翻译研究理论家们如伊文左哈( I. Even-Zohar)、巴斯奈特(S. Bassnett)、勒非弗尔(A. Lefevere)等都是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将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从而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从研究内容来看，多元系统理论关注翻译在目的语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改写和操纵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权力、文化意识形态等对翻译的操控。

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与社会政治领域的女权运动和反霸权、反文化侵略的后殖民运动密切相关，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视角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兴起之后，也进而在翻译领域崭露头角。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翻译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系及如何在翻译中彰显女性身份；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翻译与民族、政治、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从原殖民地的文化出发，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总体而言，文化学派的种种理论都是关于翻译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会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利用文化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考察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一种是利用翻译的便利平台去探究翻译中体现出的文化政治问题。

（二）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系统中的位置

有学者对文化学派翻译研究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认为它会将翻译研究引向歧路。从文化学派的研究方法来看，其研究主要采用历史描写和个案研究的方法，而且文本分析也是其常用的论证手法。另外，就上述文化翻译研究的目的而言，两方面的研究侧重尽管有所不同，但却反映了文化与翻译相互关系的两面性，都是对翻译活动和社会文化关系的探讨。文化研究中对永恒价值的颠覆、其“语境化”的研究思路以及对“间性”问题的关注，加深了我们对翻译问题的理解，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

按前面杨氏译学研究层次来看，文化学派研究属于中观描写层次的译文影响研究。按辜氏框架体系来看，它们则属于泛翻译理论研究。按当下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可以把文化学派研究看作是与本体研究相对的翻译外部研究。如果我们建立起科学的译学理论体系框架，使各种理论研究各归其位，就没有必要担心翻译研究面临被文化研究所取代的危险。

各种理论研究在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不是靠其热度就能提升和改变的，翻译理论体系是根据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之特点划分的。我们也大可不必见“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控”等论调而色变，因为这些理论只适用于解释一定范围内的翻译现象，只具有局部真理性，它们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操控和改写理论并不能否定传统的“忠实”翻译观，就如同“忠实”翻译观也不能解释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一样。二者的矛盾性并不妨碍它们共存于翻译理论体系框架之内。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化学派翻译研究是对翻译和外部社会关系的研究，在译学理论体系有其一定位置。与翻译本体研究相比，它属于翻译研究体系的外层部分，属于宏观研究，它与其他内部层次如文本分析层次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可以互相阐发。因而，文化翻译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途径，它揭示了翻译与性别、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开阔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对除此之外的译学研究其他领域也不无启发作用。

三、翻译学的本体研究与发展

（一）翻译学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理论体系包含不同层次的理论研究，任何层面的研究应该明确其在翻译学理论整体系统中的一定位置，不可过分夸大某一层次研究的作用。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大行其道之时，不少学者趋之若鹜，言必称文化翻译，往往是文化研究的功底不足，只是简单的“文化加翻译”，泛泛而谈，并没有把文化问题真正融入翻译研究中去，因而很多研究价值不大，反而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引起不少学者的反思和对泛文化翻译研究的批评。

在学界对翻译研究的泛文化现象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有些学者提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和文本回归，认为文化学派翻译研究不是翻译学研究的“正途”，翻译学要探求翻译转换的规律，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

这种观点看到了“泛文化”现象对翻译研究的不良影响，对于纠正翻译研究的“文化热”会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矫枉过正倾向。不能因为某些局部问题就否定文化学派对翻译研究的巨大贡献。的确，译之所以为“译”的本质就是翻译转换，而对翻译转换过程的研究，对翻译转换规律的探索，就成为翻译理论体系中最核心和本体部分的研究，其在前述杨氏框架中属于翻译中观描述性研究中的一部分(即过程研究)，在辜氏框架中属于元翻译理论研究部分。但即使是本体部分的研究也需要考虑文化因素，也要考虑翻译和文化之关系，而不是仅仅考虑文字转换的问题。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将文化问题融入到翻译转换思考中去。一个好的思路就是把大而无当的文化进行分解，分成可以操作的小单元。王宏印[8]曾提出将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文化问题划分为不同层面而融入翻译研究不同方面的思想，为当下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进路。

