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梅+李月红+任彦会

西柏坡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在以往的关于研究西柏坡外交的成果中，大部分都侧重阐述三大外交政策内容，本文力图通过分析从西柏坡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探究西柏坡时期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环境因素。

历史环境因素之一：中共从政党外交向国家外交的转变

西柏坡时期是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家王朝的彻底覆没指日可待，新中国的诞生已近在咫尺。而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已见端倪，新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该如何处理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三大紧迫问题，也是中国从政党外交转向国家外交的关键。

面对这些问题，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显然中共已经开始从国家层面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在谈到外交方针政策时，毛泽东首先阐明了中共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控制权的态度，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影响，“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

新中国一旦成立，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上的论述，表明中共已经站在国家角度全方位的考虑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标志“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形成，为实现向政府外交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史环境因素之二：苏美在华政策从相互妥协到走向对抗

1947年国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美苏冷战，使美苏由盟友变成了敌人。在冷战的框架下，美国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显然这不符合美国的国际利益。

1947年秋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美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国民党政府是“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不断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苏联在确定中共已经取得决定的军事胜利后，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从1948年春季起，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积极起来，斯大林告诉当时受命负责对中共援助的苏方人员，苏联将尽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障”。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到东北后明确向中共方面转达，苏联将向中共提供更多的援助，并有意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发展关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同时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把自身的革命归为社会主义阵营。

从1947年夏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函电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会面终于实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迈出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结盟的第一步。而这时美国政府已经看出，国民党“在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此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开始放出风来，称只要中共保护美国侨民的利益，同美国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可以与之建立实际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同时声称如果中共建立的共产党制度威胁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根本改变敌视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态度，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最终破裂。

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和国共关系，也成为中共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由于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天然相似，因此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一直是中共在西柏坡时期外交活动的重要方面。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足以抗衡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他们又如何能打败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呢？因而，斯大林认为，在中国政局当中，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这个现实怕是很难改变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实际上是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苏联一直试图保持同国民党政府的友好关系，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纳入苏联外交政策的轨道。直到1949年2月，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南迁广州时，斯大林似乎仍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政府，在多数驻华使馆拒绝随之南迁的情况下，苏联却将大使馆搬到了广州。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暗中给中国共产党以帮助。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曾派代表飞到延安，同中共达成协议，对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的迅速发展给予了一定的支持。特别是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因害怕蒋介石的胜利而使美国势力控制中国，开始逐渐调整它的对华政策。斯大林的意图是，一方面，他通过同蒋介石签订友好条约，表明了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履行了雅尔塔协议的义务；另外则通过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使其成为苏军撤出东北后，对国民党及美国势力进行牵制的力量。不管斯大林当初的意图如何，他的这一做法，为日后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打下了基础。

1949年1月14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作出决定，派米高扬即刻前往中国同毛泽东会晤。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来到西柏坡。米高扬的到来，“使苏联领导人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状态，也使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其次，他传达了苏联政府在有关蒙古、新疆、东北等问题上的意见；第三，米高扬听取了中共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

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这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对毛泽东幽默而形象的比喻，米高扬边听边点头。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坚定了中共与苏结盟的意愿，也成为“一边倒”政策确立的基础。

综上所述，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新国家执政党前夜，中共清醒认识到其外交将从政党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变，及时抓住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变化的时机，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