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略

2014-09-29吕昕娱李亭霖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7期

吕昕娱+李亭霖

摘要：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的不断出现，不仅向世人充分展示了红山文化丰富的内涵，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红山文化、探讨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也提供了宝贵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是我国史前时期一个独立的玉器系统，是红山文化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红山文化玉器认识与研究的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将有助于我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进而解决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等较深层次的问题。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考古发掘；扩展；深入

中图分类号：K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001-04

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最早被认识的一种文化，其年代距今约6500～5000年。红山文化因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1935年由日本人最先进行发掘，但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则是在1954年。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向世人充分展示了红山文化丰富的内涵，具有鲜明特征的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与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重要遗迹的发现与发掘，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史前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红山文化玉器是红山文化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造型特色、雕琢技术与工艺以及自成体系的用玉制度，充分显示了其鲜明的地域和时代风格。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与发掘及丰硕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很大的轰动，从而兴起了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热潮。笔者在此特就红山文化玉器认识与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要分析与总结，希望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有所帮助。

一、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古调查或发掘简况

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认识是随其发现和发掘而逐步展开的。红山文化玉器在20世纪初期曾有过出土，其更早的流传可追朔到东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殷商时期，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一件玉钩形器，也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流传[1]。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和殷商的贵族对红山玉器是如何认识的，我们今天无法知晓，但从它被用于随葬来看，似乎先民们对红山玉器极为喜爱，生前使用，死后随葬，反映出红山玉器在当时已被人们极为重视。

早自清乾隆时代，红山文化玉器就有所著录，当时也只能将其视为古玉收藏。新中国成立前，红山文化玉器在海外已有著录，但主要认为是商周玉器。1911年，伦敦的出版物收录有玉箍形玉器；1923年，伦敦苏迪查·塞莱斯收藏品中有玉猪龙；1938年出版的吕·李华明萨里莫尼《古代中国的玉雕》中收录有齿兽面纹玉佩；美国佛瑞尔艺术馆在1946年前后也对齿兽面纹玉佩有收藏[2]。70年代末80年代初，调查到一批玉器资料，通过比较分析，初步将这批玉器断定为红山文化玉器，这时红山文化玉器才被人们所认识。这些情况说明，1949年以前红山文化玉器就曾被发现并被著录，这些玉器在当时多被定为商周或汉代的，还未引起重视。

最早发现红山文化玉器的是1964年赤峰巴林左旗葛家营子发现两件马蹄形玉箍，但这两件玉器材料直到1994年才被报道，因此未引起人们重视。所以一谈到最早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人们普遍认为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大型玉龙。不过直到1984年这件玉龙的文化性质才被确认[3]。从此，引起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与探索的极大兴趣。据统计，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出土和采集玉器的数量已达280余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区。经正式调查和发掘的地点主要有建平、凌原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群，阜新县胡头沟福星地，喀左县东山嘴等地点；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养场，巴林左旗葛家营子、尖山子，克旗南台子，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林西县南沙窝子，宁城县打虎石水库以及敖汉旗境内的一些地点[4]。主要类型有环、珠、棱形饰物、璧、镯等。其中勾云形器、箍形器、玉猪龙被称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典型的三种类型。目前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所以，从70年代初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到80年代初期，近十年时间内，随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玉器出土，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终于得到确认。20世纪70年代，调查或发掘到的一批玉器资料重点有以下三处：（1）1971年春，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大型玉龙[5]。玉龙的发现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玉龙琢制精细，造型奇特，为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玉龙，极其珍贵。（2）1973年夏，在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村发现了两座红山文化石棺墓，两墓共出土玉龟、玉珠、玉璧、棒形器等玉器18件[6]。（3）1979年10月，在辽宁省凌原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发现红山文化墓葬3座共出土玉器14件[7]。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红山文化玉器。重点有以下两处：（1）1981年4月，发现了凌源与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8]，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红山文化中心性祭祀遗址。此后历经数次发掘，在各个地点积石冢内石棺墓里出土红山文化玉器近百件，同时还发现有女神庙、祭坛、祭祀平台等相关遗迹，是80年代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牛河梁第二地点M21[9]是一座大型石棺墓，随葬各类玉器20件，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墓葬中随葬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例。第五地点M1圹穴宽大[10]，结构复杂，是一座中心性大墓，随葬玉器7件。牛河梁玉器种类丰富，造型特征突出，雕琢工艺精良，代表了红山文化玉雕业的最高水平。此外，牛河梁玉器绝大多数出自不同规格的石棺墓内，玉器的摆放位置十分明确，由此成为综合分析各类玉器的使用功能及系统研究用玉制度的最佳资料。（2）同样也是在1981年，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11]调查共征集、采集到红山文化玉器100多件，成为西拉木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那斯台玉器群特征显著，尤以动物造型的玉器最具代表性，有些器类在其他红山文化遗址中至今未见。尽管这批玉器的原始出土位置已不清楚，但从调查结果看，能够明确出自居住址内与牛河梁玉器出自墓葬内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实证。此外，喀左县东山嘴遗址方形墓址南墙基内侧还出土了一件双猪首玉璜。以上述发现为基础，红山文化综合性研究在80年代末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真正确立了红山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深入，新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资料不断增加，玉器数量也明显增多。1991年，克旗南台子遗址墓7内出土两件玉玦，这是红山文化墓葬内首次发现玉玦，关于其年代还没有定论，大致有属于红山文化早期[12]、中期[13]、晚期[14]，或早于典型红山文化玉器阶段[15]之说。

