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宁

年龄稍长的影迷应该还记得2001年上映过一部名叫《兵临城下》的电影。这部改编自同名纪实小说，投资高达九千五百万美元，由法国人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片子以二战最残酷的战役之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苏双方伤亡约二百万人）为背景，讲述了两位狙击手：牧羊人出身的苏军准尉瓦西里·扎依采夫（俄语“扎依采夫”意为“野兔”）与柏林狙击学校校长、神枪手考宁斯少校生死决斗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瓦西里·扎依采夫确有其人，他1915年出生于俄罗斯的车里雅宾斯克州，1936年在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第二百八十四师一千零四十七团服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扎依采夫先以一支普通毛瑟枪射杀了三十二名德国人，之后三个月内用狙击步枪击毙二百二十五名德国及其他轴心国部队官兵，包括十一名狙击手。1943年2月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按狙杀人数在二战狙击手中列第十位。1991年12月15日逝世于基辅，享年七十六岁。不过据考证，扎伊采夫和考宁斯的对决并无其事，乃是苏联宣传机器制造的神话，德国也并没有考宁斯少校教学的那样一所狙击学校。

狙击手（Sniper），一个毫不惹眼的词，其前身Snipe1832年才首次出现，据考源自英国殖民官员在印度乡间的游猎活动。Snipe（鸻形目鹬属之鹬鸟，亦名沙锥鸟）是一种灵活的小鸟，极难猎捕，这种需要高超射击加潜行技术的运动于是以snipe名之。狙击手（Sniper）一词即由“猎鹬者”转化而来，高精密度的步枪也因之被称为“狙击枪”（Sniper rifle）。一战期间，Sniper取代Sharp-shooter成为狙击手的专称，除了强调射击的精准，还包括隐藏自己行踪的能力。

“狙”，汉语本义就有“窥伺/觊觎”（狙伺）、“诡诈”（狙诈）、“偷袭/突袭”（狙击）等意思，所以以“狙击手”译Sniper，差不多可称绝佳。

神射手（Sharp shooter）一词明显褒义，听起来感觉较正面，而“狙击手”则有点复杂暧昧。从专业角度讲，后者不止要有超凡的射击技术，还需经过严苛的伪装、潜行、侦察等特种训练，其综合素质远超一般的“神射手”。不过在大众印象中，“狙击手”就是行踪诡秘的谋杀暗算者（约等于“特务”、“间谍”一类），因不够光明正大而近于反派。大概是缘于“神射手”之名的中性，连国外治安单位对辖下射手都称“神射手”而非“狙击手”。

虽同为杀手，战时服务于军队和平时任职治安单位的“狙击手”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以下所述，主要以战争中的军人“狙击手”为对象。

如果不以发射子弹的火器为限定标准，那么可以说冷兵器时代同样存在“狙击手”或“狙击”行为。再如果“狙击”以暗中隐匿射击为定义的话，史上最早有记载的狙击应该发生在特洛伊：当天下无敌的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城门前耀武扬威之际，赫克托耳的弟弟、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经太阳神阿波罗指点，自城楼上发暗箭击中其脚踝命门，刀枪不入的希腊第一勇士因此殒命沙场。

现代意义上的狙击则离不开枪械的发展。近代火枪设计制造的两大发明一是膛线，一是瞄准装置。据记载，螺旋式膛线的使用开始于十六世纪初的德国纽伦堡地区，而最早的一支有膛线的枪则是1544年在瑞士制造（此枪现存苏黎世博物馆）。瞄准装置的发明大致也在同时，当然只是最基本的准星、照门而已。有了膛线和瞄准装置以后，射击准确度大大提高，距离可达二百公尺之外。传说大画家兼发明家达·芬奇曾携自制来复枪登上佛罗伦萨城墙，向围城敌军射击，竟然一举命中三百公尺外的目标。

尽管前膛来复枪已在中欧大量使用，但由于其装弹太过困难耗时（因弹头与膛线紧密咬合），各国部队的配备仍然以滑膛枪为主。问题是滑膛枪的杀伤力极为有限，以二百多年后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军标配——著名的Brown Bess滑膛燧石枪为例，其有效射程仅八十码（一说五十码），超距离被打中的人只能说是运气极背。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的柏丹上校于1861年招募了两团神射手（大名鼎鼎的“柏丹射手”），不过主要是充任主力部队的前卫，遇特殊情况才派作狙击手用场。由于资源短缺，南军没有庞大的狙击手编制，然而战果却堪称辉煌——四年战争期间，至少有三名北军将领成为狙击手的枪下之鬼，中下级军官更是伤亡者众，连林肯在视察前线时也差点被猎获。

当时南方狙击手配备的是带三倍瞄准镜的英国魏渥斯步枪（Whitworth rifle），据说曾创下八百码的远距离狙杀纪录。

1914年一战爆发，德军针对“堑壕战”紧急训练狙击手（多选有狩猎经验者进行特训），并订购大量狙击步枪和瞄准镜，分配到前线每个步兵连。这使得德军狙击手一度主宰了战场，英法联军陷入被动挨打态势。

面对威胁，联军自然要进行反制，但由于英国上个世纪对民用枪支进行严格管制，一般老百姓都甚少射击/狩猎经验，因此发往前线的狙击枪十有六支被误用。英军的狙击手速成班也因僵化守旧，设备教材两缺，徒费人力物力效果不彰。直到1916年赫斯·克皮理查少校主持的第一军团狙击学校成立，英军才逐渐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在西方传统的战争观念中，两军对阵应光明磊落，狙击放冷枪的行为虽属必要之恶，却只在战时临场搭建应用。故而狙击战术在一战后再遭雪藏，并未继续被各国军方重视。

