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鲁佩尔特

1952年夏天，F-86喷气式飞机截击了一架飞碟。这一事件与许多类似的飞碟目击和截击事件一样，从未被公开。

我了解所有未被公开的飞碟事件，因为我就是美国空军军方UFO事件调查与分析项目“蓝皮书”计划的负责人。该项目专门收集和分析不明飞行物——UFO——的目击案例。“不明飞行物”是官方称谓，我创造了这个名词，用以替代“飞碟”。

上尉的秘密

1951年、1952年与1953年三年间，我多次赴美国的一个空军基地调查，因为此处发生了多起有价值的UFO目击事件。该基地的上校指挥官——也是一位空军飞行员，告诉我他相信UFO真实存在，因为他的士兵曾经驾驶F-86喷气式飞机追击过UFO，对这一点，他非常肯定。他也曾经在雷达上监测到UFO，他是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

这位上校指挥官有一位睿智的上尉下属，对UFO持怀疑态度。不过，他认为他们并没有被授权进行深入调查，所以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在UFO目击事件调查过程中，以及在寻求此类事件的真相时，这位上尉特有的逻辑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多次请求他参与“蓝皮书”计划，与我共事。

一天，这位上尉给我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问我近期是否有再到他们的基地去一次的计划。当我告诉他我可能会再去待上一周时，他请求我去了一定要找一下他，并且补充道，这件事虽然并不紧急，但到时他将有非常有趣的东西拿给我看。

我们在“蓝皮书”计划中的一贯工作风格是，一旦听闻相关信息，则立刻展开调查，因此我直接向这位上尉询问事情的经过与始末。然而，我并没有获得更多信息，因为他不愿意在电话中过多地讨论这件事情，甚至拒绝了我在机密电话中继续交流的提议。这种过度谨慎的态度令我吃惊，因为按照惯例来说，任何事情都可在经过编码处理后通过保密电话交流。

一周以后，我离开代顿，决定前往这位上尉所在的空军基地。按照计划，我应该在上午就能到达那里，但在改签机票时，我弄错了预订信息，因此傍晚才能到达。我通过电话向上尉先生解释航班延误，他告诉我他正在附近办事，可以直接驾驶T-33喷气式飞机来接我，但需要我先等一会儿。

当我们起飞前往空军基地后，我通过对讲机与这位上尉通话，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掌握了哪些情况，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他尝试着向我解释，但是对讲机出了故障，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最后他说，当到达他在空军基地的办公室后，我可以自己阅读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当听到这四个字时我就想，既然他们还有一份UFO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按照以前的惯例直接发给我，再收录到“蓝皮书”计划的调查范围内？

我们降落到空军基地，先是检查降落伞、头盔等设备，然后驱车前往上尉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和我打了招呼，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关于UFO的信息。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便失去了耐心，因为我急于知道这位上尉的想法。当上尉带我到办公室的另一边时，我直接向他索要那份神秘报告，但他让我先等一会儿，不要在其他人离开之前提及此事。

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上尉关上门，从他的保险柜里拿出一个文件包，从中取出一份厚重的文件。这是一份标准的美国空军情报格式文件，UFO目击事件报告也采用这种格式。上尉说，这份文件只有一份，其他的经上级命令，都已经销毁了，但他为我保留了一份。

怀着极大的好奇，我拿起报告直接开读——这个空军基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F-86追击UFO

几周前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台雷达捕捉到一个不明飞行物。它看起来非常奇怪，飞行速度很快，达到约700千米/时，后来开始慢慢减速至100千米/时。雷达显示，该不明飞行物出现在空军基地的东北方位，那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区域。

很不幸，该雷达站没有装备高度监测设备，所以操作人员虽然能够确定被监测物体所在的方向和与雷达站的距离，但无法判断其高度。最后，他们向上级部门报告了这一事件。随后，指挥官决定派出两架F-86喷气式战斗机拦截该不明飞行物。

起飞后，雷达很快就监测到了这两架F-86喷气式战斗机，并导航它们飞向目标飞行物。此时，飞行物在雷达屏幕上的信号开始减弱。几个操作员猜测，飞行物雷达信号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它在迅速降低飞行高度并开始逃离雷达的监测范围。但另外几个操作员则认为，目标飞行物的雷达信号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其飞行速度过快，以至于雷达捕捉不到。

在此后的争论中，快速飞行理论的支持者获得了胜利。据说那两架F-86喷气式战斗机曾经飞到14000米的高度，但在它们飞到这一高度之前，不明飞行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架F-86喷气式战斗机继续在12000米高度进行搜索，但仍然一无所获。几分钟后，地面飞行指挥部呼叫F-86喷气式战斗机，命令其中一架降低高度到6000米，另一架则拉升高度至15000米，继续展开搜索。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很快就感到失望，其中一架盘旋在6000米高度，另一架决定返航。

