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勇明++沈陈

【摘要】“金砖国家”概念自2001年问世至今，历经了投资热门话题、政治合作象征和新生战略力量三个发展阶段。金砖合作为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代表，无疑是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最有生机的战略力量。金砖合作机制建立6年以来，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一直寻求对国际体系的改革与重构两者之间的平衡。尽管金砖国家内部存在一些差异和矛盾，但是不会影响金砖国家合作走向深入发展。金砖合作已经从概念走向行动，拥有共同理念、存在共同利益、发出共同声音、采取共同行动是金砖合作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 战略力量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F114.3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7月，金砖国家第六次领导人峰会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会后宣布建立的“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被认为是金砖合作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习近平主席在福塔莱萨峰会上指出，金砖合作已由概念成为行动，金砖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优先领域。①本文在回顾金砖合作历程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来探讨金砖合作的动力、金砖合作的定位和金砖合作的未来走向。

金砖合作的三个发展阶段

经过多年的努力，除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一年一度的峰会，金砖国家之间合作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领域，先后建立外交、经贸、财政、农业、卫生、科技、教育等28个部门的多层会商机制，金砖合作已经呈现出官民并举、相互促进的局面。②

在概念提出之初，“金砖国家”仅仅是一个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2003年，高盛公司发布一份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金砖国家占据世界26%的面积，拥有40%的人口，经济规模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20%。照此发展势头，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与美国、日本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前六位。③

从2009年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峰会到刚刚结束的巴西福塔莱萨峰会，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但是金砖合作很快走完了从政治合作的象征到影响全球格局的战略力量的历程。对6次峰会的主题和内容略加分析，就可看到金砖合作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即从原则声明表态到采取实际行动；从国际经济事务到国际政治热点；从相互间务实合作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从原则声明表态到采取实际行动集中体现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上。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国内金融监管过度放松，危机发生后美国极不负责任地采取量化宽松办法向盟友和世界各国转嫁危机，以美国为主导的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又束手无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理所当然地成为金砖国家的首要关心，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使用词语一次比一次严厉。例如第一次峰会声明只是一种呼吁，表示金砖国家要“致力于推动制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客观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从第二次峰会声明起，金砖国家领导人对IMF等改革的态度由“关切”逐渐转为“失望”，在一再“要求尽快落实2010年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未果之后，金砖国家领导人便加快了采取实际行动的步伐。第四次峰会声明便宣布要研究成立金砖银行的可能性，第五次峰会就成立金砖银行和外汇经济储备安排达成初步共识，第六次峰会就宣布金砖银行进入实际筹备阶段，定于2016年在中国上海开业。国际媒体普遍认为，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外汇储备的成立既是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有力补充，同时也是对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出，金砖银行从提议到落实十分迅速，一方面是因为金砖国家要向外界展示“我们是认真的”，同时也是出于对美国迟迟不履行诺言的失望。金砖国家另起炉灶应该让IMF和世界银行感到竞争的压力了。④可以预料，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从语言到行动的魄力将在其他领域中得到延续。

从国际经济事务到国际政治热点。如果通读历次峰会的声明，就会有这种强烈的印象。在起初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声明中，关注点集中在与其有切身利益的国际经济领域，其中不乏“国际金融危机”、“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衰退和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等字眼，此外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对于国际政治问题，则只是在反恐领域有所提及。从第五次峰会开始，峰会声明涉及的国际问题明显增多，所占篇幅也越来越大。金砖国家领导人开始逐一对中东的阿以冲突、叙利亚局势、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局势等重大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表明金砖国家的共同立场，并付诸于行动。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金砖国家外交合作。2014年3月24日，美欧主要国家旋即举行G7会议，宣布暂停俄罗斯的G8资格，并声称此举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个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和“共同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ies）的价值观基础上作出的。金砖国家在同一天举行了外长会议，发表声明反对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强调金砖国家的信仰和价值观是“和平、安全、发展、合作”，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问题投票时，金砖国家联合58个国家对西方大国的议案都投了弃权票，初步显示了金砖合作的政治能量。⑤乌克兰事件是对金砖国家合作意愿和协调能力的重要检验，表明金砖国家正在演变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俱乐部”。

从相互间务实合作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根据笔者对2009年以来历次金砖峰会议题做的分类统计，金砖领导人峰会一开始主要是原则性地表明对国际政治的基本立场，此后随着合作不断深入，具体的热点问题逐渐出现在领导人议程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2013年德班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对金砖合作机制进行了重新定位，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我们致力于逐步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⑥2014年的福塔莱萨峰会声明继续了这一转变，明确提出“基于以往国际力量格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有效性”，金砖国家领导人相信“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有助于实现更具代表性和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⑦金砖合作合作机制定位的转变没有停留在语言上，而是迅速化为具体的行动。