二、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兴起与扩展

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学术界还没有重视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认识和对其研究的兴起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进一步认识，人们开始对它进行初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先后有多位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所发现的玉器，进行考证与鉴别，从而确定其文化归属。重点对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作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此玉龙属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第二，红山文化玉龙的出土，引发了关于龙在我国的起源问题研究，提出了龙起源于原始社会，并提出了红山文化玉龙是由猪演变而来的观点[16]；并且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红山文化玉猪龙的产生，是红山先民希望农业和饲养业丰收心理的集中反映。第三，由于大量玉器的出土，对红山文化给予重新认识和思考，提出辽河流域以龙的出现为一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来临的问题[17]。第四，由于红山玉器的大量出土，从而引发了中国史上“玉兵时代”讨论的开端，并且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玉兵时代”。红山文化应该是玉兵的早期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应是玉兵的晚期后段，乃至到了商代，那已是玉兵的末期，可以说是尾声了[18]。第五，主要侧重于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殷墟玉器的比较研究。经过对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进行研究和探讨，进而得出结论是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存在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在器形或表现方法上，都有不少共同点，红山文化玉器的部分纹饰，对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形成，起着相当的作用，兽面纹和龙纹就是典型代表[19]。红山文化玉器与殷墟玉器也有一定的关系，殷墟玉器中的“兽形玉”、勾形器就是来自红山文化，殷墟出土的玉器中的许多器类均可在红山文化中找到同类器，红山文化玉器是殷墟玉器的直接源头之一。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考证与比较研究更为浓重一些，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扩展时期。90年代初期，在红山文化玉器被鉴定和得到确认的基础上，随着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对它的研究，由考证与比较转向了某一器类的具体研究。研究也多是从某一器类的器形结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类玉器的制作意图、所反映的思想寓意，以及玉器的使用方式与用途，其中涉及较多的是马蹄形玉箍形器、勾云形玉、玉璧、玉联壁等，这些器类研究多是依据古代文献记载进行分析和讨论的。90年代中期以来，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范围有了更进一步扩展，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红山玉器进行综合研究。首先，是对红山文化玉器类型与用途进行综合讨论，如分别就红山文化玉猪龙、勾云形玉、玉箍形器、玉璧、玉联壁、玉鸟、玉鸮、玉鳖、三孔玉器、玉蝉、兽面纹Y形器、勾形器、双龙首玉璜、鱼形饰件等玉器种类，从器形、使用方式等方面探讨各类玉器的用途及其寓意，并得出结论：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为动物造型和一般佩饰两大类，其中动物形玉器有猪龙、鳖、鸟、鸮、鱼、蝉等。其次，就红山文化玉器的产生时代、类型、发展演变、图腾崇拜等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从时间概念上看，红山文化玉雕艺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5000余年的历程[20]；从文化性质上考察，红山文化与草原细石器文化存在着诸多共同因素[21]。第三，探索玉器的起源及玉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由红山文化及与红山文化有关的考古发现，分析了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玉器最初出现和早期发展可能同渔猎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即玉器起源是以渔猎文化为背景的[22]，进而着重分析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墓的特点，并对玉器在我国古代社会从原始跨入文明时代前后所起的特殊作用阐述了看法[23]。随着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已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是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结晶，同时，又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文明起源的一个典型特征。（2）对红山玉器单一器类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涉猎，重点有勾云形玉佩、玉三孔器等，对这些玉器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器形及演变关系的分析入手，并结合具体出土位置和使用方式来探讨其功用以及在红山先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般观点认为，红山文化玉器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人与神、人与自然界相互沟通的重要中介物，还是区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其中对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玉三孔器、马蹄形玉箍形器作了进一步研究，并且认为勾玉形玉器应是集装饰品、神灵崇拜、财力与权力象征物这三重身份于一体，玉三孔器应为史前巫具，马蹄形玉箍形器则应是法器。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多以红山文化玉器为研究对象，既有综合论述，又有对单一器种的研究，并且已开始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某一种器类进行系统的考证研究。

