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唤芳

摘 要：对历史时期政区形成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政区变动的历史因素以及所遵循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为今天的政区调整提供参考。秦汉两朝太原郡、西河郡的属县及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黄河以西的陕西部分、吕梁山以西，黄河以东部分以及吕梁山以东部分三个地区以独立地理单元为基础的结构。而且，秦朝在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以河（黄河）为界，西汉汉武帝时期，则变成了以山（吕梁山）为界，但不管其政区如何调整，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现象。本文兹对这一政区调整作一回顾，并简要分析其中原因。

关键词：太原郡；西河郡；政区；山川形便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018-03

本文所研究的区域包括秦朝的太原郡以及上郡，到了西汉则为太原郡和西河郡。其大致范围即今天山西省境内句注山以南、霍太山以北、太行山以东、黄河以西地区，而在陕西省境内则大致为神木、米脂、绥德一线以东直到黄河的区域。

对于这一区域秦汉时期政区调整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专著方面主要有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后晓荣的《秦代政区地理》，后者新近出版的《战国政区地理》虽然研究时段与本文不合，但是政区具有延续性，秦朝的政区也是在战国各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也可兹参考；另外，何慕的博士论文《秦代政区研究》①也对秦代政区进行了相关研究。论文方面，主要有王子今的《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②等。

一、秦代太原郡、上郡的政区设置

郡县之制，肇始于春秋末战国初，秦平定六国，统一天下后，郡县之制，相沿不改。秦在这一地区设置的郡主要是上郡和太原郡，二郡隔黄河相望。

上郡本是魏国所置，随着秦人向东方的不断蚕食，上郡逐渐纳入秦国的领土.《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君）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魏世家》：“（魏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可资证明。到了秦昭襄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秦始置上郡。秦封泥有“上郡侯丞”，相家巷封泥有“上郡太守”，亦可证明上郡之存在。

上郡的属县史籍无载，虽然《汉志》中记载汉代上郡领县23，但是对于秦代的属县记载却较为模糊，因此，学者们在复原其属县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多地依据考古资料来进行。马非百在《秦集史》中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以及少量的考古资料确定秦上郡下属的八县③，但这明显不够。后晓荣利用秦兵器、玺印、封泥等考古文物，结合古文字研究，重新考证了秦上郡属县，包括：肤施、阳周、圜阳、高奴、漆垣、广衍、洛都、定阳、雕阴、原都、平都、徒泾、平周、中阳、西都、武库、平陆、饶县、博陵、白土、富昌等④。

然而，虽然后晓荣复原出了这些县，但是这只是给予了它们曾经存在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对于其地望，后氏并没有能够确定。比如，西都和中阳，学界历来声音不同。西都，战国时属赵地，《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阳。”其具体地望，仍旧很难说清楚；中阳，传统意义上认为是在今山西省宁乡县，但是根据现代出土的文物资料显示，其地望当在河之西，但具体在哪里，亦无考。

这虽然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反映出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导致问题的复杂，但是对于其所辖地区的大致边界我们还是可以确定的。学界对于秦上郡的边界的主要争议存在于其北部。谭图认为其北界到达今内蒙古腾格尔沙漠一带，但后晓荣认为只达到秦昭襄王所修长城一线。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改变不了秦上郡呈南北长条状分布的现实，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太大的影响。秦上郡大致就位于今陕西省韩城、白水、铜川以北，吴起以东黄河以西的南北狭长地带（如图一所示）。

太原郡的设置是在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9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史记正义》云：“上党以北皆属太原地，即上三十七城也。”⑤所以，太原郡的设置应当起于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9年）。

秦代太原郡属县，后晓荣根据出土文物等资料和有关文献考证出有：晋阳、兹氏、邬县、狼孟、盂县、祁县、中都、霍人、虑虒、阳邑、阳曲、榆次、离石、上艾、平陶、皋狼、蔺县、界休、大陵、隰城、沂阳⑥。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句注山以南，霍太山以北，五台、阳泉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区⑦。

二、汉代太原郡、上郡的政区调整

汉初，这一地区的政区大体遵循秦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到了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西河郡的设置。《汉书·地理志》载：“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从其属县同时结合地图来看，西河郡的设置是在分太原郡所辖吕梁山以西以及上郡所辖今榆林、米脂、绥德一线以东的区域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说，西河郡的设立是在将太原郡和上郡中间接壤的部分单独划归成一个政区的。究其原因，周振鹤先生认为是由于“上郡领域的扩大，遂于元朔四年……置西河郡”。⑨同时，周先生认为：“元朔三年时，西河郡未置，故代王子侯国⑩必别属上郡。”11 《汉志》载西河郡领县三十六，其中位于黄河以西的有12个县，位于黄河以东的有8个县，即以离石为中心的8个县。此外，此一时期的太原郡除划吕梁山以西的地区属西河郡以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如图二所示）。

