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研究及传承思考

2014-10-11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5期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潮州歌册是曾经流行于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女性与歌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是歌册传承的主体，与歌册的兴衰发展密切相连。从口述访谈材料来看，女性在婚前和婚后、青年和中老年时期传唱歌册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婚前，女性只有单一的女儿的身份角色，家庭负担较轻，空闲较多，是唱歌册最频繁、最痴迷的时期。婚后，女性多重的身份角色集之一身，妻子、媳妇、母亲，负担繁重，忙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没有闲暇，是唱歌册的低落时期。中老年时期,儿女长大成人,家务减少,又有了空闲唱歌册。但因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改变等原因，歌册赖以生存的人群和传唱的空间逐渐缩小，这一民间传统说唱艺术已濒临危亡。

潮州歌册；传统曲艺；女性口述访谈；文化传承

潮州歌册（以下简称歌册）是曾经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用潮汕方言徒口演唱。歌册源于潮汕地区，并向广东梅州市的丰顺县、大埔县，汕尾市的陆丰市、海丰县，福建漳州市的东山县、诏安县、云霄县，以及台湾南部、澎湖列岛等地辐射，同时传播到海外潮语地区。歌册在福建被称为“锦歌”，在台湾以“歌仔册”之名流传。与其他形式的说唱文学一样，潮州歌册的题材大多来自白话小说、戏剧、宝卷和弹词。[1]歌册盛行于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逐渐衰落，现已濒危，2008年潮州歌册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册作为潮汕社会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具有突出的女性文化色彩。从传唱主体看，歌册的传唱者多数是女性，不仅主唱者是女性，听唱的群体也主要是妇女儿童；从传承方式上看，歌册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中的女性谱系代代口耳相传；从传唱空间看，歌册主要是在庭院、绣房、厨房、姿娘仔间等女性空间流传，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从传唱题材来看，传统歌册的主题以教化女性遵守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从文化功能看，歌册是女性的启蒙课本、教科书和精神乐园；从发展规律来看，歌册与女性的生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联，女性的个体生命史折射了歌册的兴衰发展史。歌册成为女性化的潮汕民间文化形态，被称为“潮汕妇女的百科全书”[2]、“潮汕女子文化”[3]、“潮汕女书”[4]、“潮语区女性文学”、“闺中文学”[5]等。探寻歌册与女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女性口述史研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的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关于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6]笔者研究潮州歌册、寻访民间女歌手，并让她们讲述人生经历和传唱歌册的心路历程以及歌册对她们的人生品格所产生的影响，旨在寻找歌册兴衰史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

一、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

自2011年7月到2013年3月，我们深入到潮汕歌册曾经流行的地区寻找民间歌手进行口述访谈，共寻访到41名歌手，其中，女性36名，男性5名。

1.访谈地区。访谈主要是在潮州、揭阳、汕头、汕尾四市，在村镇寻访到歌手的机会大于城镇（见表1）。

表1 访谈地区一览表

2.年龄情况。年龄最大的是101岁，最小的是40岁。唱得好、唱得多、唱得痴迷的是70岁以上的女歌手（见表2）。

表2 年龄分布一览表

3.受教育情况。歌手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主要是因家贫无法上学，次要是因男尊女卑观念没有上学，绝大多数人通过唱歌册学会识字（见表3）。

4.学唱歌册的年龄。大多数人唱歌册的痴迷、频繁时期是在青少年时代，少数是在中年后才有空闲学唱（见表4）。

5.学唱歌册的对象。多数人是跟亲人或邻居中的女性学唱，再传唱给下一代女性，通过女性谱系代代相传（见表5）。

表3 受教育程度一览表

表4 学唱年龄一览表

表5 学唱对象一览表

6.歌册的传唱空间。主要是在庭院、厅堂、房前屋后、村头树下、姿娘仔间等日常生活、劳作、休闲的女性空间传唱（见表6）。

表6 传唱空间一览表

7.歌册的传唱方式。歌册的传唱是一种无偿的非营利性活动，有自娱互乐、教化启蒙的文化功能（见表7）。

表7 传唱方式一览表

二、潮州歌册与女性生命历程及个性品格的影响

从访谈的口述材料来看，女歌手在婚前和婚后、青年和中老年时期传唱歌册的情况有明显的变化。婚前，她们对歌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达到痴迷的程度，是唱歌册最频繁的时期，歌册对她们的思想观念和女性品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婚后，多数女歌手因多重角色集之一身，忙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渐渐进入唱歌册的低落时期。中老年时期，儿女长大成人，家务减少，经济好转，又有了空闲来唱歌册。歌册的流传和发展随着女性婚前婚后生活境况的变化而起伏跌落，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文化色彩。