翻译学本体回归的思想反映出一些学者对“泛文化”翻译研究现象的批评，但在批评“泛文化”现象的同时却没有必要以本体研究之所谓“正统”自居而贬低文化学派翻译研究，没有必要争论“是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注脚，还是文化作为翻译研究的注脚”之类的问题，而是应该从一个更积极的综观和互补的角度思考二者的关系[9]。

（二）翻译学本体研究的新发展

翻译学本体研究也并非总局限于文本分析和文字转换的传统思路，它也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功能途径、语篇语言学途径等都在翻译学本体研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将文化因素融入到翻译文本研究中。

在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勃兴的同时，翻译学本体研究在跨学科视野下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在翻译过程研究方面，借鉴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用学、交际理论、功能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在翻译的子过程描述和翻译过程模式探索、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在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得到较大开拓，在方法论上已经突破了过去“有声思维(TAPs)”单一方法的局限，利用先进的电子科技，借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方法，发展出各种实验方法来记录和获得第一手的关于译者翻译过程相关行为的资料，这些方法包括眼球追踪(eye-tracking)、 键盘记录(keylogging)、屏幕录像(screen recording)，甚至是神经科学研究常用的脑成像技术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fMRI scans)和正电子成像扫描(PET scans)，这些研究方法可以互补使用，以获得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相关数据，从而进一步推测和揭示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黑匣子”可能发生的内容。

在研究内容方面，翻译过程研究也取得了较大发展，明确区分为口译和笔译的认知过程研究，进行了翻译过程的结构研究[10]及翻译策略研究[11]、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研究[12]、对学生译者和成功译者翻译过程的特点和差异的研究[13]等，翻译过程研究反映出译者的能力构成，并在翻译教学中提倡过程教学法，使学生更多了解翻译过程的特点，形成对翻译过程的反思，从而更有效地提高翻译能力。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翻译本体研究作为一个上位概念，也包含不同层次内容，也有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同样也需要借鉴相关学科成果来丰富和发展。同时，在翻译文本分析和翻译过程研究中，文化与翻译的复杂关系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考维度。

四、结语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分析和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如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14]。从翻译研究总体状况而言，学者们在不同的层面积极开拓，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到跨学科研究的不同视角，从微观工程技术研究，到中观描述性研究，再到宏观理论研究，每一层面、每一角度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都是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层次和维度。

每一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也有各自的盲点，对某些理论采取急于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不利于翻译学本身的健康发展。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和翻译本体研究本来是翻译理论体系中可以同时并存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而且二者可以互相借鉴和支持。“改写”和“操纵”理论与“忠实”“对等”理论各有其存在的语境，没有必要以一方的语境去证伪另一方的观点。我们应该以多元兼容的学术思维、综观的学科系统论视野以及更积极的普遍联系的态度对待它们。

[1] 谭载喜.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23.

[2] 许渊冲.译诗六论[J].中国翻译,199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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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LVES F, GONΣALVES J L. Modelling Translator’s Competence: Relevance and Expertise under Scrutiny[C]// Gambier Y, Shlesinger M, Stolze R,eds. Translation Studies: Doubts and Direction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41-55.

[14] 廖七一.研究翻译与中国译学[J].中国翻译, 2007(5):15-18.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Cultural Turn”and“Ontological Re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Today

ZHU 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fter its analysis of the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holistic research system, this paper explicates the origin of the existing“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 points out the foci of the cultural approach and thereby positions it in 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then goes on to analyze some viewpoints of the so called ontological re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ntroduce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ontological layers of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exts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It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ontologic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diverse approaches, and cultural laye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ntological (core) laye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interconnected and complementary in the whol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It also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alls for pluralistic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approach; ont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diversity; hierarchy

H059

A

1673-2065(2014)02-0096-05

10.3969/j.issn.1673-2065.2014.02.021

2013-05-21

朱 琳(1975-),女,河北衡水市人,衡水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英语语言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