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峪

在几名游客的围观中，他低头在一本《秦始皇兵马俑》的旅游画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杨志发。

在书上盖章时，他屏着呼吸，气氛一下子庄严起来；与游客合影时，他又露出微笑，并熟练地揭开封面，将自己的签名露在镜头前。

这套签名程序，杨志发重复了十几年，十分熟稔。

这是今天第一拨游客。送走游客，他往旱烟锅里装上自制的卷烟，吸了一会儿，屋里袅袅的烟雾，让他放松下来。

2006年，秦俑馆扩建，杨志发所在的西杨村被拆迁，他和村民们一起，搬到了现在的秦俑新村。当周围的村民纷纷办起农家乐时，他却把自己的照片高高挂起，打出“秦俑发现人之家”的招牌，做起了“杨志发先生签名留念”的生意。

“一镢头”挖出“世界第八大奇迹”

记者面前的杨志发是一副典型的关中农民形象：手拿旱烟袋，身穿中山装。只有烟袋上绣着的卡通图案，透出一点儿现代的味道。

40年前，西安临潼晏寨公衬下和大队西杨生产队农民打井时挖出兵马俑的消息曾震惊世界。一同打井的几个农民中，杨志发是最早出名的一个，央视曾以《农民杨志发，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者》为题对他做过报道，他还上过知名杂志的封面，到日本巡回讲述过“秦俑发现”的故事。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及女儿在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陪同下参观秦俑馆时，杨志发以“发现人”的身份被馆里安排向克林顿签名赠书……不少媒体称他“一镢头”挖出个“世界第八大奇迹”，他因此曾被誉为“杨一镢”。

西杨村所在的地方过去是一片砂石滩地，这里的百姓祖祖辈辈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1974年春天，雨水特别少，临潼县委和县政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大力兴修水利”的号召，全县掀起一个找水、抗旱、改土的新热潮。

1974年3月24日，西杨村成立了由9位村民组成的打井队，杨志发是其中的一员。在一块地里选定井位后，打井队开始动工。工程起初还挺顺利，两天之后却遇到了坚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层。挖到约3米深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层厚厚的红土。有人猜测：“这莫不是先辈手里的一个砖瓦窑吧？”

3月29日，打井的第五天，杨志发在井底用镢头挖向西边的井壁，土块落地，井壁露出一个黑黑的瓦器。杨志发以为是个瓦罐，就继续挖，但最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真人大小的陶制人头，灰蒙蒙的，形象有些恐怖。一起打井的农民发出惊呼：“瓦神爷！”

随后，打井队又不断挖出身子、胳膊、腿、铜箭头……就这样，第一个兵马俑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之后，被西杨村的农民一镢头一镢头挖了出来。

当年年轻力壮的打井队队员，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76岁的杨志发在家里的墙壁四周挂满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秦俑发现后他所经历的辉煌瞬间。当年挖出来的第一个兵马俑静静地立在墙角，紧闭双唇，翘着八字胡。这是杨志发买来的复制品，那把老镢头靠在兵马俑身上，供游人拍照留念。

但是，记者发现，如果没有导游的“引导”，“秦俑发现人之家”似乎很难招揽来“生意”。大多数时候，杨志发都是和老伴儿韩秀梅坐在屋里，相对无言。

秦俑“发现人”与政府打官司

杨志发当然不是秦俑的惟一发现者，但却是秦俑博物馆第一位职业签名人。

秦俑大发现，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起初，经常有游客托导游帮他们寻找“发现人”，想与“发现人”合影，请“发现人”签名，最早发现秦俑的打井队队员就经常受邀接待游客。可是，这些“发现人”都忙着种地，对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并没有多少兴趣。

1995年，57岁的杨志发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第一位职业签名人，他被友谊商店总经理张建军聘进店内，“坐堂”签名售书，从此像城里人一样按月领工资。工作期间，他每天接待数百位客人，其中包括著名演员，知名学者，更有海内外的政要人士。刚开始时，他签名写的是“挖井人”，后来改为“发现人”。

此后，在博物馆内承包商店的老板们受到启发，纷纷邀请当年打井的农民作为“特邀嘉宾”为游客签名售书。于是，在杨志发之后，杨新满、杨培彦、杨全义等也先后放下锄头，当上了职业签名人。

今年78岁的杨新满也是1995年开始为游客签名的。据他回忆，那年，一个外宾团的游客要见“发现人”，导游到村里四处找“打井人”，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田里锄地，满身泥土，就被人急急火火地叫到秦俑馆，给外宾签了名，从此，他就成了在秦俑馆旅游商品部坐堂签名的“发现人”。

杨新满住在老村，与秦俑馆一墙之隔。19年来，他每天早出晚归到秦俑馆上班。“早上8点上班，一开门，导游就带着游客在那儿候着呢。今天签了200多本，光签名合影，没盖章，人太多，盖不过来。”

