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墨

2014年3月31日上午7时，中国著名女登山家潘多因病去世，享年75岁。

这一消息，让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为之惋惜。

潘多是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她不仅是中国登山界的一面旗帜，还是世界登山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

苦难童年

潘多是藏族人。她常说自己是日喀则人，因为日喀则是父亲的故乡，也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她也称自己是昌都人，昌都德格县（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她母亲的故乡，也是她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晚年时，她定居无锡，但她的心从未离开过养育她的青藏高原。

上个世纪30年代，潘多的父亲次仁告别家乡日喀则，到东部西康（今四川甘孜一带）当兵。按照噶厦（西藏旧地方政府）规定，家中如果有3个男孩，必须有一人做喇嘛，一人当兵。

次仁在西康遇到了农奴次久，并与之成婚。不久，两个人一起逃回了日喀则。那时，藏区经常有农奴逃跑和迁移，次久的主人早已习惯了，并且知道很快就会有新的农奴找上门来的。

1939年，小潘多降生了。爸爸曾经告诉潘多，说“潘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本事的人”。

潘多的童年是不幸的，她的爸爸“常年在山上给主人放马”，一两年都见不上一面。因此在潘多的记忆里，爸爸的形象是模糊的，她只记得瘦弱的母亲每天从早到晚捻羊毛，织氆氇，然后换回她们活命的糌粑。

小潘多很羡慕那些早上能吃到大块糌粑的富人家的孩子，梦想着天天能喝到热腾腾的奶茶，还有香喷喷的酥油，再撤上一小把青稞面。她只能偶尔在早上吃到一小碗糌粑糊糊，她用手抓着吃，吃完了再将手指舔干净。

后来，潘多知道了，爸爸还有一个家。5岁左右，潘多被爸爸带到了一个阿姨的家。那位阿姨家有两个小男孩，他们管潘多的爸爸也叫“爸爸”。在这里，小潘多能吃得稍微好一些。但半年后，她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8岁时，潘多的爸爸去世了。和所有朗生（下层农奴）的孩子一样，小潘多很早就学会了帮妈妈干活。她除了会搓羊毛、织氆氇，有时还要到别人家打小工，为主人家放羊。妈妈经常接一些能带到家里干的活儿，一方面让潘多给她帮忙，另一方面是想在家里给潘多传授一些手艺，让女儿将来有个好的营生。

可是，无论妈妈如何辛苦，如何“有本事”，总是欠主人的钱和粮，而欠债是要受到惩罚的。有一次，潘多亲眼看到主人的差巴（农奴主的家丁）用鞭子抽打一个趴在地上的人。鞭子“啪”的一声抽下去，地上尘土飞扬，那人的后背上已经血迹斑斑。带着血色的鞭子一下一下地抽，一旁的潘多吓得双腿直打颤。

这幕，深深地印在了潘多的脑海里，即使过了很多年，70岁的潘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不住地发抖。潘多说她最怕鞭子。没有当过农奴的人，自然不会知道挨鞭子的滋味。

流浪生涯

潘多10岁那年，舅舅将她带到了西康外婆家。外婆家在德格的山区，那里有清澈的泉水，有大片的青稞田，潘多最喜欢跟着外婆到田地里干活，或者到泉水旁边的磨坊，看人家加工炒熟的青稞。外婆租种了十几亩地，秋后要交租子，但没有人拿鞭子来催债。

一年后，外婆的家乡就解放了。潘多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无忧无虑，还能吃上肉。”

但潘多想念妈妈，不久又回到了日喀则。这里的主人还是主人，朗生还是朗生。主人告诉自己的农奴，外面来的汉人是吃人的妖魔，要抽藏人的筋，挖藏人的眼。

潘多看到和气的汉人在给穷孩子发一种叫“钢洋”的硬币，她壮着胆子去领，拿了5枚钢洋便飞快地跑回家，告诉妈妈，汉人不吃人，也不抽她鞭子。渐渐地，周围的人们都改口了，称那些穿军装的汉人为“金珠米玛”。

为了生存，妈妈带着潘多找了一份新的差事——做背夫，即出卖苦力，跟着马帮长途运送货物。那时西藏还不通公路，目喀则经常有商队马帮经过，从日喀则往南穿过喜马拉雅山口，进入印度或尼泊尔，往返趟能挣到几十块钢洋。14岁的潘多已经能背起50斤重的一袋子罐头，跟随马帮爬过海拔6000多米的山路，晚上与马帮的成年人一起睡过冰冷的山洞。