三、秦汉置郡形势的初步分析

以上即是秦汉时期在这一地区置郡的大致情况。从秦代太原郡以及上郡的辖境以及属县的复原来看，此二郡大致所在的区域就是今山西中部以及陕西北部地区，所包括的地理单元总体上属于黄土高原，但是在具体的地理单元上则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太原郡所辖的地理单元有汾河谷地以及吕梁山山地，其西界已经横跨吕梁山而拥有了黄河以东的大部。而上郡所辖的地理单元在榆林、米脂、绥德以西也是地势较为低下的河流谷地，虽然区域差异没有河东的太原郡那么显著，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而到了汉代，情况有所不同。西河郡的出现对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所辖的地理形势来看，汉西河郡，呈条形自北向南沿黄河分布。其东西两端，大致呈南北直线划分。在陕西境内，大致是沿着神木、米脂、宜川这样一条线作为边界，近乎直线。从地形上分析，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缘由。陕西的地势西高东低，神木、米脂、宜川这一线地势比较低，它们是西边山脉与黄河之间的谷地，因此西汉以这样一条线作为郡界符合了山川形便的特点。对于山西境内西河郡的分界，虽略有弯曲，但大致呈南北走向，这恰与吕梁山的走向是一致的。离石以东即是吕梁山，西河郡东部边界大致是沿吕梁山脉划分的。边界以东，即为太原郡之兹氏、大陵、平陶、汾阳诸县地（平周，按谭图在今介休市境内，有学者认为应该在今陕西省米脂县境内12 ，如若正确，则西河郡在山西境内的边界便可看做是完全依照吕梁山划分的）。因此，西河郡东部的界线也是完全遵循山川形便原则的。因此，虽然西河郡的设置使得太原郡的辖境内缩到了吕梁山以东的地区，不过这倒是使得其辖境显得更加遵循山川形便这一原则了。而上郡也是一样，其辖境虽然在东部有所减少，但是，看起来却也显得顺应山川形便了。

但是，与两端不同的是，西河郡是跨黄河而治的，这似乎又有些违反山川形便的原则。我们知道，即便是现在，山西省和陕西省也是划河而治的，更何况是交通并不算发达的西汉。西河郡这样的设置，虽然看起来使得其两端以及与其相邻的太原郡、上郡都显得遵循了山川形便的原则，但是对于自身政区内部而言，黄河的存在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成为了秦晋之间交流的一个天然障碍。

之所以要如此分析，是因为在政区设置和调整中有两个具体的原则，就是“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山川形便有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利于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有滋生反叛势力的危险；相反，犬牙交错则不利于政令的传达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有效控制。因此，政区的设置和调整也可以反映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的控制程度等多方面的内容。

而从上面所分析的情况来看，秦代的太原郡和上郡显然并没有遵循山川形便的政区设置原则，太原郡从东向西跨越了多个地理单元，而上郡也包括了山地和谷地这样截然不同的地形。而汉代的西河郡同样也是跨越了黄河天险，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笔者认为，这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来讨论秦太原郡和上郡的设置。

秦代，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虽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13 但是毫无疑问，这三十六郡并不都是在始皇二十六年一起设立的，有些郡在秦统一战争期间就已经设立了，太原郡和上郡就位列其中。由此也可以看出，秦所设置的这些郡县并不是大规模的改弦更张，而恰恰相反，秦所设立的诸多郡县都沿袭了六国的旧制。《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攻打赵国的史实：“四十八年十月……王齕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李晓杰认为此太原当指赵之太原郡无疑，故赵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已置太原郡，至该年，为秦所平定。14 另外，通过研究也可以发现，秦太原郡可考的县中，有大部分都是由赵国设置的。15 这也可以间接反映出这种继承关系。上郡也是同样的道理。

由此可见，上郡和太原郡的设置，都是因袭了战国时期魏、赵的旧制。而秦国在设置了此二郡之后，对于东方六国的统一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征服地区的统一也并不稳固，因此也就无暇对其做大的改动。而秦国在统一以后便迅速二世而亡，没有时间对国内的政区进行调整，太原郡和上郡的犬牙交错的形势也就定格下来了。而且，秦代时，北方匈奴的军队一直是从西北的回中道以及北地郡、上郡南下的，这些地区是北方防御的重点地区，这从秦长城的走向也可以看出：秦长城大致从今天甘肃省东部，东北经今宁夏东南，然后横贯陕北直抵阴山脚下。因此，太原郡跨山而治并无碍其对北方的防御，而处于黄河以西的上郡处于政治军事的考虑则不可能跨河而治。

汉代西河郡的设置，应该说也是与当时的形势有关系的。从交通来说，王子今对西河郡的设置与秦汉山陕交通有专门研究，其认为：“西河郡形势南北狭长，必当有南北交通线贯通，方可布达统一政令，行施政治控制。”16 对于这一地区的交通形势，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利用，但是，从汉文帝屡次巡幸的路线却可以看出端倪。汉文帝巡幸的路线，最频繁的一条即是由高奴过黄河直达太原、中都（即今平遥）。如果没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文帝当不会选择这样的路线。可见，汉代黄河水路航运的便利，是西河郡能够跨河而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笔者认为西河郡的设置也与当时特定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汉代，匈奴南下的重点地区开始向东移动，虽然也有从西北南下的记录，但毕竟相对较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原郡如果还管辖着吕梁山以西到黄河的这一地区，不仅不利于政务的处理，而且也不利于对匈奴的防御。而由于交通的改善以及其他原因，跨河而治反而成为了现实。这种形势是汉代独特的现象。这种形势的出现，虽然不利于政令的传达和地方的管理，但对于中央政府从宏观角度进行管理却有极大的好处。