一本成本几十元钱的书，经“发现人”一签名，就能卖200元。外界盛传，秦俑“发现人”都挣了大钱。杨新满却向记者澄清，“我们一个都没发财。你给人家签字，人家给你工资，发啥财？”

杨新满告诉记者，他的工资，1995年是300元，如今，涨到了4000元。“老板搞商业挣钱呢。没有签名，这个书卖不动。我们反正也没有其他事情做，不干这干啥？”

2003年10月，杨新满挑头发起了9位农民讨要“发现权”的维权行动，希望9位农民的名字写进博物馆的简介里，希望政府部门给他们颁发“发现人”证书。

提起打官司的缘由，杨新满说，当时秦俑馆周围不断出现假冒“发现人”签名售书，而真正参与挖井的农民却时常被误认为是假的，这让他们愤愤不平。

杨新满对秦俑馆的介绍中“几个农民打井时发现”的模糊说法一直表示不解。“为什么不提我们9个人的名字，这不公平，如果没有我们，能有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吗？”当时，同在一个省的几位发现青铜器的宝鸡农民进京受奖的消息传来，更激发了他们为自己讨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分”的热情。

西杨村农民讨要“发现权”的事情很快就引起全国关注，杨新满成了“新闻人物”。有村民回忆，“那阵子，记者停在新满门前的汽车都排满了。”

杨新满告诉记者，打井那年，他担任下和大队指导员。当时西杨生产队有三个组，每组派两三人，一组是他和杨全义，二组是杨彦信、杨文海，三组是杨志发、杨宜洲、王普志，他们7个人组成了打井队，加上队长杨文学和副队长杨培彦，一共9个人。“当时杨全义、杨志发、杨彦信在井底下，杨宜洲和杨文海在第二台上，我和王普志在上头开卷扬机，也管安全，防止上头的土和架子车跌下去把人砸了。”

杨新满至今记得，当时他们打的是一个方坑井，直径4米。那年3月，天气很冷，大家干累了，就在井下“歇暖暖”。

秦俑“发现人”维权行动后来被选为2004年“陕西省十大法治新闻事件”之一。法律专家称，他们的行动，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抢救行动

“农民打官司那年，县里闹得凶的很，好多人都争，凡是参与的都说他是发现人，弄得乌烟瘴气。”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

，临潼区文化馆退休老馆长王进成心里很不是滋味。

临潼县博物馆位于临潼县城东侧，紧靠华清池。1974年，临潼县博物馆和文化馆还是一家，尚未独立。当时馆长因病休假，副馆长王进成主持工作。

“三四月份，西杨村群众打井，打到一丈二、大概4米左右的时候，那个俑就出来了。”王进成回忆道。

据杨新满回忆，当他们把挖到的陶制俑头、残腿断臂带回村子，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瓦神爷”（当地农民对陶制神像的俗称），烧香磕头，祈求“瓦神爷”不要降罪于村民。

正当西杨村村民面对陶俑残片一筹莫展时，当时的晏寨公社水保员房树民前来检查打井工作，他听说挖到“瓦神爷”，感到非常奇怪，就随着村民来到井边察看，接着又下到了井底，看到光滑的井壁之上，仍然夹杂着许多破碎的陶片，井底有不少质地细密的青砖。经过一番端详和敲打，这位略具文物知识的水保员当即让村民停止打井，并向公社领导报告了此事。

“房树民吃过这方面的亏。”据王进成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修水利，平整土地，发现砖瓦残片，把秦陵遗址都破坏了，上级为此批评过房树民。

时任公社书记付永仁听了房树民的汇报，非常重视，让文书赶紧向文化馆报告。王进成接到报告后，立即带领文物专干赵康民和丁耀祖骑自行车赶到现场。

“当时公社书记、房树民、西杨生产队队长，还有打井的村民都在等我们，把我们领到现场，我们三个下到井下，在西南角看到挖出的陶俑的头。赵康民一看，说，这是俑！这里离秦陵不远，他就分析可能与秦陵有关系。”王进成回忆道。

他们在村里走访后发现，很多村民已将井底下的秦砖拿回家里，有人把铜箭头、铜弩机当作废铜卖掉，有的甚至还把比较完好的陶俑头支起来，戴上个破草帽，放在庄稼地里吓唬麻雀。针对这种情况，他们立即组织村民召开座谈会，宣传国家文物政策，动员他们把井下出土的文物都拿出来。

