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爽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潮的汹涌而来，传统电视媒体的发展愈发受到冲击。凤凰卫视作为全球知名的华语媒体，又将如何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呢？记者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出席由凤凰卫视主办的“2014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晚会的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

凤凰逐步迈向“全媒体”时代

记 者：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电视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家庭电视的开机率不断下降。不知道对您这样一位跨两岸三地的电视人是不是一个难题？

刘长乐：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不仅是两岸三地，不仅是华语电视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困惑，或者是一个瓶颈，因为新媒体的发展给我们展现出来这样一种状态，是目前电视媒体遇到的一种尴尬，所以电视媒体在面临着转型，在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换代，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权威的例子，就比如说CNN，CNN在过去的第二季度创了历史最低，21年来这个最低的收视记录。它的人数，收视人群从最高峰的2008年的1500万下降到了58万人，黄金时间段，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2013年，智能手机和手机的数据，就是上网的数据已经超过了PC，使得现在我们电视媒体和传统媒体，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酷的、非常严峻的一个事实。就是怎么样子来面对现实，怎么样子来走向“全媒体”。

记 者：您在这两年以来，一直在推广您的全媒体的一个概念。但是您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让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感受得到的什么是全媒体的这样一个概念？

刘长乐：我们在传统媒体的转型过程中，应该说是比较早地提出了关于全媒体的这个思路，大声疾呼或者是在公司内部，包括对外，进行大声疾呼。或者说是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种切肤之痛，并且要涅磐重生的这样一种压力，或者是这种压力的一种非常张扬的一种普及。那时候应该说，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2005年的时候，凤凰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

记 者：传统媒体的转型历来都是一个艰难的选题，尤其是内部阻力最为巨大。您是如何转变凤凰员工思路的？

刘长乐：全媒体的理念在公司内部推广实际上是费了很大劲的，就是我先在高层开了若干次的研讨会来讲什么叫全媒体，来讲全媒体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多的一种可能空间，更重要的是讲清楚，如果你不全媒体化，你就要走向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方面的压力给大家也形成了。所以现在把全媒体化的这样一种意识，逐渐地变成了公司一种自觉的行为，一种理念，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网台协作，凤凰比翼齐飞

记 者：新老媒体之间的操作差异明显，怎么能从机制上给传统的媒体人一个保障，从而配合全媒体工作的推进呢？

刘长乐：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具体，而且也很实际，我认为是可以给报酬的，比如说我们在伦敦搞奥运的时候，窦文涛就做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凤凰网的“奥运五环行”，一个是凤凰卫视的“凤凰锵锵三人行”，这两个节目凤凰网肯定会给窦文涛一定的报酬，一定补偿。但是前提是，这几个节目都是为凤凰服务的，都要做好，这是很具体的。这种是客观的，再一个要明确承认有差别，要不然你去做新媒体，但是新媒体给你带来的就是不稳定，今天可能是这样，明天可能是那样，但是做传统媒体，它相对来讲稳定，这个稳定也只能是相对的。

记 者：现在包括凤凰卫视的很多节目是直接拿到凤凰网上去用，那凤凰卫视这边的人心态上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平衡？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刘长乐：我们跟凤凰卫视做了很多的解释，比如说凤凰网推介凤凰卫视，这是对凤凰卫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凤凰卫视的节目在凤凰网的播出，实际上是凤凰卫视节目的一个再传播、再延伸。所以说凤凰卫视如果算小账可能算不过来，但是要算大账，就是在整个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合作中间，实际上大家是相得益彰的，这就是比翼齐飞，互补性非常强。

记 者：凤凰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媒体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再创业的，锐意进取的精神，还有就是敢于革自己命的这种勇气，我知道您作为当家人，您肯定是最着急的，但是这种东西怎么能够传递给所有的凤凰人呢？

刘长乐：我觉得另类选择是凤凰的一个取胜的优势，或者说是致胜法宝，我们确实应该承认，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老大，从来我们都认为，我本身也是崇尚孔老二哲学，但是我们要提供另类的选择给观众，另类选择一个是独家、独到、独特，还有一个就是多元，就是要给大家提供多元的空间，多元的选择，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一直在传递，凤凰人本身也没有懈怠过，当然外围的环境，或者说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是一件好事，凤凰人实际上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惯了，现在也是一样。实际上，我们求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是全媒体化，就是和新媒体展开互动，然后比翼齐飞，这就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

