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邓小平是颇具独特思想和个性的一代伟人。单就握手而言，邓小平就有5个故事。解放战争时期和1975年，他分别开过3次“不握手会议”；1989年，中苏高层会晤时，身为外交战略家的他理性而有分寸地表示“只握手，不拥抱”；1992年南巡期间，他却又主动提出要和年轻人握一握手，他认为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不要刚打两个胜仗，

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

战争年代打了胜仗，上级开会常常会以握手表示祝贺和褒奖。

1946年9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在河北安陵集召开一次会议（史称安陵会议）。 这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逢我军邯郸大捷，各纵队领导干部都以为开会肯定是表扬加犒劳。原来，从邯郸出发，几个月来，我军连战连捷，仅定陶一役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1.7万余人，其中俘敌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等1.2万余人，缴获坦克6辆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对整个华北解放区的南部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当参加会议的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按习惯满面春风地向邓小平政委伸出手时，邓小平却摆摆手，一脸认真地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这话无疑是给几位爱将当头泼了冷水，一个个面面相觑，一脸尴尬。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开会宗旨：“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内部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这一次，邓小平打破先表扬后批评、先讲成绩再说缺点的一般常规程式，直截了当地指出自邯郸之战胜利后部队在群众纪律、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严肃认真地依次发言，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一两点，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会议休息时，陈锡联找到杨勇说：“今天咱俩不做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杨勇也认为如此，就对陈锡联说：“回去我先检讨。”

两人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就站起来头一个发言表态：“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我回去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着杨勇的话，在会上检查道：“三纵所发生的问题，全都由我来负责。”

听了他俩诚恳的自我检讨后，邓小平站起来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这个不握手会议，充分表现了邓小平严格治军的作风。各纵队司令员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虽然月饼没有吃到，但对邓小平严格治军的要求却终生难忘。

“今天开会不握手，原因大家应该明白”

1947年8月，刘邓12万大军挺进大别山。但当地群众闻讯却纷纷藏匿或躲避起来，出于历史的原因，群众顾虑这支部队不能长期待下去，走后国民党军卷土重来，老百姓吃亏。

对此邓小平让各级政工宣传干部张贴亲情标语：“大别山的女婿回来了！”“红军的姑爷回来了！”大别山的“女婿”指的就是刘伯承。他夫人汪荣华是出生在安徽六安郝家集的老红军，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西征，1936年与刘伯承结婚。此时刘伯承的眼睛也湿润了，他说：“是啊，我娶了大别山的闺女，当了大别山的姑爷，12年了，还没有喝过一杯回门酒。告诉乡亲们，我刘伯承想讨杯回门酒喝！”

消息传开，老区人民扶老携幼，从栖身的密林中、山洞中走出，像欢迎当年的红军一样迎接刘邓大军，整个大别山沸腾起来。刘邓大军将全区划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四片实行战略展开，着手创建解放区。

这一时期，刘邓大军连续在商城、光山打了三仗，均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北方战士初到南方，水土不服，饮食不惯，部分指挥员看到给养难筹，产生畏难情绪，队伍中出现纪律松弛的现象。

对以上现状，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军事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于是，邓小平与各部首长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还亲自站在路口检查军纪。一次，他在黄冈县街头发现一位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这些东西显然来路不正。邓小平下令盘查，果然是他从店铺抢来的。邓小平说：“枪毙！”立即有人找刘伯承，说那位军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请求从轻处罚。这位副连长也痛哭流涕，提出带头冲锋，希望战死在沙场上。刘伯承听了，说了四个字：“慈不掌兵。”

9月27日，在光山以南的一个普通民居内，刘邓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干部们相继到场，刘邓没有像平常那样跟大家打招呼，而是绷着脸端坐不动，邓小平的表情尤为严肃。

人到齐了，邓小平首先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开会不握手，原因大家应该明白。”“毛主席对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大家想争取什么样的前途？是低着头跑回去，还是昂着头打回去？如果不想打胜仗，现在就走！我开路条，不抓逃兵。”

接下来刘伯承讲道：“勇敢的‘勇字怎么写？‘勇字就是男子汉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我们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容许的。我们进到大别山，处于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但要有勇气战胜困难，特别是要打好仗。”

光山会议对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统一思想、加速战略展开，起到关键性作用。

会后，土地改革和歼灭敌人两个“车轮”同步推进，一个囊括数十个县的中原解放区终于在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攻中站稳了脚跟。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