（一）婚前：唱歌册的频繁时期

1.歌册是潮汕女性的启蒙课本。唱歌册是无条件上学读书女性的识字和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学会了大量的歌册使他们像“饱读诗书”的人一样充满自信。李素兰①口述史料：李素兰（1917-），女，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屿北村，挽面为生，2011年7-9月。、郭美璇②口述史料：郭美镟（1932-），女，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中寨乡，2012年2月。说“我担了一箩筐的歌册”；李逸贞③口述史料：李逸贞（1932-），女，潮州市湘桥区新桥西路，2012年5月。、林玉霞④口述史料：林玉霞（1942-），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1月。说“我有一肚子的歌册”。歌册寓文化教育于说唱之中，让女性既学会了识字，又提高了文化水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扫盲启智的教育功能”[7]。这也是歌册广泛流传、深受勤奋好学的女性喜爱的重要原因。蔡丽娇说：“耕田的人家没有女孩子能去读书的，我会识字和写字主要是因为唱这些歌册，因为自己喜欢就很刻苦，有时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点一盏油灯放在桌子上，拿着一本歌册看，一直看到睡着了。”⑤口述史料：蔡丽娇（1935-），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观一村，2012年2月。

2.歌册是潮汕女性的教科书。歌册故事大多贴近女性的生活感受，能使她们产生强烈的共鸣，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伦理束缚、行为规范的作用，成为女性的生活教科书。歌册大多带有民间朴素的思想观念，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劝善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大多数传统歌册宣扬三从四德的男权思想，对女性的道德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属于女德教育性唱本[8]。陈妙云说：“歌册就是仁义礼智信，教导人行孝，教导人聪明，教导人不能做坏人，教导人心胸放宽。歌册是特别的，里面有忠臣，有小人，也有坏人等。唱歌册非常好，吐旧纳新，凡事看开，治百病。”⑥口述史料：陈妙云（1936-），女，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上岱美村，2012年1月。

3.歌册是潮汕女性的精神乐园。大多数歌手都是底层女性，从小就吃苦耐劳，干农活、做手工、做家务，忙碌终日。她们通常是白天干活，晚上在姿娘仔间边做手工边唱，唱歌册是她们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多数歌手对歌册十分痴迷，学唱过的歌册刻骨铭心，化成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终生不会遗忘。徐瑞娟说：“我们是一边绣花一边唱歌册，中午和晚上都挤出时间来唱歌册。虽然中午干完农活回家特别累，但也要争取时间唱歌册解乏。晚上一回到家马上就跑到姿娘仔间去唱，晚上唱歌册连买煤油的两毛钱也没有，只是点一支香，一个字一个字地照过去，简直是痴迷呀！那时学会唱很多歌册，有时同伴还会在一起比赛唱歌册，多高兴啊。”⑦口述史料：徐瑞娟（1934-），女，揭阳市揭东县新亨镇北良村，2012年2月。

4.歌册影响了女性的个性品格。20世纪10-50年代，传唱人群的规模和传唱空间的广泛使歌册成为民间流行群体文化，恰逢歌册盛世的女性在生命发展和个性品格上深受影响，逐渐形成吃苦耐劳、贤惠温柔、好学向上的潮汕女性品格，本次寻访到的30名70岁以上的女歌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蔡丽娇说：“那时全村子的女孩子都没有读书。一群人闲下来就一起唱歌册，大家都不认识字，但是一学就都会唱。大大小小，至少八九个人，围坐在一起，一人一段，有时候大家会的就一起唱，特别有趣。”⑧口述史料：蔡丽娇（1935-），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观一村，2012年2月。凡有女性生活、劳作、休闲处皆能唱歌册，歌册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发展，张淡香家族中的三代女性都与歌册密切相联：“那时候唱歌册的都是女人，男人有男人的事情干。我奶奶会唱歌册，家里没米煮饭了，邻居阿姆就叫奶奶去给她唱歌册，一部歌册从头唱到尾，她就会给奶奶一些米。我妈妈也会唱歌册，经常白天出去给别人唱，晚上回家有时间才给我们唱。我奶奶曾经做过出租歌册的生意，她从城里的店铺把歌册租回来，再转租给村里喜欢唱歌册的人，就有钱赚。奶奶生病了我就去帮她，我也做过出租歌册的生意，当时保存了70多部歌册，现在只剩下几本了。”①口述史料：张淡香（1924-），女，揭阳市揭东县月城镇棉样乡美围村，2013年2月。