聚集财富，成就文化梦想

记 者：刘总，是否能谈一下你创业之初，是如何掘取第一桶金的？

刘长乐：我的第一桶金来自做石油贸易中介商的经历。虽然一个普通人，起步就做石油贸易，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1980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直干了八年。在一个中央级的新闻媒体，从普通记者做到高级管理人员，这份履历对我后来从商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下海的时候也同样面临选择，我也可以从很小的地方起步，比如开餐馆什么的。

选择做石油贸易，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对自身特征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每一个人在选择创业之前，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准确判断：你的社会关系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你的文化层次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一个什么感觉？我是从中央新闻单位出来的，记者最大的学问就是社会学，最大的优势就是“人脉”；而我的家庭和我周边的人对我選择经商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包括拥有海外关系等等。另一个原因出自偶然。1988年，正好有一个海外朋友问我能否拿到中国的出口石油制品，我用了一些时间来打听当时在中国做石油贸易的情况，感到路还能够走通，当年，我就翻身下海了。

记 者：今天的凤凰卫视有一个经营概念叫“高层次高起点”，这个概念是不是从那时候就一脉相承？

刘长乐：石油贸易是一般的小公司很难运作的，所以我们用了较长的时间来进行“环境的运作”。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作为记者建立了一些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们通过这些关系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合作伙伴。具体来讲，我们中间商做买卖就是利用合作伙伴的信任度，谈判一个时间差，即在中国客户和海外客户之间，用“TT”到岸付款方式，让自己付款出去的时间比第三方付款给自己的时间长。然后用客户的钱来周转。当时，国际石油成品贸易的利润非常丰厚，回报率通常高达30%左右，1989年我去了美国休斯敦，在那里注册成立了乐天国际公司；1990年我来到香港；1993年移民新加坡，因为这里是世界石油贸易的中心，特别是中东到中国的石油一般都在这里过泊转运。另外，新加坡的金融体系也比较完备，自由开放。

记 者：亚洲和大陆经济几经动荡，您又是如何屡屡能趋利避害的呢？

刘长乐：实际上对于一个具有无限机会和变化的亚太经济市场来说，十几年孕育出我们这样规模和实力的公司，并不太难。对于抓住机遇和规避风险，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的做法是，尽可能对产业的分析要审时度势。

比如投资大陆的高速公路，作为公用事业，市场风险和短时间的波动对其影响都不大，也容易得到海外投资者的认可。所以在这方面我做的是长期投入。而相反，房地产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产业，我是在1993年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之前，就已抽回大部分资金。对中国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的政策我有一个判断，即在各地的盲目发展之后，政府必然会出台措施予以整顿。相比较而言，能源则是“发展的速度赶不上需求”，中国对原油的需求还依赖进口，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所以我从买卖原油起家，并且至今从事着这项利润不薄的生意。

记 者：当初，您辞官下海时，人们的评价是“商界多了一个大贾，媒体少了一个人才”；后来您投资创办凤凰卫视时，又有人说：“媒体多了一支新军，商场少了一支劲旅。”您创立凤凰卫视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刘长乐：一个人有钱之后就不再去赚钱，我想这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凤凰卫视首先还是一种商业化的动作，我做的是媒体产业，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媒体机构。投资传媒，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来源于我的文化情结。当年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还只能称得上是弱势文化。西方传媒和西方电影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方文化在夹缝中生存，声音很微弱。我是从大陆传媒出来的，做一个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华人传媒的梦，当时就种下了。

历程评述：

拥有“10年从戎、10年握笔、20年商海”不凡经历的刘长乐被媒体誉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媒体人之一。他一手创建的凤凰卫视，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之一。

刘长乐现为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最大股东之一，出任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至今仍担任北京广播学院的客座教授，亦是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他和他的企业多次入选“20位中国企业领袖”“中国最受尊敬企业50强”和“中国最受尊敬企业”。

在媒体中，刘长乐是第一个将东西方体制完美结合的人，这是一种同时适应海外、适应大陆，又适应港台的复杂“技术”。凤凰20%的人来自于大陆，70%左右的人来自香港，10%是台湾人和国际上的人士。这一运作机制和管理办法经过了5年的磨合与调整，一般的西方媒体公司短时间内难以效仿、靠近。

刘长乐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中国剧烈变革的转折年代中，他始终能够准确地看到时代的缝隙，并将不同形状和格式的楔子深深地打进去。他创造了一個神话，把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打造成了华人媒体的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