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政民

全党的历史已由权威性的专家和权威性的党史研究部门拿出了权威性的著作，而地方党组织的历史如何写，如何宣传，党史期刊又如何为此开办纪念性的专栏？这些都是人们开始思考、认真探索的问题。然而，令人十分高兴的是，“纪念山西地方党组织成立90周年”的专栏，不仅已由《 党史文汇 》隆重推出，而且办得很有特色，给了人们极大的教育，对开办同样专栏的报刊也有参考价值。

该杂志的这个专栏有哪些特色？她又是如何进行历史书写的呢？那就先说特色吧，至少有三点：

一是独创性。在杂志上开专栏纪念一个人、一件事或一项重大活动，那是常见的事，而要独创性地用专栏来纪念和回顾一个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地方党组织的艰辛历程，那就十分困难了。因为这事实上是在写地方党组织的历史，就要求写得全面、深刻、真实，十分不易。翻翻建国以来的报刊，极少有这样的专栏，即使有，也没有像该刊这样写得真实、全面、生动，给了读者诸多的教育与启迪。

二是计划性。编辑们清楚，栏目要办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宗旨，有组稿的计划和一整套工作安排。对此，该栏的“编者按”说道：要“陆续组发90年来发生在三晋大地上有影响的重要决策、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系列专稿”，“充分展示中共山西党组织带领山西人民进行的丰富实践和辉煌成就及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配发一些山西著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以缅怀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以及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烈，讴歌创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和国英模和优秀共产党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在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再创新的辉煌！”这是指导思想的宣示，是组织稿件的计划，是所写故事的主要篇章、骨干情节、重要人物和要产生的效果。他们照此进行的工作，是成功的。

三是简洁性。没有明确的主题和写作技巧，是宣传不好党组织的历史的。因此，编辑们要求文稿必须准确、全面、简洁，情节不能琐碎，文字不能拖沓，记述必须简练，要把山西党组织所经历的道路、斗争和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十分精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事实证明，这样的要求都达到了，读者阅读后就了解了山西党组织悲壮、曲折和光辉的发展历程，思想认识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升华。

在历史书写方面，该专栏完成了史学大众化这一严肃课题，其文章真实、深刻、生动、感人。他们在写作上坚持的五点值得注意：

一是“一级文献”的价值。编辑们知道，史学界有人按史料的真实程度，把历史文献分为三级：史料是真实可靠的为一级文献，可当作历史来阅读；史料大体真实的为二级文献，阅读和使用时须相当谨慎；史料较为含糊的为三级文献，能不用就不用。为此，他们要求这个栏目里的作品要采用真实新鲜的史料，达到“一级文献”的水平，所发表的作品篇篇都很精彩。如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西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概况的《为民族独立 为人民解放》一文，就真实地写出了这一时期党的活动的艰辛。其中特别介绍了1927年7月至1936年2月，山西党组织所遭受的数次大破坏，仅省级领导就牺牲了王瀛、刘天章等近10人，但党的力量仍在不断壮大，从1924年成立之初党员不足10人，到1949年9月发展为25万余人。该文的史料真实可靠，可当作一级文献来读。

二是“大众史学”的品位。板起面孔说教的文章很难适合读者的口味，呆板沉闷、干瘪枯燥的著作更不能适应浅读时代人们的需要。为保障刊物的质量，该栏编者要求所发表的文章，严肃里要有活泼的因素，严谨里不乏感情色彩的浸渗，要以大众史学的标尺来要求作者。即文稿不搞大段引文，不作烦琐考证，不进行无价值的注释，尊重史实，重视情节，注意细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人民需要的作品。如《誓以身躯扭乾坤 甘洒热血辟新程——民主革命时期山西共产党人正气歌》这篇文章，每个小标题下都有四句七言诗，又以“他们用忠骨筑起了凯旋之门，用碧血浇开了幸福之花”等多彩的文字，再现了共产党员和英烈们豪迈伟岸的形象。这样的作品好看、易懂，受到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三是“编年史”的写作手法。要写出长达90年的奋斗和发展史，并能给人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只能采取编年史的写法，这是编者和作者的共识。因此，本栏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依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如《探索中前进 曲折中发展》一文，就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山西”、“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四个小标题，给人们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看到写建国后至1978年29年中，山西党组织领导本省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功绩。这样好读易记的文章，真是一篇佳作。

四是曲折起伏的动人叙事。该栏的文章都是有构思、有故事、有铺垫、有高潮的，有较高的写作技巧。如《江山代有人才出 改天换地竞风流——山西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创业曲》一文，在描写省委领导班子工作时，就写了省委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故事。1951年时长治地委根据省委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指示，办起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料这件事却在华北局甚至党中央引起了激烈争论。最后毛泽东肯定了山西的做法，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大力发展。这段描写，是感人肺腑的。

五是史笔加文笔的良好效果。注意史笔与文笔的巧妙结合，是写出动人文章的诀窍。所谓“史笔”，就是根据史实，秉笔直书，不浮夸，不隐恶，并有强烈的倾向性。所谓“文笔”，就是写史时也能用一些文学手法，如鲁迅说司马迁写《史记》时那样，“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文笔首先要求文章有构思，注意结构布局，有起伏波澜；其次要有感情，而感情是最有色彩的；再次是文字要洁净，流畅，优美，不拖沓重复。如《干部南下：吹响解放全中国的集结号》一文，就生动描写了山西为支持各新解放区的工作，于1948年至1949年先后派出了三支南下干部队伍“支援福建、随军入湘、扎根川康”的故事。还提到在此之前，山西向东北派出了大批干部，以支持“向北发展”，1946年至1947年又派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南下，开辟新区，接管政权。这都说明山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足点之一，是战略进攻的出发地，而且还是重要的干部输出基地之一。该文把“史笔”和“文笔”融为一体，就增强了巨大的吸引力。

由上可以看出，该刊开办的这个纪念专栏是相当成功的，历史书写也相当诱人，给人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地方党史教材。笔者在阅读该栏的文章时，除了兴奋之外，还有一点点不满足感，就是没有见到一篇亲历者的文章。若能有一两篇这样的文字，那就非常完美了。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