赵康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考古专家。他取出自己随身带来的一叠麻纸，将井下出土的比较完好的俑头、俑身和俑腿全部包扎起来，放在自行车上。接着，他们又到当地供销社，将村民已经卖掉的铜箭头等文物收缴回来。然后，他又嘱咐西杨村的干部和村民，用萝筛将井口的那堆混有陶俑碎片的红土，全部筛过遍，以便将每一块碎片都收集起来，连同弩机箭镞一并送交县文化馆。临走时，赵康民兴奋地说：“很可能是国宝！如果是秦代的东西，那就是千金难买！”

第二天，村民把收集到的装满3个架子车的陶俑碎片，送到了临潼县文化馆。第一批兵马俑的修复工作，就是在华清池脚下临潼县博物馆一个小小的陈列室里开始的。

秦俑发现第一人之争掀起波澜

可以说，第一个兵马俑是在赵康民手中复原而成、重现于世的。他仔细清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像绣花似的进行拼对、粘接，先后修复出两件完好的武士陶俑。

赵康民将这里出土的“铅砖”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铅砖”进行比对，又对陶俑服饰及“铜箭头”进行了分析，推断陶俑为“秦武士陶俑”。正因如此，赵康民后来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被评为全国文博战线先进工作者。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考察时看到修复的秦俑，曾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了大功。”当时赵康民十分谦虚地回答：“那是农民打井时发现的，让我碰上了。”谷牧副总理说：“不对，农民打井打出来了，他们不认识。你碰上了，认识了，你有功嘛。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认识，我也就无功嘛。”

2003年12月，农民讨要秦兵马俑“发现权”的行动闹得沸沸扬扬，陕西文物部门始终保持沉默。西杨村的农民发现，赵康民也到秦俑博物馆商店签名售书了，所签内容是“秦俑发现、修复、鉴定、命名、发掘第一人。”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秦俑发现第一人”，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秦俑发现人”。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

杨新满还发现，赵康民有一个国务院颁发的荣誉证，上面印着国徽。“我当时问他，我们打井人咋没给个证呢？他说，你们认不得，你们把那乱撂呢，他把那拾回去。我说，是我们给你送去的，不是你拾下的，是公社把你叫来的。”杨新满说，“我看到他那个证，觉得不合理，我们发现的，你拿回去复修的，你成发现人了，啥叫个发现？”

赵康民则认为，自己花费许多功夫，把散落的瓦片拼凑出一尊完整的兵马俑。他甚至拿《辞海》对“发现”的定义“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质疑说，“那些农民研究、探索了什么？”

1995年，赵康民担任临潼县博物馆副馆长期间，曾为杨新满、杨志发、杨全义等农民颁发过“秦俑发现人”证书。几年后，他这样解释，“当时是为了鼓励农民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并不具有行政效力。”

其实，除了赵康民，也有人争当“兵马俑发现第一人”。当时分管全县打井工作的水利专家房树民、赵有科等，既是西杨村打井的组织者，又是打井的实施者，更是第一批直接触及到文物的人，是他们及时向县文化局正式进行了报告，并通知西杨村生产队，停止打井作业，使兵马俑免于遭受更大的破坏。

就在临潼县为兵马俑的“发现权”而争论不休时，又有人提出，新华社记者蔺安稳才是“第一发现人”。

一篇内参把消息捅到中央

1974年6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从北京返回临潼探亲，从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那里听说发现秦俑的事儿，就来到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见到了赵康民修复好的陶俑。

听了赵康民的叙述，蔺安稳禁不住为之一震。于是，他到西杨村进行了全面采访。6月24日，蔺安稳回到北京，写了一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内参，引起中央重视。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工作。如今，西北政法大学介绍知名校友时，这样介绍蔺安稳：“他是第一个向国内外真实报道秦始皇兵马俑出土消息的新闻工作者……”

“显然，秦俑的价值，是赵康民最早认识到的。在经过一番探索研究之后，给陶俑起了个‘秦代武士俑的名字。我们现在所说的‘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蔺安稳曾这样表态。

几年前，一位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校友采访蔺安稳时，刚提到“第一”、“发现”几个字眼时，蔺安稳急忙摇手，他用浓重的陕西口音说：“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事实是，因为蔺安稳的内参，发现秦俑的消息由中央到国家文物局，再到陕西省，层层追究下来。

“按道理，咱当时发现以后，要给省上汇报呢。当时出于本位主义思想，想给馆里弄些文物，就没有及时汇报。”王进成笑着说。

1974年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志德，带着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飞抵西安时，省文化厅竟然对此毫不知情。当时还不敢说不知道，赶紧先把中央来的同志安顿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王进成记得还没上班，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主任延文舟和省文化厅文管部的杭德洲就赶到临潼来了解情况。听完汇报，延文舟把王进成狠狠训了一顿。

王进成当时年轻气盛，当场还顶了几句：“文物是群众打井发现的，文化馆进行随工清理，拉回在馆里复原，进行保护。我又没有拿回我屋，犯啥法了？”当时，杭德州在一旁打圆场：“老王，倒不犯啥法，主要咱现在把省上弄得被动的很。中央知道了，咱不知道这事情，不好给人家说。”