终于有一次，妈妈走不动了。潘多将瘦弱的妈妈背回了家，几天后，妈妈就永远离开了她。潘多成了一名流浪女。

1955年，潘多跟着邻居来到修建中印公路的工地做小工。已经16岁的潘多什么活都能干，她和那些被称之为“金珠米玛”的汉族军人一起铲土、拉车、背石头。工地上管吃管住，也发钢洋，潘多后来回忆说，那时就跟给自家干活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非常开心，“钢洋拿了一丈多”。

公路修完后，工地上一位懂藏语的汉人“工头”介绍潘多进了拉萨七一农场。潘多从一位举目无亲的流浪女，变成了一名靠种地挣工资的农场工人。潘多曾回忆说，那时她很瘦，只有80多斤，但模样全变了，梳着齐耳短发，穿着漂亮的藏族服装，每隔一段时间还能洗上澡。

好运气不断降临。1958年，才当了一年农场工人的潘多又被国家登山队选中。登山队的教练来农场时，都穿着军大衣和军靴，样子很神气，潘多以为是来招女兵的。她好奇地凑上前去，接受了体检和各种测试。几天后，她被告知入选了，但不是当军人，而是当登山运动员。

收获幸福

将潘多选入登山队的教练叫许竞，当时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奉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此前，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在1953年5月29日首次登上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轰动了世界。

1959年，中央批准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将攀登帕米尔高原第一峰，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克山。那时世界女子登山纪录由法国人保持，如果成功登顶，中国将创造女子登山新纪录。

原定计划是由“老大哥”苏联方面提供装备，帮助中国登顶。苏联男子登山队已登过此山，对那里的气候很熟悉。可临近攀登时，苏联专家撤离了中国，中国登山队要单独完成登顶。

1959年7月7日，潘多在队长许竞率领下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慕土塔克山主峰。那支登山队有8名女队员，潘多是其中4名藏族姑娘之一。她因此荣获国家体委授予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童枚，获破世界纪录奖章一枚，并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

1961年6月17日，潘多又成功登上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再获破世界纪录奖章一枚、“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枚。

潘多一下子成了体育界的名人。她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工人体育场，受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贺龙副总理的接见，并跟他们握了手。

潘多从未想过爬山也能改变人生。她在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荣誉的同时，也收获到一份甜蜜的爱情。

登山队成立之初，国家体委从地质部及有关大专院校选拔了一批身体素质好、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参加登山训练。邓嘉善是刚刚从西安地质学校测绘专业毕业的无锡小伙子，本来分到了国家测绘总局，但被登山教练选中，于是他被送到苏联集训，并和苏联运动员一起爬上了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在西藏训练时，潘多与邓嘉善分在一个小组。邓嘉善为分队长，管理着几十号人。潘多负责后勤，每到一个营地，平地、搭帐篷、烧水、煮饭都归她管。登山时一条红色的结组绳又把他们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尽管语言不通，但时间久了，邓嘉善对潘多的手势和眼神也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渐渐地，邓嘉善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位热情大方又心地善良的藏族女子。他给远在无锡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想听听父母的意见。同时，他也不知道政策是否允许，组织是否会同意。

没想到，开明的父亲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这是你们今后生活的事，只要你认为好就行了。”组织上也鼓励他和潘多大胆地恋爱。1961年春节，登山队的领导还特意安排潘多从北京到无锡去“见公婆”。据说，害羞的潘多第一次到无锡时戴个大口罩，一直不敢摘。这成了后来邓家婆媳姑嫂经常开玩笑的话题。

1963年，邓嘉善和潘多在西藏登山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30多年后，有记者采访潘多时说：“你爱人长得很神气。”潘多得意地说：“是啊，许多人都称他是美男子。如果没有他，我也不可能登上世界最高点。”

难忘时刻

“文革”期间，中国的登山运动一度停滞不前，世界女子登山纪录被外国同行一再刷新。

1973年，周总理指示重新组织登山队，继1960年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之后再次攀登珠峰。1974年3月18日，首批运动员在北京集中。而潘多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自然不在集训名单之内。“这回登珠峰为什么没有女子？让我去做做后勤运输也可以。”潘多对即将参加集训的邓嘉善说，甚至求丈夫给她开开后门，让她也去登山队。