金砖国家的崛起和世界经济失衡

从本质上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反映。不过，对于世界经济不平衡及其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反映的机理有着不同的解读。

这里就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如何解读世界经济失衡；第二，如何化解失衡。本节先来谈一下如何解读世界经济失衡。

如果对西方部分学者的“全球国际收支梗阻”论作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到“梗阻”只是现象，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新兴经济体在实体经济上的优势和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扩张上的失衡。

由于过去30多年来以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里获得相当的优势。

从国际贸易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快速上升。货物出口份额从2002年的32%提高到2012年的44%，进口份额从29%提高到41%。贸易格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间的重新配置，其中又以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最为典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2008年，发达国家贸易流量的24%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8%。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保持强劲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比重也超过一半，从51%上升到55%。其中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最，其贸易流量的近6成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一组数据充分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品供应上的重要地位。

国际投资格局也出现同样的趋势。2010年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吸收的外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12年，仅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外资就超过发达国家，由此改变了国际投资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为主的格局。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吸收的直接投资（FDI）占到了全球投资总额的28%。从直接投资的流出来看，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了直接投资流出的70%，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迅猛上升。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初级部门投资和对制造业部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分别为8%和41%，到了2011年分别上升为14%和46%。⑧以上述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变化为背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份额从39%上升到45%。201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欧盟19.4%、美国18.9%、中国15%、印度5.7%、日本5.6%、俄罗斯3%、巴西2.9%。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一目了然。

新兴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中逐渐取得优势的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的扩张上越走越远。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决策的主流理念，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金融监管的监控效应过度放大和对监管手段和监管对象的过度放松。美联储一再宣扬“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在鼓励金融创新的旗号下美国会连续废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解除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和控制。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使得全球资金流动量大大增加，同时也使得资金流动的风险大大增加。跨国资金流动使得新型金融商品层出不穷；资产证券化既引发了高风险的高杠杆金融操作成为常态化，还使得金融交易链条进一步加长，不仅交易本身的风险加大，而且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不断积累。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两者的经济结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演进，但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减少十分惊人。除了德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保持着近1/3以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均已经减少到经济总量的1/5左右。美国在1990年制造业增加值还占到经济总量的28%，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20%，法国从27%减少到19%，英国从32%减少到20%，日本从1995年的30%减少到21%。相比之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基本上稳定在40%上下，巴西、印度和南非的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也大体保持在1/4到1/3的水平。

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扩张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发生的变化。众所周知，从二战结束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初，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优势都在发达国家这一边。因此，发达国家主要靠贸易和投资从发展中国家获得本国发展所需的资金、市场和资源。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物质生产的大部分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产业优势转移的新格局。

以此为背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上贸易和投资的作用相对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金融。金融成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具体有以下两条通道。一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与美元国债之间的“恐怖对冲”。发展中国家在强大制造业支撑下，通过商品出口获得大量的美元，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而回流美国，形成美国以贸易逆差形式大量输出美元，然后又以发行国债形式回购美元。这就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谓的“全球恐怖金融平衡”（Balance of Financial Terror）。⑨二是美国金融机构高杠杆的国际交易。最典型的就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集团（AIG）等美国金融机构对“房地美”和“房利美”坏账的精心包装和对国际市场的欺骗性销售。简而言之，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掌握的虚拟经济优势剥夺和压制新兴经济体好不容易在实体经济领域里取得部分优势和主导权。

综上所述，国际收支失衡只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才是实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必然引发相应的政治后果。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性机遇

厘清世界经济失衡的本质之后，就需要来讨论世界经济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所造成的国际政治后果。

首先，来看一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等活动，主要是指制造业、农业、交通与通讯、商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虚拟经济是指资本以金融系统（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主要依托而开展的循环运动所形成的交易活动，其本质上是基于以信用制度的价值转移的工具。虚拟经济利用人们心理预期所造成的价格波动来赚取价差。在虚拟经济交易过程中，价值符号所代表的实物资本的数量和用途并未发生变化，也没有创造出新增价值，而只是实现了交易各方货币收入再分配。简而言之，金融是利益再分配工具。

虚拟经济的产生不但大大丰富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内容，对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益等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虚拟经济毕竟只是一种服务，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才能展开，如果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变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交易，就会形成狂热的泡沫经济或虚假经济。这已经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得到反复的证明。

