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梅 ，林 星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改革开放全面激活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全国突发环境事件随之发生。这些事件起初只是单纯的环境事件，而后可能转变成社会事件，甚至群体性政治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面对这一迫切的现实问题，探索中国生态环境与政治的关系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路径便显得尤为必要。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由于自身的外部性等缺陷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仅是通过市场本身机制作用已难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等非市场力量的介入。基于生态环境问题进入政府议程的事实，加上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的推动，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 “生态主义”、“生态自治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相关理论，共同构成了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对于中国生态政治的建设有借鉴意义，但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挖掘本土思想资源，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即构建中国化的生态政治。本文在分析并借鉴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探讨中国生态与政治的相关性，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和谐的生态政治关系，即“天人合一”的中国生态政治。

一、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风险正在逐步加大，突发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期，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如自1993年有环境统计数据以来，我国已发生近3万起突发环境事件，其中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1000多起。［1］自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的突发环境事件频发，给人民财产和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害。搜集2007-2012年的数据资料显示 （见表1），2007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为462次，到2012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增加到545次，全国突发环境事件维持在较高水平。并且，2011和2012年全国重大环境事件共有17次，较大环境事件有17次，一般环境事件有1050次。其中，2009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3354万元，是2007年3016.5万元的十余倍。突发环境事件不仅导致了直接经济损失，同时还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其中仅2009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伤亡人数便达828人。同时还引发了诸多群体性事件，间接上给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在社会转型、问题突发的时代背景下，诸如此类的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极可能发展为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甚至群体性的政治事件，进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表1：2007-2012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情况统计表

环境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同样面临环境污染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化问题，并非哪一个或两个国家所能够单独解决的，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建立全球协调应对机制。当前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引起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就国内而言，中国的生态问题日益政治化，建设中国生态政治已成必然。［2］（p73）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与国内突发环境事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政治研究的外部动因，中国政府加大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则是对中国生态政治研究的积极回应。中国政府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理论，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建设低碳社会、美丽中国。

二、西方生态政治含义与相关理论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因出现严峻的生态危机而兴起了生态政治运动。生态政治观主张从政治的高度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传统政治相比，体现了治理思维上的重大变革。［3］（p14）传统治理思维主张通过市场来解决因市场而引发的问题，而生态政治则认为，应发挥政府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即通过政府等非市场力量解决市场外部性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欧洲新成立的政党举起了环境保护的旗帜，力图借助生态政治运动及环保人士的支持，进入议会谋求政治资源。欧洲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反对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反对掠夺自然资源。［4］（p58-59）发起新的绿色革命在政治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p131）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已不单是环境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和政治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西方的生态运动、绿党政治和具体的生态政治事件导致了生态政治的产生，并使生态政治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政治对西欧国家内部的政治议题和政党格局、欧洲一体化进程、整个人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以及东西方关系和南北方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6］（p13）

（一）生态政治的含义

生态政治是生态和政治相结合所形成的一个交叉领域，是现代社会生态化在政治方面的积极反映，丰富了生态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关于生态政治的定义，存在静态和动态两种定义。静态的生态政治定义认为，生态政治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7］（p71）静态生态政治定义否定掠夺自然资源，否定剥削经济，反对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主张生态学原理、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的基本原则，最终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公正、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社会。［8］（p4）［9］（p34）而动态的生态政治定义认为，生态政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为实现人们特定的生态环境利益，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对社会公共权力的争取和运用，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10］（p83）静态的生态政治定义关注生态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重在构建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而动态的生态政治定义关注权力博弈，重在对相关政治运动过程的诠释。

（二）西方生态政治理论

生态政治理论是指关于生态政治的系统化、体系化的认识和理解。环境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因此在理论型态上形成了生态政治理论。生态政治理论是关于人类如何组织、维持其与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当关系的研究，具体包括人类如何处理与地球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的关系和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11］（p1）另外，丹尼尔·科尔曼认为，恰恰是政府和企业等强势力量，才把我们带到环境不断恶化的糟糕境地，他们是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即便能提出的话，也不过是徒劳无益。［12］（p191）为此，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形成多组织协同合作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完善生态政治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如今，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已发展成以民主发展、基层参与和绿党活动为主的逻辑主线，其中，积极的公众参与和民主发展是环境治理不可忽略的核心构成要素。［13］（p3）即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是西方最新生态政治所积极倡导的。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包括环境安全理论（生态主义）、绿色政治学理论（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14］（p172）布莱恩·巴克斯特将生态主义所主张的生物多样性和非人类自然界的自在价值等理念与政治哲学所研究的主题关联在一起，将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进行阐述。［15］（p9）安德鲁·多布森坚持认为，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和使人类满足的生存方式，就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世界的关系和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16］（p2）生态主义是西方绿色主义的延伸，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批判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强调人回归自然，即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状态。生态自治主义建立在对自然存在物价值的尊重，它继承了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在社会政治观上信奉基层自治主义。它弘扬存在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分散化和基层民主的思想，［17］（124）并且，强调人类的一切经济技术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服从于生态平衡要求。［18］（57）如果生态主义只是提出并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那么生态自治主义则重在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层组织治理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19］（p239-240）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绿色思潮的影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20］（p19）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变革途径的认识深受生态自治主义影响，反对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认为非暴力是生态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21］（p120）三种西方生态政治理论都希望借助政治的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进而构建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避免盲目无意识的政治破坏运动。