这年8月，潘多留在无锡休产假。当得知日本女子登山队准备从南坡攀登珠峰时，她再也按捺不住了。产假一结束，她就赶到了北京。此时，邓嘉善的双亲已过世，潘多将两个大孩子放在伯伯家里，将6个月的小女儿交给孩子的姑姑带。

集训队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了扩大这次攀登珠峰的意义，将组成男女混合登山队。邓嘉善在会上趁机替潘多请缨，终获组织批准。第二年春天，经过半年的恢复训练，潘多回到了西藏。这次她要攀登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之前还没有任何女性能够登上此峰。

这一年，潘多已经37岁了，而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据说这是登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龄”。在中国登山队，无论男女队员，基本上都是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登山运动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女性来说，绝对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何况潘多刚生完孩子才半年多。因此，按原计划潘多被安排在第二梯队，主要任务是为第一批冲顶的队员提供后勤保障。

1975年5月16日，日本登山队员田部井淳子从南侧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9天后，中国混合登山队从难度更大的北坡向珠峰发起冲击。

据潘多回忆说，当第一梯队上到8600米时，由于路线不清楚，被迫撤下来。潘多跟随第二梯队准备再次冲击。按潘多的说法，她只是充数而已，领导并没有指望她能登顶，因为队中还有年轻女队员。可是，后来年轻队员高原反应很严重，不得不下山。队内就剩下她一个女同志了，领导鼓励她说：“潘多，你是四亿妇女的代表，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

就这样，作为队中惟一的老队员和惟一的女队员，潘多在队友们饱含期望的目光注视下，艰难地朝着顶峰前进。

5月27日14时30分，潘多与其他8名男队员终于到达了最高峰。登山队员侯生福代表大家用无线电发报器向大本营报告了这一消息。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面向北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哭了，那是激动的泪水。所以问我最难忘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刻！”这一幕，永远印在了潘多的脑海里。无论什么时候问起当时的情景，潘多都会这么说。

在珠峰顶上，潘多和队友们先把一面五星红旗举起来，然后，把一个3米高的金属架立起来。这是国家测绘总局给他们的一个任务，要准确测量珠穆朗玛的高度。他们和测绘工作者一起测出珠峰的高度是8848.13米。这一数据得到世界承认和采用。

潘多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在珠峰顶上完成一次心电图的测试，这要求她平躺在山顶，电线一端接着身体的不同部位，另一端插在报话机上。据潘多回忆说，作心电图测试要求身体放松，但是处于寒冷和缺氧状态下，她身子抖个不停，只坚持放松了四五秒钟，等大本营一说数据采集完成，她的身体又忍不住发抖了。

潘多和队友们在珠峰最高处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各项任务后安全返回。她因此成为第二位攻克珠峰的女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她在珠峰之巅留下的女性心电图遥测记录，为目前全人类仅有的一份。她的多项纪录至今仍无人能打破。

奥运荣光

从珠峰下来之后，潘多的体重掉了15公斤，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从事登山事业。1980年，潘多与邓嘉善双双退役。

为了照顾三个孩子，潘多随丈夫把家安在了无锡。孩子们一齐欢呼，他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而邓嘉善深知，为了他们的爱情和家庭，潘多离开了生她养她的高原，那是多大的牺牲。因此，老邓常说：“从决定一起回来那刻起，我就发誓：绝不能欺负她。”

转业到无锡后，夫妻俩不能在同一部门工作。潘多担任无锡市体委副主任，邓嘉善则转行担任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在登山队里，邓嘉善是领导；在家里，老邓仍旧是“领导”，而且是掌勺的。潘多曾骄傲地说：“我把钱交，大权他掌握，一日三餐都是他做，做什么吃什么，生活上早融入了当地风俗。”邓嘉善烧得一手好菜，潘多因此常常推掉饭局，回家来吃饭。

潘多在无锡市当了18年体委副主任后，于1998年退休。体委的同事说起她，没有不佩服的。在人们的印象中，她总是很随和，总是面带微笑。有记者回忆，曾有年轻运动员取得成绩后向组织提出种种要求，潘多不客气地说：“这像什么样子！”这成为人们记忆里潘多惟一一次高声说话。

