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腐败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反腐领域热议的话题。两者之间有关系吗，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各国外交官——这些外交官来自拥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他们的行为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这两位教授从纽约市政厅获得了所有外交官的违章停车信息。在纽约，尤其是繁华的曼哈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停车，是件很困难的事。外交官在违章停车上有一个便利，即外交豁免权，他们违章会被记录，却不用交罚款。

面对这样一个制度“特权”，各国外交官的违章情况却有天壤之别。来自北欧的外交官相当自律，十年间的违章记录为零；而来自中东某国家的外交官一年违章超过400次，平均算起来，就是每天至少有一次违章。

该研究发现，一名外交官违章停车的次数与其所在国家的腐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可见，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文化对个体行为有重要影响。

既然腐败也算是一个文化问题，那么反腐败亦如此。制度会给社会行为增加成本，因此每当一项制度出台，个体就有绕开制度而行动的倾向。如果不断地强化制度，社会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永无尽头。这时就需要文化力量来打开这个无限循环。

具体到我国当下的反腐败形势，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缺乏“零容忍”的廉政文化。

尽管痛恨腐败的言论比比皆是，但在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总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症结——面对抽象的腐败行为，大家都持抵制和反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