其次，来看一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造成的政治后果。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领域取得的相对优势，是以大量的资源投入、劳动力、自然资源、环境等投入和消耗为代价的。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以实体经济的优势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因发展程度的差异，受到发达国家的两层剥夺。一是实体经济的成果被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工具所掠夺；二是当危机来临时，又要被迫为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失误买单。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剥夺和压制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新兴经济体不得不从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中找出问题的结症：即新兴经济体虽然在实体经济上开始占优势，但是受制于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现有国际体系的代表性、有效性受到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严重质疑。要求国际体系的改革成了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必然的政治诉求。

上述世界经济的失衡，决定了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以下的各种政治诉求。第一个选择是寻求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改革，在现有的框架中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代表性，以便有效维护自身正当合法的权益，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第二个选择是寻求国际体系的重构，使得现有国际力量多极化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得到完全的反映。现有的国际体系是基于二战后的国际力量格局而形成的，冷战结束后又由美苏两极演变为美国单极，完全脱离了现有的国际力量分布多极化的现状。第三个选择是寻求在改革与重构两者之间的平衡。

很明显，第一个选择是个渐进的过程，会有进展，但也有反复，甚至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IMF份额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在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的2009年和2010年，发达国家为了借助新兴经济体力量来稳住大局，两度做出了承诺和让步，答应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出让一部分参与IMF决策和管理的职位。但是，一旦日子有所好转，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事务的态度就由容忍和欢迎转为排斥和反对，以前做出的种种承诺和让步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落实和完全的兑现。第二个选择无疑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符合新兴经济体的根本利益，但是在短时期内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并不高，所花代价之高，可能是新兴经济体无法承受的。从根本上来说，新兴经济体也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正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引领的全球性产业梯度转移，才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物质性生产制造能力和水平才能大大提高，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力量。因此，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寻求在改革与重构两者之间的平衡，理所当然地是新兴经济体的最佳选择，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能否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考验着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领导人的毅力和智慧。一方面，需要金砖国家的毅力和耐心，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坚持自己的诉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改革顺畅的时候，不盲目乐观；在改革后退时不泄气，以韧劲来对付一些发达国家的霸权。另一方面，需要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领导人的智慧和策略，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局部的重构来促进全局的改革。

纵观金砖合作机制建立6年以来的实践，可以认为，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采取的基本上是第三种选择，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求对国际体系的改革与重构两者之间的平衡。最典型的是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表现。金砖国家先是要求增加在IMF的份额，增加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代表性，逐步参加到IMF的决策者中去。但是，但这种努力一再被发达国家所漠视，金砖国家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出手了，大刀阔斧地建立了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外汇储备。这两个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金砖版”的IMF和世界银行。局部性另起炉灶的效应是巨大的，无论IMF，还是世界银行，金砖银行一问世他们马上深感压力，不得不表示要合作。

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并为其参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空前未有的机遇；反过来，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的参与，又将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加民主开放，更加多元和谐的国际社会。

金砖国家合作的前景展望

众多事实一再表明，金砖合作正在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改变着全球战略格局。但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些人对此并不认同。“唱衰”金砖合作的观点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金砖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大于合作协调；其二是认为金砖国家深陷经济困难的泥沼，国内改革尚且自顾不暇，何来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之说。

首先，来看一下金砖合作的内部稳定性。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2013年4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没有粘结在一起的金砖”一文，率先质疑金砖国家概念的政治内涵。他写道，“尽管金砖国家这个组织或许有助于协调某些外交策略”，但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相互政治战略上都“没有办法团结起来”。他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把金砖国家当作“必须认真看待的政治组织”。⑩简言之，约瑟夫·奈认为金砖国家的内部矛盾决定了相互之间合作的不可能。他的评论代表了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对金砖合作的态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即金砖国家这面“红旗能打多久”？

毋庸讳言，金砖国家在社会形态、经济发展乃至于战略考虑等方面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金砖国家有的是过去的超级大国之一，有的是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是虽然实现了民族和解但经济上百废待兴的国家，有的则是刚刚告别军人政权正在向民主政权过渡的国家。在相互间经济贸易关系上，虽然近10年来，金砖五国间贸易迅速增加，2012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约为3200亿美元，2013年，超过3500亿美元，2014年稍有下降，但是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贸易总额仍高达1481.3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金砖国家间贸易将达到近5000亿美元。但是，数据同时显示，在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2800～3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金砖国家间贸易中，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对外贸易占比达到了约九成，充分反映出金砖国家间贸易的巨大不平衡性。例如巴西多次公开抱怨，同中国的贸易破坏了本国的经济产业结构，甚至把人民币汇率问题诉诸WTO。