退休后，潘多的心态很平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坚持锻炼。当有全国各地的攀岩等户外竞技活动邀请她指导时，她都会欣然接受。60多岁时，她爬泰山仍能一口气直上直下。登华山，她连夜攀遍5个峰，精神劲头不逊于年轻人。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当潘多等8位奥林匹克会旗执旗手步入鸟巢跑道上时，全场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与潘多

起手持奥林匹克会旗的其他7名执旗手分别是郑凤荣、穆祥雄、张燮林、李玲蔚、杨凌、熊倪、杨扬，他们都是我国不同时期优秀运动员的代表。

登上珠峰后，潘多第三次荣获国家体委授予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被评为建国35周年、40周年、45周年“杰出运动员”，被全国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1985年被国家体委授予“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并连续当选为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担任奥运执旗手，对一名运动员来说，本身就是种很高的荣誉。

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潘多还参加了“和谐无锡迎奥运，公益体彩健康行一跟潘多重走天路”活动，于2008年7月重返珠峰大本营。她说：“我离开西藏登山队已经25年了，但我始终是西藏的女儿，一直关心登山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登山活动我都得看，都得听。”潘多晚年非常思念故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数次回到西藏探亲访友，参加纪念活动。

长年的登山，给潘多留下了一身的伤病。脚趾冻伤，属三等甲级残废；高血压，心脏很不好；膝盖也落下了毛病。去年11月，潘多再次回到德格老家，不料在途经成都时，突然出现身体严重不适的情况，随即被紧急送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救治。经过华西医院医生的全力救治，潘多病情得到控制，不久即出院回到了无锡。

谁知几个月之后，无情的病魔还是击倒了这位坚毅的女英雄。

攀登精神

潘多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婚，而且有了第三代。儿子在当地法院工作，大女儿和小女儿均在无锡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工作。据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一位姓吴的负责人介绍，潘多的小女儿邓卓君为单位的中层干部，无锡市的体育运动中心为该市标志性建筑，也是该市群众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邓卓君平常在体育场工作。

潘多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出生不到3个月就断了奶，一直跟着叔叔和姑姑生活在无锡。在他们的童年，父母大半时间是缺席的。邓卓君说，和哥哥姐姐相比，她是幸运的，小时候住在北京，时不时能看见从训练营地返京的父母。大女儿邓西君接受采访时说：“知道妈妈成功登上珠峰的喜讯时，我上小学，当时非常非常自豪。但是这其中的危险和艰辛，是长大后才慢慢听说的。”

据潘多的子女回忆，潘多从不在家里提起她登山的事情，很多经历儿女们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只有从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中，从媒体的报道中，从亲戚朋友们的言谈中，我们才渐渐了解，妈妈原来是这么伟大！”

潘多的一位女儿说，“我们从不主动告诉人家我们是潘多的孩子，但是，我们绝对为母亲自豪！”

邓嘉善记得妻子当年登山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险情。“潘多每一次登山，都会写下遗嘱。”邓嘉善告诉记者，“她登顶珠峰那回，先后遇险3次。”在潘多攀登珠峰的两个月内，他们夫妇只见过短暂的一面。

2014年4月4日，即清明节的前一天，潘多追悼会在无锡市殡仪馆举行。没有条幅、鞭炮和奢华摆设，告别厅内安静，朴素，庄重。潘多的亲友、西藏登山队和无锡市探险家协会代表、登山爱好者一早赶来，为这位巾帼英雄送最后一程。

无锡市探险家协会会长余雷说：“潘多老师为攀登高峰愿牺牲一切的精神永远照耀、鼓舞我们，她开朗性格、宽厚为人、平和心态感染着我们，愿潘多老师在天堂永远保持笑脸。”

记者了解到，同一天，上海市宝山区同洲模范学校的师生以自己的方式悼念登山英雄潘多。潘多生前受聘担任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塑造学生的攀登精神”。为此，他们专门编写了《攀登精神——潘多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潘多传》等辅导教材。并且一直将听潘多的报告，列为新生入学的第一课。这所学校的体育馆是以潘多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里有一尊雕塑：一只手握着冰镐高高举起。据说这只手的原型，就是潘多的手。

潘多生前将自己珍藏的三件宝贝——一块珠峰的岩石、一张在珠峰拍摄的照片、一把伴随她登上珠峰的冰镐，捐给了这所学校，也把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留给了这所学校和更多学校的学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