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国华+梅扬

摘 要：寻衅滋事罪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有取代其母罪即流氓罪而成为新的口袋罪的高度盖然性。其根由有二：一是立法文本上的模糊性和开放性，二是司法适用上的选择性和随意性。因此，欲使寻衅滋事罪摆脱口袋罪之宿命，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进行改革。其中，在立法环节必须贯彻刑罚谦抑性理念和法律明确性原则，严格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在司法环节，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并彻底摒弃“宁罚不漏”之陋习。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

关键词：口袋罪；寻衅滋事罪；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3-0112-05

收稿日期：2014-03-02

基金项目：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相关成果。

作者简介：江国华，男，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

梅 扬，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司法文明研究中心科研秘书。

寻衅滋事罪是由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而来的。该罪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罪名，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后来，尽管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对其作出了进一步界定，可是规定虽多，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却没有日渐清晰，反而日益模糊。由于刑法第293条本身存在着构成要件界定上过于模糊和开放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司法实践中越权司法解释和滥用司法裁量权的后天失调，寻衅滋事罪从“口袋性”走向“口袋化”，逐渐演变成为囊括多种类型行为的“口袋罪”，背离了刑法第293条原有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