1975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治理整顿。

这一工作首先从“老大难”的铁路问题上进行突破。由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铁路系统乱象丛生，经济效益大幅下滑，邓小平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

开会第一天，与会同志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会议议程进行到一半时，邓小平精神矍烁地快步来到会场。

几位省、市领导连忙走上前去，笑容满面地伸出手来，想跟邓小平握手。

邓小平却出乎大家意料地摆了摆手：“今天不握手了，因为现在工业形势还不好！等你们把工业搞上去了再握手。”

邓小平看着大家将手不好意思地收回去的窘态，进一步解释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这种出人意外的见面方式，使绝大多数与会者深深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听了邓小平的解释，与会者又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鼓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在会上开始作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他就当时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设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呢？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邓小平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邓小平又说：“毛主席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促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会场静极了，许多负责人很久没有听过这样酣畅淋漓的痛快话了。

会上，邓小平还严厉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邓小平发表的这篇讲话，可谓是揭开全面整顿序幕的振聋发聩的檄文。

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之后，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整顿工作初见成效。到4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

“中苏领导人会见时，只握手不拥抱”

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此后20多年来，中苏、中俄关系的发展蒸蒸日上，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这一切外交成就的取得，是从当年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开始的。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没有像传统共产党领导人那样拥抱，只握了握手。见面握手问好是人际交流最普通的礼节。外交工作中即使提交抗议照会、互相指责之后，也要握手告别。这既是风度，也是礼节的要求。至于拥抱礼节，则是友好亲密的表现，虽然外交上经常能看到，但并不是随意可以施行的。

中苏经过30年的论战、隔离、对抗，终于决定要实现关系正常化，极大地吸引了当时世界各国人民的目光。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见面，抛开政治意义不说，究竟施行什么礼节，无疑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原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导人见面，总会互相拥抱、甚至亲吻对方的脸颊，用以表达彼此的亲密关系。而此时的邓小平审时度势地考虑到，现在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了，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回到原来结盟的兄弟关系，见面礼节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握手礼节就行了，不能向世界人民发出错误信号。

其实，早在戈尔巴乔夫来北京的前一年即1988年，当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时，邓小平就有了明确的指示。那年的10月28日，邓小平办公室秘书给李鹏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李办秘书做了如下电话记录：

小平同志说：“告诉钱其琛同志和李鹏同志，请外事小组开一次会，讨论一下钱外长访苏、苏外长来访，包括以后首脑会晤时礼遇方面的问题，定个调子，热的尺度。现在西方都在注意中苏热的情况，比如说拥抱不拥抱的问题。从外长开始，苏联一定热，我们热到什么程度？有些甚至定了的，要给苏打个招呼，比如不拥抱。拥抱会震动世界。”

接到邓办电话的当天，李鹏在电话记录单上批示：

学谦、其琛同志：

请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对礼遇问题作出设想，连同上次外事小组定的几条，一并报小平同志和中央。开会时我参加。

于是，1988年11月3日，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会议。会议纪要第四条写道：“领导人会见时，只握手不拥抱（此点同苏方谈礼宾安排时先打个招呼，强调双方只握手问好）。”

邓小平对开始发烧的中苏关系注射了一针冷静剂，一方面是为制止苏方的“热”，另一方面也警告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热度，但不能过度。

中苏高级会晤之前，两国外长互访，为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高级会晤进行了铺垫准备。首先，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到莫斯科访问，中苏外长在苏联外交部别墅举行了两次会谈。尔后，钱外长代表中方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访华邀请。期间，中苏双方人员在各个场合互致问候和表示礼节性的动作时自始至终都“只握手，不拥抱”。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如期到达北京与邓小平进行高级会晤。

据原外交部礼宾司的主管处长马保奉后来回忆，上述两次苏方来华，特别是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只握手，不拥抱”的指示已由礼宾司巧妙地转达给苏方。又据当时全程跟进中苏谈判的翻译周晓沛回忆：“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前夕，小平同志专门指示，他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国际上对中苏关系猜测很多，以为两国又要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结盟关系。”因此，这里讲的不光是礼宾上的安排问题，而主要是给两国关系定位，意指并非重新拥抱结盟，而是新形势下的正常握手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于是，邓小平还要求外交部把这个决定直接告诉苏联方面。要是不事先打好招呼，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对方突然上来拥抱，就会产生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