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月玲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选自《云南教育》2014-1～2）

2013年高考刚放榜，7月7日一清早，我就收了条短信：“我女儿陶雨晴，已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应该是写作特长起了作用。老陶。”

收到短信后，我回了一条，祝贺他们父女俩在激烈的高考大战中获胜。

老陶很快回复道：“不能说胜利吧？只是在这个教育制度下挣扎而已，分数只有560，在对付高考方面只能算及格。我觉得有个问题值得探讨：孩子的天赋，到底有多少值得维护发展的价值，家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体制的矛盾。”

“一上学，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陶雨晴是个单眼皮的女孩，人长得挺瘦，胳膊细细的，刘海有些长，一低头，能盖住上眼皮。

采访是在陶雨晴的房间里，屋里有张单人床、一张长条大书桌和书柜。桌上堆放着《梭罗集》、《史怀泽传》等书，书柜里没有一本关于高考的书，大部分是自然和生物方面的。在书桌前坐了一小会儿，陶雨晴就抱了本书，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去了，撂下我和老陶。

谈话时，老陶时不时地要喊上一嗓子：“陶雨晴，这事我能说吗？”

“你说吧！”靠在沙发上看书的陶雨晴，不情愿地回一声，老陶这才接着往下讲。

说起陶雨晴最大的特点，老陶认为是好奇心重，有点语言天赋。

“小时候，就爱看书，老是抱本书跟在大人身后，嚷着给她念、念、念。认点字后，就自己看。每天晚上都得给她念故事，不念不睡，我困得不行，睁不开眼，她就来扒我的眼睛。”

“从小，她就喜欢动物，去农村的奶奶家，什么虫子都敢抓，连蛇也不怕。村里每次来卖小鸡的，她都缠着大人买。结果，一共抓回来59只。”陶雨晴还饲养过一只大肉虫子，看动画片时，就把虫子搁在沙发上，两个人一起看。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快乐过。”老陶讲。

“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或特长，可惜小芽还没长大就给掐掉。但有的小孩比较倔，顽强地生长着。”老陶说自己的女儿就属于这种，不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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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陶分析道，主要矛盾就是时间问题。学校希望学生啥也别干，一心一意学习，奔了中考奔高考。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全上课、写作业，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应该说，老师没做错什么，是按学校规定做的。”老陶始终这么认为。知道陶雨晴有点天分，老师甚至对她还有些照顾。“在小学，到后来，校长也挺无奈地说过：陶雨晴这孩子，只要她不影响别人，不要管她！”“现在的老师有升学压力，没有办法管学生有没有特长，只管你守不守纪律。”老陶说。像初中，每天有几项指标：交没交作业、听不听课、迟不迟到、上课说不说话、打不打架等等，由班干部每天填，陶雨晴就属于经常被填上的主儿。

说到这，陶雨晴气呼呼地说：“我们学校也分好班和差班，老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讲学习经验，给好班请的，都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给我们找的，都是上语言学院之类的。这就是把人分了等级，凭什么呀！”“她老提这事，觉得不公道。”老陶坐在一旁讲。“咱们这个教育制度不公平，大家交的学费是一样的，但学校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资源，都用在好学生身上了。”老陶的观察是：学校的思想教育，是让小孩虚伪化的过程，好多道德标准要求很高，根本就做不到。教育者假装在教育别人，被教育者也假装在听，大家都心照不宣。心里想的跟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而陶雨晴呢，就属于虚伪化过程没完成，不太成功的，所以，她才处处碰壁，较劲儿。“她的痛苦在于，不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想什么就表现出什么。也许有的学生想得比她还严重，但人家不表现出来，表面上规规矩矩的。”“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我问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

直到现在，老陶也觉得：老师的话要听，但也不能全听，因为家长才知道自己孩子是啥个性。“像陶雨晴这种孩子，逼急了，弄崩了，出了事怎么办？我可不想冒那个险。强迫孩子老老实实听话，考个高分，结果把孩子心理弄扭曲了，精神不健康，划不来。”

“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陶雨晴说。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叫《永州之野》。老陶看了，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当记者的朋友们看，大家也都挺惊讶：这哪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获奖后，小陶挺高兴的，把荣誉证书拿到了学校。班上有个体育生，看了后怪稀奇。“哎呀！这是全国的奖啊！”他带着小陶和一大帮同学，浩浩荡荡开到老师办公室，问老师：这个高考能加分不？老师瞅了一眼说：不能！一群人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作文好，但她不按要求写，跟高考没关系，就是没用。”老陶一度挺矛盾，平常还行，到了高考，老师得考虑分数。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肯不肯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妥协？虽然痛苦挣扎过，但他说自己还是投降了。“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

一考完，父女俩就把有关高考的书全卖了，差不多有100公斤。陶雨晴说自己还举行了一个仪式，拿出其中一本，烧掉。

“哪本？”

“讲高考状元的那本。”

中国的童话，陶雨晴评价最高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她还说自己的好多价值观，是从动画片里得来的：“就是人性的解放，人与人要平等，我们都是—样的。”

接着，她又说道：“生命是最宝贵的，应该尊重生命，不能一味地鼓励和歌颂牺牲，这是不人道的。”老陶的朋友给他支招：“你闺女不适合咱国内的教育，让她出去。”可是，陶雨晴喜欢的是中文写作，总不能跑美国学中文吧。“去香港啊！”朋友说，“人家的大学比咱的活泛，没准她的写作特长能管用，说不定还能破格录取呢。”

老陶父女也试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那也得考，参加学校自己组织的面试、笔试，也是按分录，分低还是进不去。那所学校只招60多人，陶雨晴的考试成绩排到了100多名，没戏。”

高考要填志愿，老陶上网查了半天，最后选中了香港浸会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在香港排名第五，而且重视文学创作。但去年，人家在北京的文科平均录取线是628分。

在网上报名时，老陶把陶雨晴出版过的书、得过的奖全填上了。陶雨晴今年考了560分，只超过一本线28分。没料到，香港浸会大学来了面试通知。去面试时，爷俩也没敢抱多大希望，因为内地有3000多号人报名，录取名额只有140个。

没想到，才隔了一天，浸大就来电话，说陶雨晴被录取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问是否愿意。

“能不愿意吗？从小学到现在，她一直受压抑，从没高兴过。这次拿到浸大通知书，是她自上学以来最高兴的事了。尤其是她的写作，能够被人承认，这点，最让她感到愉快。”

毕竟，陶雨晴分数挺低，真上了浸大，学习上会不会有压力？小陶讲不会。“再枯燥的知识，只要它是知识，我就不怕，逻辑学也是很美的。但问题是，高考学的知识，好多是假知识。真的知识，有道理之美，简洁之美。”几天后，我收到老陶发来的一封邮件，谈了他的“一点想法”。虽然只有几百字，但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越读越心酸：

“陶雨晴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一条路上挣扎的过程，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精英的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考轧路机下面的小草的经历。在她的经历中，没有人有什么错，学校、老师都没有，甚至对她比一般学生还要宽容一些。而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学生这样地不快乐。”

“至于浸大的录取……可以作为一个相声中的包袱，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