四、秦汉置郡的形势所引发的思考

纵观这一地区在秦汉时期置郡的调整，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由一个个小的地理单元组成的一幅完整的政区区划图。具体来说，上文所分析的地理单元就是组成这幅画的最基本的要素，秦汉中央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基本的要素拼凑起来，组成一幅自己想要的图画。这也许就是政区调整的一个简单抽象。

如文章开头所述，我们所研究的大致范围是今天山西省境内句注山以南、霍太山以北、太行山以东、黄河以西地区，而在陕西省境内则大致为神木、米脂、绥德一线以东直到黄河的区域。这里我们将其进行更加具体的划分，即以吕梁山为界，分为吕梁山以东的汾河谷地区和吕梁山以西到黄河的吕梁山山地区以及陕西境内神木、米脂、绥德一线以西的黄河谷地地区。这三个地区如同三个长方形一样，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组合，以适应当时政治发展的需要。秦代是由黄河以东的汾河谷地区和吕梁山地区组合在一起，而将神木、米脂、绥德一线以西的黄河谷地区独立出来与其西部的广大区域形成了地域更加广大、南北狭长便于攻守进退的上郡；而到了汉代则将其完全打破，将黄河谷地区与吕梁山地区组合在一起，形成了镶嵌在秦晋之间的一个跨河而治的高级政区——西河郡，而将吕梁山以东的汾河谷地区与其东的大片区域继续以太原郡的形势存在。这样不同的组合方式，是与其不同的形势相关联的，反映出由于时代的不同而出现的政区因时而动。这种将具体地理单元划分开来而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不同的组合，并不是秦汉统治者自己的设想，但是我们却可以将其抽象出来，形成这样的动态结构。

形成这样的结构，显然有将政区调整简单化的嫌疑，而且在所有历史时期的政区调整并不是都遵循这样的结构来进行的。但是，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在具体政区的调整过程中处理与具体地理单元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以成为一个值得借鉴的模板。在这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地理单元都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征而具有不同的作用。秦代时将吕梁山地区与汾河谷地区结合在一起，显然是受了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将神木、米脂、绥德一线以西的黄河谷地区单列开来，正是在大的方面遵循了山川形便的原则；同时，上郡也是秦国的传统统治范围，这样的组合更符合秦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历史图画。而汉代西河郡的设置，则是当时中央政府出于对当时诸侯国以及边疆形势的考虑而做出的拼接选择，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央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边疆的防御，这也是汉王朝作出的符合自身需要的调整。

从秦王朝到汉王朝，这一地区出现的政区调整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将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行不同的政区组合，既反映出了政区调整的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也反映出了当时人对于这一地区地理的初步认识。即能够充分利用山川所形成的不同地理单元进行符合自身需要的政区选择，既不刻板地遵循山川形便，也不随意将其割裂开来，实行犬牙交错。这既是古人对于所管辖区域的深刻认识，也是古人将地理形势运用到国家统治过程中的智慧体现。

本文虽然只对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政区调整做了简单的回顾，但是这样的调整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期，自东汉以后，政区调整还在进行，而且每次的调整都是在大框架之下进行的依据其地理单元的调整。也就是说，每一次的调整都是按照每个具体地理单元进行适应与当时社会的组合，而这样的组合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问题。

注 释：

①何慕.秦代政区地理[D].复旦大学，2009.

②16 王子今.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J].晋阳学刊，1990（6）.

③马非百.秦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578～580.

④⑥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60～170，322～329.

⑤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0.

⑦杨宽.战国史（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62.681.

⑧本图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下简称“谭图”）改绘。

⑨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2.

⑩11 《汉书·王子侯表》载：“代共王子绾、顺、嘉、罢军、贤、忠、郢客、选、遇等九人封于离石、邵、利昌、蔺、临河、濕城、土军、皋狼、千章等九地。”此九地中，邵侯国于天汉元年免，因此《汉志》无，利昌无考，另临河恐为临水之误，因为临河，《汉志》朔方下有临河县，地边匈奴，恐不会作为封地，而临河则与离石等县距离不远，可以作为封地。

12 吴镇峰.秦晋两省东汉画像使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J].考古与文献，2006（1）：62.

13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39.

14 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30.

15 后晓荣对战国和秦代政区地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利用考古发现的陶文、金文、封泥、玺印、简牍、兵器铭文、漆器铭文等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考证了战国和秦代所置的县，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看出前后的继承关系。（详见后晓荣著《战国政区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3月；《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