三、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深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21世纪，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开始向更高层和更深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1）综述性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辽西古玉研究综述，重点阐述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发展特征，并深入探讨玉器的社会属性，得出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玉器的社会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玉礼制系统真正形成，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24]。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可知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的著录、研究的兴起、研究的扩展这样三个阶段。通过对牛河梁出土玉器进行分类研究，探讨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2）与周邻关系的研究。通过整理和深入研究黑龙江、吉林及辽东地区史前玉器资料，进而了解和确定红山文化玉器与东北其他地区玉器文化的交流关系。（3）对勾云形玉器的研究。首先是从器形的创意理念、类型划分、各型之间的演变关系及使用功能等几方面入手，对勾云型器进行新的研究和探讨，认为与萨满教有关，其功能为萨满神器。其次主张“勾云形器”是由“方圆形壁”发展的。其寓意是红山先民对苍天的崇拜。（4）用玉制度的研究。通过对西辽河流域史前用玉制度研究，得出西辽河流域史前用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兴隆洼文化玉器为代表，装饰功能突出，用玉制度初步形成；第二阶段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玉器被赋予浓重的社会属性，广泛用于各类重大宗教祭祀活动之中，并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标志，玉礼制出现，奠定了西辽河流域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中心地位及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先导地位；第三阶段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为代表，少数器类仍作为重要的礼器使用，装饰类玉器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揭开了西辽河流域史前用玉制度史上的新篇章[25]。（5）对红山文化玉器原料的地质学研究及玉矿的探寻。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经过对岫岩玉矿的考察与研究，明确指出岫岩玉不仅包括了著名的蛇纹石质的岫岩玉，还包括了透闪石质的软玉[26]。这就为探讨红山文化玉料来源提供了新的线索。总之，20多年来，对红山玉器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已逐步扩展了研究范围；从单一器类上讲，研究的程度加深了，对红山玉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准确了，取得了丰硕成果，结论也逐渐趋于一致。学术界在一些重大问题方面已达成了共识：第一，红山文化玉器的类型及特点是研究的基础，从分类上看，以往多仅依造型题材将其分为动物形玉器和其他佩饰两类，近期的研究则主要依据玉器形制特点及随葬位置，按用途将其分为工具、装饰品、礼仪品、艺术品及其他五类，并且对主要器类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了研究。第二，对红山玉器材质的研究，以往多认为红山玉器均系岫岩玉，现今普遍认为其大部分为透闪石、角闪石一类的软玉，一小部分是蛇纹石一类的彩石玉。第三，对红山玉器制作工艺水平，一致认为已经日渐成熟完善。在雕刻技术上红山玉匠已能运用切割成材、琢磨、圆雕、浮雕、透雕镂空、两面雕、压地隐起、钻孔、抛光等技法，在宣扬美化玉器的同时，着重对工具的刃部、禽兽利齿、鸟喙、尖爪、神兽灵敏的五官的刻划，且玉器边缘多琢磨成刃。第四，对玉器时空分布的特征及源流问题，研究者认为，红山玉器渊源主要来自于本地区先于红山文化的兴隆洼文化，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延续，表现出明确的渊源与流向。第五，红山文化是西辽河上游独具特点的一种古代文化，其墓葬把玉器作为唯一的随葬品而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唯玉为葬”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27]。

总之，玉器的研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是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丰富内涵的重要课题，是探索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它已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红山玉器科学发掘品的更多出土，会给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提供更丰富更科学的第一手资料，也会推动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向更深层次进展，而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社会深处的历史之谜，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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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王梅生.1980年前欧美所藏的红山玉器[A].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C].赤峰，1993.

〔3〕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J].文物，1984（6）.

〔4〕员雪梅.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评述[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2006.

〔5〕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J].文物，1984（6）.

〔6〕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J].文物，1984（6）.

〔7〕李恭笃.辽宁凌原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1986（6）.

〔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6（8）.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7（8）.

〔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J].文物，19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