这次调研后，省文管会主任正式对王进成说：“目前这个摊场，你们没力量弄了，省上也没有力量。国家掏钱，省上牵头，你们文化馆协助，三家成立一个挖掘小组进行挖掘。你们文化馆把发现经过，如何清理的，目前啥程度，写个报告，报中央文化部。”

1974年7月15日，由陕西省文管会、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秦俑考古队进驻西杨村。从这一天起，世界考古史揭开壮丽的一页。

1975年，考古队对俑坑进行初步发掘后，在《秦始皇陵东侧一号兵马俑坑发掘简报》中，正式将这些陶俑定名为“兵马俑”。

喧嚣归于沉寂

“要说秦俑发现人，我觉得还是打井的农民。”王进成如是说。

但西杨村农民讨要“发现权”的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当时我跟杨培彦找到省上，省上没法鉴定。找到县上，县文化局也弄不下去，一看村里矛盾大，也不愿意解决。”杨新满说。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关于秦俑发现的经过，即使在当年打井的农民中间，也存在多种说法，各种细节充满矛盾。

杨志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秦俑是他和王普志、杨彦信三人打井时发现的，他们将兵马俑搬运到井上，用架子车拉到了文化馆。

这一说法引起其他打井人的不满。

后来，秦俑馆把杨志发、杨新满、杨全义、杨培彦4位发现人的相片在环幕影院挂了一段时间。这让挖井的农民多少获得了一点“被官方认可”的安慰。但是，杨全义去世后，在秦俑馆签字的只剩杨新满一个老挖井人了，馆里又把4个人的相片取了下来。

40年过去了，当年参加集体打井的9个农民，有6人已去世，剩下杨培彦、杨志发和杨新满。

作为秦俑馆第一位职业签名人，杨志发是赌气回家的。一位村民对记者说：“杨志发向老板提出中午休息一个小时，老板不准。老板说，你干不成算了，我另叫人，杨志发就回家了。”

“杨志发回家后，老板就开始乱叫人，就不按历史来了。”杨新满告诉记者，现在还有4个“发现人”在秦俑馆签名售书，除了他自己，其他三人都是老板找来的“赝品”，“都是假的，都没有打井”。

为了保住饭碗，杨新满说他不得不忍气吞声。“老板成天问我：你年龄大了，你看你还想干不想干？我就不能吭气儿了。我一回去，年轻的就来了，我还想混几天。”

杨新满至今难忘发现秦俑的那个春天，“哎，我们白白打个井也不吃亏，这些年见了全世界的人民，我也高兴，心宽就对了。”

与当年曾经经历的签名售书的火热场面相比，杨志发现在的日子冷清而寡淡。家里的签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关于秦始皇兵马俑的旅游书籍。“我这个地方就没人，游客都在西边，我们也不会做生意，一个月卖个七八本书，维持个生活。”杨志发一声叹息。

几十年纷纷扰扰，坊间对杨志发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杨志发当上了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有人说他月薪8000元人民币，还有5000元津贴……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一家媒体把他说成了“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把我胡糟蹋，说我不会写字，画圈圈。”那篇文章中写道，“克林顿到西安参观兵马俑时，求见兵马俑发现者，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杨志发哆哆嗦嗦在本子上画了三个小圆圈。”“上头指示安排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练了几个月书法——专练签名。”为此，杨志发还打过场名誉官司。后来他把报纸上为他恢复名誉的文章也镶进了墙上的相框里。

曾经的辉煌没有让杨志发获得心安理得的快乐。“美国总统来见我一个普通农民，我就觉得他们对我非常尊重。可我们不认可这个历史，你把县志看一下，都是各人写各人。我一个农民算啥？谁管你事实不事实？”杨志发说。

有时候，杨志发也为自己宽心。“有名无实，要那名干啥嘞，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兵马俑发现了，大家富了，我高兴就对了。”

上世纪80年代，陕西作家毛錡——采访过当年挖井的农民，并写下了报告文学《世界第八大奇迹发现记》。他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最后还是叫劳动人民给发现了。历史是会解开一切疑难问题的疙瘩的。”

在后来对俑坑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先后清理出几十座墓葬，其中或多或少地发现有兵马俑碎片。有考古队员感叹万千：两千年来，有多少人与秦俑擦肩而过！1974年的发现，注定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偶然。

“那年3月很冷，还穿的棉褂褂……”杨志发又陷入沉默。对于40年前的往事，他现在已经不大愿意提起了。

他半眯着眼，幽幽地抽起烟，房间里只有“巴哒巴哒”的声音。不一会儿，浓重的旱烟味，弥漫了整间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