（二）婚后：唱歌册的低落时期

1.婚后女子忙于生儿育女，无暇唱歌册。绝大多数女歌手不仅出生于子女众多的家庭，自己在婚后的家庭也是儿女成群。30名70岁以上的女歌手中，平均每人生育5个儿女。其中，有4人生育了7-8个儿女，16人生育了4-6个儿女。在整个长达10-20年的盛年时期都忙于生儿育女，根本无暇唱歌册。许舜缄说：“我在17岁时会唱歌册，白天割草，晚上钩花。当时点一个油灯，在庭院里大家坐成一圈，我们小孩子和年轻人钩花，老人没有钩花的就唱给我们听。但18岁结婚后，先后生了8个孩子，一大家子人要吃饭穿衣，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哪有时间唱歌册。”②口述史料：许舜缄（1932-），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东和村，2012年2月。

2.家庭环境发生变化，减退了唱歌册的热情。大部分女歌手在婚失去了熟悉的传唱人群，慢慢减退了唱歌册的热情，即便是想要唱歌册，却又受到各种束缚，无法自由自在地唱歌，正如一首潮汕歌谣所唱：“客厅唱歌哩畏人，房内唱歌哩畏翁，灶前唱歌畏司命，坐落尿桶唱够双。”[9]潮汕女性在家庭中的举止行为都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有不少就是遭到夫家人的反对而不能再唱歌册。翁慧花说：“我唱歌册最多的是从16岁开始的，到20多岁开始理家了，家务很繁重，就没有心思和时间去唱了。婆婆和丈夫都不喜欢听歌册，我一唱丈夫就骂我，晚上偷偷唱的时候点一盏灯仔，不能让别人看见。”③口述史料：翁慧花（1939-），女，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2012年1月。

3.家庭角色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歌册的发展。闽粤流行一句民谣“娶妻就娶潮汕女”，潮汕女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价值观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婚后为了做贤妻良母而义不容辞地放弃唱歌册的兴趣和爱好。多数女歌手在结婚成家之后，由婚前唱歌册的频繁时期转向婚后的低落时期。林银花说：“以前姿娘仔间的那些姐妹都嫁人了，相隔很远，每到正月里，大家回娘家见到了，就会聚一聚唱唱歌。过完年大家就各自忙自己的，家庭负担太重了，家庭都理不过来，没有心情唱歌册。”④口述史料：林银花（1928-），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1月。

（三）中老年：歌册的濒危时期

1.传承人群日益减少，老歌手成了“歌册活化石”。民间存世的歌手主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记忆正在衰退。百岁老人林妙琴说：“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唱歌册给人听，邻居阿婶听得很开心，但嫁到这边几十年里就唱得比较少。歌无溜爬上树，现在都唱不出声音来了，连几句白嘴歌也唱得很辛苦。”⑤口述史料：林妙琴（1913-），女，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隆城村，2012年3月。年龄的老化、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健康状况的恶化等原因，使得老一代歌册传承人群锐减，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林银花也说：“现在想唱歌册，没有人听了，也没有同伴一起唱了，当年在姿娘仔间里的姐妹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2.传承群体的断层是歌册濒危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商业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里没有了产生新一代传承人的土壤，歌册逐渐淡出年轻一代的文化视野，出现了歌册文化的断层。笔者本次访谈仅能找到4名1950年代以后的歌手，跟老一代歌手相比，缺少了唱歌册的丰富性、艺术性和痴迷性。林少红在评为传承人后经常公开表演歌册，可遗憾的是她至今没有找到新的传人，她说：“我现在经常去表演唱歌册，电视台还为我录了《百屏灯》。不过，现在叫我教唱潮剧的就有，教唱歌册的没有。邻居老人喜欢听歌册，我就唱给他们听。年轻人都不喜欢歌册，他们听不懂。”⑥口述史料：林少红（1932-），女，广东省级潮州歌册传承，潮州市湘桥区西新布梳街，2012年7月。