返航飞行员在降落到1500米高度时决定拉升飞机，因为他看到一个物体在他前面的下方不断发光。飞行员将飞机从下降稍微向水平飞行调整了一下，便直接飞向发现发光物体的区域。当飞行到目标区域时，飞行员首先想到的是发光物体可能是气象监测用气球，但几秒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先前的判断可能有误。这不是一个气象监测用气球，它停留在他的正前方，如果是气球，它就应该是静止的，但是这位飞行员在下降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飞行时速，并且在900米高度几乎以直线水平飞行，而显然，发光物体和他驾驶的飞机保持着同样的飞行方向和速度。

这位飞行员再次推动驾驶手柄让F-86喷气式战斗机下降并继续飞向发光飞行物。当二者相距900米左右时，他才得以对发光飞行物进行全面观察。虽然从上面来看，这个发光飞行物的确像是气球，但是近距离看来，它更像一个碟子状的圆盘。“它就像一个中间没有洞的甜甜圈。”这位飞行员如此描述。endprint

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飞行员很快意识到发光飞行物在加速，于是决定继续加速跟进。发光飞行物则开始向空军基地的跑道方向飞行。

此时，该飞行员产生了一些疑惑，不能确定下一步怎么做。他开始呼叫同伴，即那位驾驶另一架F-86喷气式战斗机在6000米高度飞行的飞行员，但呼叫了三遍对方都没有回应。接下来，他始呼叫地面指挥部，但由于飞行高度过低，无线电信号无法送达。他决定再次呼叫在6000米高度飞行的飞行员，但运气依然不佳。

在此期间，他已经追踪发光飞行物大约2分钟了，二者间的距离已经接近到约450米。当然，这些数据只来自他的回忆。突然之间，发光飞行物开始加速飞走——刚开始速度不太快，然后逐渐加速。后来，这位飞行员发现他不可能达到对方的速度，于是有点彷徨，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

当发光飞行物飞出约900米时，这位飞行员决定做一件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去截击这架UFO。当时的情况就像“戴维要和巨人一战”一样机会渺茫，但飞行员认为应该试一试，于是给机枪填装弹药，开始射击。一会儿之后，发光飞行物开始拉升飞行高度，并在几秒之内离去。飞行员也拉升飞行高度至3000米，同时呼叫另一架F-86喷气式战斗机。此时呼叫可以接通，他们会合之后一起返回空军基地。

飞行员遭到指控

当他们的飞机降落以后，这名F-86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到指挥部向飞行中队指挥官汇报了他的经历。按照惯例，开枪只需出具一份详细报告，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事件当天在空军基地造成了一场大混乱。

中队指挥官在听取了飞行员的汇报后，向基地最高指挥官——前面提到的那位上校以及那位睿智的上尉（原文作“中尉”）——做了通报。他们一起听取了这位飞行员的汇报。

上尉告诉我，由于一些原因，飞行中队长和飞行员之间存在一些性格摩擦。这也显而易见，因为我在报告中读到，这位中队长拒绝接受飞行员的解释，并指责他在胡扯，认为他只是在为射击事件找借口以掩饰自己的错误。

同一飞行中队的飞行员和这位遭到指责的飞行员的朋友——其中包括这位睿智的上尉，被叫去确认这件事。大家一致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一名飞行员的确可能会无任何原因地发出射击指令，但没人指认曾经发现这名被指控的飞行员存在精神崩溃的情况，虽然当时他的确很不开心。

至此，只有那位中队长坚持己见，认为那位飞行员患有精神疾病，并且引用了一些所谓小概率事件的报道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最后，与这位受到指控的飞行员一起参与了飞行任务的另一位飞行员被叫来作证。他声称自己一直在监听战术性无线电频道，但是没有听到任何来自低空飞行的同伴飞机的呼叫。基于这番证词，中队长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但受指控的飞行员打算通过承认他有些恍惚，以至于可能没有使用正确的无线电频道来驳斥中队长的观点。然而，当被问到是否在跟丢目标飞行物后联系另一架飞机时核对或更换过无线电通信频道时，他无法确定。对这位飞行员经历的调查和对他个人的质询就此结束了。

在这位睿智的上尉的报告中明确写到飞行员目睹了UFO的出现，但直到最后一刻，即在这份报告即将递交给我们的前夕，他被告知报告暂停递交。这一决定搞得他有些不太高兴，直接去找基地指挥官，想搞明白为什么不将这份报告上交“蓝皮书”计划工作小组。