以上三种生态政治理论都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已使人类远离自然，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来共同解决，其中，“生态主义”强调人类需要重新尊重自然并回归自然，“生态自治主义”更重视基层力量治理作用，“生态社会主义”注重多元力量的协同治理作用。三种生态政治理论主张的重点虽然不同，但本质上都主张通过健全市场法律制度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约束路径。

三、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历史上的儒、道等众多学派都包涵了这种文化观念。早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里讲的“天人合一”是指对人生最高境界的崇高诉求。儒家子思在《中庸》中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指出了“天人合一”的途径，即顺应人性，则可以顺应天性，而后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着重强调了“天人合一”的关联性。《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类应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不去违背自然法则，进而达到“天人合一”。《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由此可见，作为道家代表的老庄更加明确和推崇“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本来是一体的，也应该“天人合一”。汉代儒家大成者董仲舒在《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他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对孔孟而言更加明晰，只是个中的天人感应说存在部分迷信色彩，不能不引起后来学者的注意。直至宋代，是所谓中国“理学”产生的时代。此时出现多位儒家集大成者，尽管学说各有不同，但在“天人合一”方面几乎都是相同的。如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他们都强调了“天人合一”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关于“天人合一”的现代理解，学者季羡林将“人”理解为社会中的人，将“天”理解为大自然，从而认为“天人合一”简单来说是指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22］（p59）

由此看来，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虽存在不尽相同的释义，但都体现了对和谐共生价值观的诉求。这种“天人合一”共生观更接近当代西方的生态政治理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生态政治本土化的桥梁纽带，为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相对于制度路径的强制约束性，中国“天人合一”更多的是对个体的道德诉求，是一种软性约束，形成了中国生态政治的道德自律路径。这种软性的道德约束是对制度路径的有益而必不可少的补充，制度约束路径和道德自律路径共同组成了中国化生态政治的路径来源。

四、生态政治的本土化建构

生态政治的本土化即是中国化的生态政治，这种生态政治应秉承当代西方自然主义的生态观，并扎根于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土壤，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构建良好的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生态环境问题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良好的政治系统，应是具备平衡性、动态性、开放性的政治系统，应是在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中取得双赢佳效的政治系统，应是用整体观的方法论看待社会政治现象的政治系统，应是正视社会矛盾、选择恰当时机和采用生态学方式化解矛盾的政治系统。［23］（p64）西方生态主义、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观更多地只是从制度法律上来规约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未注意到人的主体性在这一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对西方生态政治制度约束路径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注重从个体道德自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视阈下中国生态政治的本土化建构，包含制度约束视角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道德自律视角下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两大内核。

（一）制度约束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天人合一”的中国生态政治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社会在发展的同时应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转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自然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构成等，这些都是政治的生态环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的形成、变化、发展产生影响。同时，政治一旦形成，通过其特有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乃至作用于自然，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改变着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24］（p5）西方生态政治倾向于运用政治和法律制度手段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政治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化的生态政治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基本蕴涵应是聚焦自然生态政治领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25］（p102）为此，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律体系，从法律制度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生态政治的和谐性要求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自觉调控，使市场经济制度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具有强大约束作用，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6］（p120）发展经济并非一定需要牺牲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和谐共处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要求，建构中国化生态环境约束法律制度尤为必要。

（二）道德自律视角下的人与社会和谐共生

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外，“天人合一”另一层涵义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的剥夺也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生态恶化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恶化。［27］（p75）生态政治的生态不仅只是自然生态之意，还包括社会生态之意。即仅依赖制度约束路径恐难有效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唯有结合制度约束和道德自律双路径，才能有效解决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化的生态政治内含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这对矛盾体彼此之间的结构变动，从中探寻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生态化关系建构的契合点，以期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生态化和谐互动。［28］（p150）

人类在生态环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人类造成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认识和尝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政治注重政治活动本身的发展，政治建设需借鉴生态系统的一些运行规律，理论色彩比较浓厚，对建设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很好的启迪。［29］（p83）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除对个人和企业市场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外，对个人和企业的道德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需从经济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入手，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构，构建人与社会协同共生的和谐关系。需培育和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形成新型生态环境道德自律观。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中国生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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