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毛泽东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对此有专门论述：“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时任白崇禧秘书）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近年来，有个别知名历史学者认为程思远的回忆是错误的，《毛泽东传》中的这段史实也是错误的。相关文章是这样陈述的：“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共‘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

相关文章然后断然指出：“事实果真如此吗？否。”并提出如下证据：“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在谈到‘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自（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应多采用 ‘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

为了让这个观点形成“证据链”，又补充道：“当年（指1938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最后的结论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发表的。白崇禧早在1938年1月就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下简称《小胜》）蒋介石随即采纳。这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无关。

笔者核对有关史料，认为这种否认之说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在所谓的“证据链”中，最薄弱的一环是白崇禧提出《小胜》的准确时间。持否定之说的文章认为，白崇禧的《小胜》“应该”是1938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上提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会议只是一次治军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抗战失利，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要负重大责任，今后首先要从整饬幕僚和改进司令部做起。（见《蒋总统集》之《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台北 1968年3月出版）。这个会议既与“检讨二战区”战事无涉，也没有谈到抗战的战略方针问题。这种“应该”式的证据，作为参考可以，但作为定论则肯定不能成立。

然而，不支持“应该”说的恰恰是白崇禧本人和他的儿子白先勇。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始终没有说清楚他提出《小胜》的准确时间。现将有关内容抄录如下：

“太原沦陷时，军委会于武汉开会检讨全盘战略……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国军自武汉会议后，决定采用‘正规战配合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之战法。”

“国军由南京退守武汉后曾于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于会议上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建议，并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蒋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上述引文均来自《白崇禧回忆录》。该书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该书在“出版说明”中写道：“《白崇禧回忆录》的所有史料，均由白崇禧口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自1963年2月开始，直到白崇禧去世的前八天止，先后访问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对谈话记录进行整理。”在谈及《小胜》的回忆中，白崇禧一直对“武汉会议”语焉不详。武汉会战之前和会战期间，蒋介石主持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不少，究竟是哪一次“武汉会议”上白崇禧作了有关谈话呢？这个谜后来由他的儿子白先勇揭开了。

2012年4月，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新书发布会上，白先勇说：“1938年在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时，我父亲提出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长期抗战，持久战。这个大战略被当时的军事委员会采用了。”

那么，这个武汉“最高军事会议”又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据有关史料记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有三次（另据中央电视台2005年的电视片《抗日战争之血肉长城》称，1938年6月中旬曾举行过一次，在此从略），第一次是在1938年5月15日，主要内容是放弃徐州。第二次是1938年6月1日，主要内容是黄河决堤。还有一次是1938年7月4日。但是，在1938年2月7日以前，即“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以前，并没有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则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在1938年2月7日以前，白崇禧并没有向蒋提出过《小胜》，蒋介石也无从“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

综上所述，没有证据可以支持白崇禧是在1938年1月提出《小胜》，而随即得到蒋介石采纳的说法。因此，断定程思远有关回忆是错误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因而断定《毛泽东传》引用错误同样也不能成立。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否定之说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考证任何史料，都不能离开当时的背景。就拿《白崇禧回忆录》来说，白到台湾后就受到了蒋介石的监控，在那样的处境中，他能说的话绝对不可能超出蒋允许的范围。例如，对于和周恩来的交往，尽管很多史料都说明在武汉期间他们来往比较密切，比如白请周向广西学生军作讲演，请教对敌作战方针，特别还有征求周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建议等。但在白崇禧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惟一提到的一次是他在从武汉撤退至长沙时，因自己乘坐的车抛锚，坐上了周恩来的车前往长沙。仿佛他们两人以前从来没有打过多少交道。关于中共和毛泽东，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共军之图谋，我全国朝野上下，均未认识清楚，对共军政策之失败，乃宣传教育之失策。”在这样的语境中，白崇禧能够道出他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吗？能够说出他曾经听过周恩来向他推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吗？从这里我们倒可以看出他一直对“武汉会议”含糊其辞是有隐情的。

因此，不少严肃的史学家对此类口述、回忆录的资料态度很谨慎、清醒。白崇禧的回忆录和程思远的回忆，都属于自述性史料。把白的有关回忆视为正确，以此说明程的有关回忆是错误，显然是不严肃的。需要注意的是，自述性史料的真实性，应该通过其他史实的印证才有可信度。例如白崇禧回忆录中没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和张爱萍等人探讨抗日作战问题的内容，并不能断定他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否有过，还要查证其他史料。

自从日本染指中国以后，中国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人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观点。但蒋介石直到武汉会战时对持久战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在“速胜”还是“持久”的问题上犹疑不决。1938年4月，台儿庄之战胜利后，蒋认为日军必将报复，中国军队可以“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于是，军令部随即拟定了“与敌决战”计划（见《中华民国史》第九卷，中华书局，179页）。但到了5月初，发现日军对中国军队已经形成包围之势，“避免决战”就成了主要选项（同上书，181页）。于是在5月15日，在蒋的主持下，最高军事会议决定避免决战，放弃徐州。准备决战的中国军队立时陷于被动，仓促撤退。同年9月初，在武汉大会战期间，蒋又考虑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 蒋认为“转守为攻之时机已到。决心全力加强武汉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为要”。但一个多月以后，即10月22日，蒋又认为“不如自动放弃（武汉），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同上书，198页）三天后，蒋撤出武汉。

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向党内外人士宣传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了。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七七事变后接到蒋介石的邀请，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成为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到南京，后又随迁到武汉。在武汉期间，他征得了蒋的同意后前往延安，于1938年1月7日到达延安后拜访了毛泽东，他回忆道：“当时我对国家的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我听了他（指毛泽东）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成乐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抗日谈话，把我心中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

周恩来于1937年12月18日赴武汉常驻期间，也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在武汉会战结束的20天前，即1938年10月7日，周恩来在代《新华日报》起草的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中指出：“中日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阶段敌进我退”，“第二个阶段，造成相持的局面”。武汉会战的结束，标志着抗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的《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我方鉴于敌人战略改变，亦改战略指导大纲为积小胜为大胜。”

最后再补充一点，关于蒋介石的抗日持久战思想，据参加过淞沪会战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的地下共产党员、官至国军中将的郭汝瑰回忆：“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