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份报告递交后所有的可能性。如果报告被披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如果那位飞行员所见为实，那么这份报告则至关重要，应该立即递交到航空航天技术情报部门（ATIC）。基地指挥官说，他的这一决定基于和其他几位基地高级官员商议的结果。最终，他们决定不但不上交这份报告，还要销毁它。

在我看完报告以后，上尉问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由于对这份报告的评估似乎涉及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性格冲突，因此我决定不急于下结论，除非这件事情发展成为我所见过的最精彩的UFO事件。所以我巧妙地把上尉的问题还给了他。

“我认识当事人，”上尉说，“并且，我不认为那位飞行员在胡说八道。因此，虽然我不能给你这份报告——因为基地指挥官特别嘱咐我销毁掉，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随后他烧毁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中的问题非常典型，其中能够归纳出一些确定的事实，即那位飞行员的确看到了一些东西并向其射击。但是，无论你如何全面地调查整个事件，有些情节都是不能被验证的。这可能是幻觉，也可能真是来自外太空的交通工具被追击了，总之没人知道精确答案。

“飞碟”之名

下面这则关于UFO的报道紧跟在1947年7月24日全美国报纸第一次报道碟状飞行物之后出现。报道称，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一位商人肯尼思·阿诺德在驾驶自己的私人飞机经过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附近时，发现了9个非常亮的碟子状飞行物。报道者把阿诺德的描述——“飞行物运动起来就像一个碟子在水面上跳跃”，改为“飞行物就像飞行的碟子”，并将其简称为飞碟。在阿诺德那次难忘的经历发生8年以后，“飞碟”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接受，并被收录到《韦氏大辞典》中，一直到今天，依然在各国语言中流传。

在阿诺德目睹碟状飞行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飞碟”这个名词被广泛用于描述所有观察到的在天空中以极快的速度飞行的碟状飞行物。不久以后，其他形状的不明飞行物也被称为“飞碟”。现在，“飞碟”这个名词已经成为所有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的泛称。

因此，“飞碟”既可以是一种光的组合，也可以是单独一种光、一个椭圆形物体，抑或是不同颜色的任何形状的空中不明飞行物。更为确切的说法是，“飞碟”可以盘旋飞行，飞行速度可快可慢，飞行高度可高可低，甚至可以直接90°转弯，或者突然消失。

很显然，把所有可能想象得到形状和飞行方式的不明飞行物都命名为“飞碟”是一种误导。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军方更倾向于“不明飞行物”这一泛泛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名词，简称UFO（其发音为Yoo-foe）。endprint

在官方层面，军方只在以下两种情况中才采用“飞碟”这个名称。第一种情况是在向那些对名词“UFO”不太了解的普通民众进行科普解说时采用，例如说“UFO就是飞碟”。第二种情况则充满了贬低的意味，即当得知某人声称看到UFO时，往往会以嘲讽的语气说：“他看到了一个飞碟。”

在第二种情况中使用“飞碟”这个名词的人一般属于那些从心底里认为飞碟是无稽之谈的人。但是，显然，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即使只为礼貌，直接这么说的人也在不断减少。随着这些人第一次见到UFO，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这个说不礼貌的话的群体。

在1947年6月24日UFO第一次被观测到的几周以后，美国空军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并组建项目组来调查和分析所有的UFO目击事件。军方对这一任务的态度也经历了从早期几乎是恐慌，到后来对任何提起飞碟这件事的人予以蔑视的过程。

对所谓飞碟言论表现出蔑视的态度在1949年中期到1950年中期尤为流行。在这期间，即使那些此前介入，或者目前正在从事前面提及的空军调查项目工作的官员都一致认为，民众正在经受战争恐惧的折磨。

在1950年年初，由于各种原因，美国空军的UFO调查项目被终止了，至少大家已经不把它当一回事了。执政者认为，如果人们不再关注或者提及飞碟，将会忘掉这一切——即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时的热门话题罢了。但这种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关于UFO的报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将军、科学家，以及更多其他人都在报告UFO目击事件，而且根据报道，所观察到的内容比以往更多、更详细。连雷达这种用来防空监测的设备，也不断捕捉到更多的不明飞行目标，从技术层面证明了UFO事件的真实性。

进入“蓝皮书”计划

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UFO目击事件见诸报端的一个结果是，官方的兴趣再次被调动起来。在1951年年初，首先是查尔斯·P.卡贝尔少将，接着是美国空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两人决定发起一项为美国空军司令部评估UFO目击事件的研究计划。

这一研究项目成立时，我回到美国空军正好6个月。在二战期间，我是一名B-29战斗机投弹手和雷达监测员。我曾经驾驶B-29战机去过印度和中国，后来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我曾经飞过两次DCF，并多次获得美国空军飞行奖章。战争结束后，我退伍进入大学学习。但为了保持飞行员的状态，大学期间我一直在一支空军预备役部队做运输机驾驶教练。