3.传播环境的改变使歌册失去了传承的根基。现代化的城镇生活方式改变了农耕时代田园牧歌式的人际交互网络，没有了邻里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休闲娱乐的文化环境，歌册失去了广泛的传唱空间。没有了歌册本、没有了传唱人群、没有了传唱氛围，老一代歌手也用听广播、看电视、唱潮剧等方式取代了唱歌册。杨佩华说：“我6岁时跟着奶奶学唱歌册，晚上来我家院子里听唱的有时候多到几十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歌册被批为四旧、媚歌、媚曲，没人敢公开唱，店铺里卖的和出租的歌册都烧掉了。现在没有歌册本子看，很多人就看潮剧。我觉得歌册是潮汕文化久远的味道，一定不能失传，我把自己唱的录制成光盘，已经出版了《三义女》和《龙井渡》，我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录制歌册，送给那些爱听的人。”①口述史料：杨佩华（1952-），女，汕头市金平区华坞村，2013年5月。

三、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史意义及传承思考

歌册的濒危现状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者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观念更替以及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考察歌册的兴衰史。有观点认为，现代潮汕女性的思想观念变化和辨识能力不断提高，已不再认同歌册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因果轮回宗教思想以及神仙鬼魂封建迷信思想，故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濒危。[10]也有观点认为，受众的大幅度减少，歌册演唱者和歌册作者逐渐逝去后继乏人而导致歌册日渐式微。[11]还有观点认为，歌册本身的缺陷、接受群体的变化、社会环境的改变等，走向衰落有其必然性。[12]笔者认为，某一种民间文化的兴衰发展可能就因为某一人群的逝去而消亡，女性传唱人群的锐减和断层是导致歌册濒危的直接原因。多数民间艺术都与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女性与民间艺术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在男主女从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制约下，总是被人们忽略、漠视。即使在今日，在民间艺术研究不断深入，保护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新时期，人们也常常忘记对民间艺术的性别审视。”[13]运用女性口述史研究方法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研究中缺失的性别审视，凸显女性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妇女口述史研究向男权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挑战，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通过重视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14]我们尝试运用女性口述访谈的方法，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探寻歌册的兴衰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解析歌册独特的女性文化特质。即便是民间女歌手的记忆因个体化和身体化而与宏大历史叙事不相协调，但也是她们用个体的生命去感受、记忆和表达历史的方式，以此也可以折射出歌册的盛衰变迁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和传承歌册，让歌册能“活态”地生存和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护好民间仍然存世的原生态歌手群体，否则，歌册将随着这个传承群体的衰亡而消失。我们需要对民间稀有的歌册传人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尽快把他们的文化记忆录制音像建立歌册数据库活态保存下来。同时，也要加大对歌册的文化教育和知识启蒙功能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出版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册本。可以多建立一些“歌册传习”场所，为喜爱歌册的人群提供一个传播空间，营造良好的民间歌册社交网络，充分发挥现代社区的凝聚作用，培育新一代歌册爱好者，让歌册重新焕发出特有的文化魅力。

［1］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2013：445.

［2］时之.潮州歌册——潮州妇女的百科全书[N].中国文化报，2001-05-17.

［3］余亦文.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N].福建日报，2009-01-20.

［4］林长华.奇特的女书——东山歌册[J].侨园，2010（6）：24.

［5］庄群.潮州歌册在海外[J].潮人，2003(1).

［6］李小江.女人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N].光明日报，2002-08-06.

［7］袁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5)：10-14.

［8］陆小玲.文本的价值观与行为的模式化——潮州歌册的女德教育功能对生活中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2）：38-44.

［9］林朝虹，林伦伦.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287.

［10］吴奎信.潮州歌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03.

［11］鄞镇凯.再谈抢救潮州歌册[N].汕头日报，2008-10-19.

［12］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