即便对待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上，金砖各国的态度也是有差异的。中国把金砖合作定位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平台。俄罗斯希望借金砖合作提高其同西方打交道的回旋余地，想把金砖合作搞成牵制美国和西方的“安全平台”。印度虽然看重金砖机制，但是存有顾虑，不想搞得太积极，怕得罪美国，态度相对谨慎和低调。巴西希望通过金砖国家合作获得金融和投资支持，提升巴西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巴西提升在南美地区中的影响力。南非则希望通过金砖国家获得实现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外部支持，提升南非在非洲国家乃至全球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转型和发展是这五个国家最鲜明的共同之处。没有一个金砖国家不把谋求更大的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国际政治的结构框架决定着国家间经济利益的分配。从根本上讲，世界经济失衡以及现有国际体系内在的矛盾和扭曲，是阻碍金砖国家转型和发展的外部原因。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严峻事实面前，金砖国家不得不从国际体系着手来消除和抵制发达国家利用金融优势对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制，争取为自身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一个公正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国际空间。于是，金砖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也就应运而生。所谓的共同利益就是如何摆脱现有国际体系对其发展和转型的羁绊和束缚。可以说，没有金砖合作这样一个平台，光靠五个国家各自的单打独斗是无法成气候的。因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要远远大过相互分歧。这就是金砖合作的内在动力。只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没有结束，金砖合作的“粘合剂”就有足够存在的必要。

诚然，对大国或者国家集团来说，其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与内部结构的稳定程度往往是悖离的。对国际事务参与越深，其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就越暴露，大国和大国集团不能不注意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和外部治理参与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传导。进而言之，金砖国家合作这面红旗能打多久，关键要看金砖合作机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为此，有必要对金砖合作的内部机制和合作成效做深入的考察。

从机制上看，虽然金砖国家峰会还是采取轮值方式，没有成立专门的秘书处，但是在金砖国家领导峰会闭会期间，金砖国家的外长、财长、经贸部长、卫生部长、科技部长等高级官员在联合国大会、G20、多哈谈判等重大外交场合举行会晤协调立场已经成为惯例，成为落实领导人峰会决定的重要途径。在德班峰会成立的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分别从理论支撑和民间参与两个方面为增强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做出贡献。巴西福塔莱萨峰会建立的金砖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库又为金砖合作提供了实际的载体。目前，全球治理改革还刚刚起步，随着金砖合作机制化的进展，将会有更多的旨在消除内部分歧、实现合作共赢的根本性制度设计出现。

从成效上看，基于中国的不结盟政策，金砖合作不可能发展成为像北约那种政治军事同盟，但是作为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基本成型。曾有人认为，金砖合作是一种议题性连线合作（Coalition of Issue），在性质上属于合作伙伴而非盟友，且合作主要是集中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国际经济问题上。但是，乌克兰危机后金砖国家一连串合作大动作，大大地超出了一些人关于“议题性连线合作”的解读，凸显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如前所述，金砖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后首次采取联合外交行动，并释放出各自政治能量，团结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回击西方大国的战略进逼。可以预料，今后围绕着全球治理的结构改革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G20、联合国等主要治理平台上将会出现G7（西方七国）和B5（金砖五国）抗衡和较量的局面。

此外，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推进合作上表现出来的智慧，无疑也是克服内部分歧、不断深化合作的重要保证。比如金砖银行的设立，开始时各方对资本金、表决权、行址和行长人选都有分歧甚至对立。但是经过2年内的8轮谈判，五国最终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协议。根据协议安排，金砖开发银行的初始授权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购资本将为5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国均摊。银行的机构与人员设置充分考虑到了各成员的均衡：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将来自巴西，首任行长将来自印度；银行总部放在中国的上海，同时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设立首个区域中心。

其次，来看一下金砖国家的经济困难。在经济上唱衰金砖的论调有很大的市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8月26日刊登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斯·奥斯伦德撰写的题为“金砖四国错失改革良机”的文章，从经济的角度论证和否定了金砖国家。安德斯·奥斯伦德断言：“金砖四国的盛筵已经散场。它们能否恢复活力，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严峻时期开展改革。因为缺乏勇气，它们已经错失了在繁荣时期改革的机会。”他指出，金砖国家经过10年的追捧后开始受到冷落，其“令人惊奇之处不是蜜月的结束，而是它竟然能持续如此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