我在大学获得航空工程学学位后不久，朝鲜战争开始了。作为军人，我又回到了美国空军。我被分配到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工作。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负责跟踪所有外国飞行器，并为导弹导航，也负责UFO目击事件调查项目。

当卡贝尔将军下达对UFO事件进行重新评估的命令时，我刚刚协助组建了空军部门的另一支情报部队。罗森加藤·克罗内尔中尉是卡贝尔将军的命令在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的执行者，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评估小组，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评估工作结束以后，我前往五角大楼向桑福德将军递交了我们的评估报告，他代替卡贝尔将军成为情报部门的新主管。

很快，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获准组建一个新的项目，专门研究和分析UFO事件。由于此前我已经从事过UFO事件的调查，因此作为专家，我又加入了这个研究小组。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蓝皮书”计划，而我则主管这个项目直到1953年。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几乎走了50万千米的路程，调查了大量UFO目击报告，阅读和分析的则更多，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军方收到的每一份报告。尽管我的团队包括10名常设成员，还有许多外聘的各个科学领域的咨询顾问，但相对于“蓝皮书”计划任务的庞杂性，我们经常感到人手不足。“蓝皮书”计划的成员具有绝密通行资格，因此安保问题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调查。我们的信息网络包括每一个空军基地的情报部门、全球的每一个雷达站点，以及防空司令部的地面监测系统。这个信息网络将向“蓝皮书”计划工作小组上报任何可信的UFO目击事件，只要来源可靠。

当人们向我们上报UFO目击事件时，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先不讨论上报事件的真实性，答案一般会有好几种。

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已经可以完全证明目击者看到的只是气球、飞机、星星，或者其他常见物体，但他们误以为是UFO。这些人不能正确识别普通物体的原因，只是那些东西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暂时呈现了不寻常的表象。

异常的发光情况是此类误认的主要诱因。例如，在日落时分气球看起来就像一个燃烧的球体，肉眼看不到的飞机反射太阳光时就会呈现银色球体形状。曾经有F-94喷气式拦截机的飞行员在白天驾机追击金星、在晚上向气球射击的真实事件。此外，很多人还在洛杉矶看到一些奇异的发光现象。

用“UFO”代替“飞碟”

1954年10月8日，许多洛杉矶的报纸和新闻广播节目报道了一组排列成V形的飞碟闪着光飞过天空的事件。这些飞碟发出的光甚至连南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民众都能看到。

飞行员声称，当他们的飞机飞进洛杉矶国际机场时，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同样，在长滩附近飞行的空军飞行员也目睹了上述现象。两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好莱坞提供了目击证人证据，还有大量民众向警方和国防办公室打来询问电话。他们都非常兴奋地谈论着自己看到的发光不明飞行物。第二天，空军军方确认，所谓的UFO群只不过是KC-97空中加油机为B-47喷气式轰炸机和空中战斗机在飞行中加油。让南加利福尼亚州民众吃惊的怪异发光现象，只是空中加油机在给轰炸机加油时打开了探照灯，探照灯发出的光照射到轰炸机上时在地面看来就比较奇怪。由于飞机的飞行高度很高，速度却很慢，因此民众可能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只能看到探照灯发出的强光。大多数人，甚至许多飞行员都没有见过夜晚的空中加油操作，因此无法判断他们看到的光到底是什么，因而误认为是UFO群。

在许多情况下，日常物体被误认为是UFO源于人类心中的一些奇怪想法。例如平常在空中看到的一颗行星或者恒星突然按照反常轨道高速移动，或者高速飞行的喷气式飞机排出蒸汽（这是目击者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飞碟。

一些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类反常行为类似于“短袜狂热”中的群体行为机制。其实年轻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当他们的偶像低吟浅唱或者摇摆跳舞时，他们会尖叫，甚至激动地晕倒，显然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尖叫，所以他们也跟着尖叫呐喊。也许历史上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吉米·杜兰特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即每个人都想入戏。在此，我确信一定比例的UFO目击事件只是因为在其他报道中也报道了同一目击事件。

这类情况还可能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具有宗教含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希望UFO是真实存在的，且来自外太空。这些人对可能发生的核毁灭，或者激光武器战争存在极度恐惧。他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人类有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家园。他们把拯救地球的希望寄托到外太空那些飞碟使者的承诺上，因为外星文明显然要比我们先进和发达得多。他们的理由是，能够在太阳系内自由旅行的种族必将在核时代生活得更好，它们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也能引导我们生存下去。更有甚者，也许核战争的威胁使得它们的星球统一起来，进而允许它们把战争转变为社会和技术的进步。对这类民众，天空中飞行器的探照灯或者发光的星星，都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在太阳系间旅行的宇宙飞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