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军，张 林

1 前言

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点，使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运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公众参与，它要求政府在行使可能致人或者社会公众以不利影响的权力时，听取并尊重对方或者社会公众的意见（蔡定剑，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指出“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大型体育赛事运作周期长，涉及举办城市众多利益相关者。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长期以来采取政府包办的模式，在赛事预算安排、用地审批征收、场（馆）规划、交通道路建设、配套设施等方面，公众无从参与，公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政绩绑架”。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探索出的“组织化动员、社会化运行、市民化参与、时尚化引领、国际化合作”的“五化模式”，被媒体称为“一个有公民影子的运动会”，这使公众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组织运作，表达自身意志和意愿已逐步蔚然成风。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运作中的公众参与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探索公众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筹备运作的阻碍因素，不仅能提高赛事运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对公民知情权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利的尊重，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体现。

2 大型体育赛事城市公众参与的现状

大型体育赛事主要指我国政府举办的各类公益性和公共性体育赛事，如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全运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