二战初，欧洲战场多为大兵团作战，势如破竹的德军无暇顾及狙击小道。倒是苏军为迟滞对方攻势使尽浑身解数，训练狙击手消耗德军有生力量即其中之一。1942年，红军被鼓励参加一个名叫“狙击手运动”的射杀法西斯竞赛，创造四十次击杀纪录的士兵即获得勇敢勋章和“卓越狙击手”称号——这大约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战时延伸。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红军于围城内设狙击学校，现炒现卖，德军第六军团被大批速成狙击手吸入街巷战的泥沼——《兵临城下》所述苏军准尉扎依采夫与德军科尼格少校极富戏剧性的狙击对抗，就是发生在上述背景下。

英国军方对狙击重视有限，1943年秋才设置第一所狙击学校。美国陆军则任由各部队长自行决定狙击战术的运用。结果在意大利/诺曼底战场，德军狙击手一度让盟军寸步难行。endprint

值得一提的是德、美对夜间狙击装备的开发：德军用于突击步枪的“吸血鬼”红外线夜视镜于1945年初试用，曾在德西黑森林把英军一个排的巡逻队干掉大半。美军则为M3卡宾枪装上红外线照明灯及瞄准镜，据称琉球登陆战首周内，有百分之三十的伤亡日军跟这些带夜视镜的枪械有关。

二战凸显了狙击手的重要性，可一当战争结束，狙击又被束之高阁。进入部队正式编制的只有苏军狙击手；英国海军陆战队与伞兵也保持了狙击手的训练与编制。

越战在美军的狙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对付行踪不定的北越小部队，使用同具机动性的狙击手再合适不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将雷明顿M700-40用作正式狙击枪，同时开发了各类夜视装备。陆军第九师的Adelbert F.Waldron与海军陆战队的Charles B.Mawhunny是越战最高狙击纪录的保持者。

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在一些低度冲突地区使用狙击手的需求日益凸显。随着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增多，反恐部队对精确狙击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贝鲁特、巴拿马、索马里一直到阿富汗、车臣、科索沃、波斯湾……狙击手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作用在较大规模战争里也不可小觑。以俄军同车臣武装在格罗兹尼市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巷战为例——作为当初按要塞设计建造的格市，城内堡垒星罗棋布，易守难攻，车臣狙击手依凭熟悉地形，自隐匿处逐一射杀俄军。1995年第一次巷战结束时，据说突入市区的一个俄军团仅余十一名官兵活着离开，二十六辆坦克有二十辆被击毁，一百二十辆装甲车只剩下十八辆，车臣武装将俄军死尸堆成“人体街垒”以遮挡子弹。在1999到2000年间爆发的第二次巷战中，俄军更是尸横遍野，多达一千一百七十三名士兵阵亡，连俄集团军副司令员马洛费耶夫少将也被击毙。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无奈下令轰平了格罗兹尼，然这座小城已成为俄军永远的伤心地，两次巷战亦因“越战后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之谥而名闻遐迩。

作为一种专业的狙击及作为一种职业的狙击手，在常人眼里无疑笼罩着神秘与传奇色彩——对此，一些以狙击手及狙击生涯为题材的书籍/电影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证明。然而任何对象，一旦被纳入文学艺术范畴，其真实性与可信度就难免大打折扣。

“漫长的孤独、忍耐和等待”，这个简单的描述大约比较接近真实的狙击手生活了。无论在山间野地还是城镇街巷，狙击手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隐蔽场所，彻底伪装、藏匿自己，在对手的视觉、嗅觉甚至第六感里隐形消失，然后静静地观察，等待。保存自己，发现目标而尽可能不被目标发现，这是一个成熟狙击手所需达成的第一要务。

等待并非意味着悠闲——观察、追踪、地图判读、细节的关注分析、进入与撤退、战术计划的拟定等，都需反复谋划斟酌，最困难之点在于，你无法确知猎物会在何时出现（亦即难以预测机会与危险何时降临），多数情况下机遇都如电光石火般瞬时即逝，你必须以兔起鹘落般的迅捷去躲闪或者击杀。对狙击手而言，等待中的分分秒秒都足够紧张，足够惊魂，因而，坚韧神经与超强的心理素质比技术更为重要。

不能不提到的一位狙击手：芬兰人西蒙·海耶（Simo hayha）。

西蒙·海耶，专业猎人出身，世界最高猎杀记录保持者，有“白色死神”之称的狙击之王。在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海耶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用芬兰版莫辛纳甘步枪狙杀了五百四十二名苏军（一说五百零五人），平均每天杀敌超过五人。

脚蹬滑雪板，身着白色伪装服，冒着摄氏零下二十到四十度的严寒，率狙击小组在皑皑雪地中悄无声息来去自如，而身穿棕褐色制服，在大雪泥泞中挣扎的苏联红军则成了芬兰狙击手射杀的活靶子——这就是当年以“Motti战术”重创入侵者的芬兰士兵的日常战斗场景。

据说西蒙是一位不用瞄准镜的“神人”，他认为狙击枪的准星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瞄准工具，因为在雪地里，瞄准镜有可能被日光反射，这容易暴露自己，给对方可乘之机。

1940年3月6日，海耶在近战中被苏军狙击手击中下颚，子弹向上贯穿左脑。可他成功退出了战斗，在进行面部再造手术后奇迹般复原，一直活到2002年去世，成为世界著名狙击手中享寿最高的人。

网上流布有一个不那么靠谱的“世界狙击手排行榜”，在这份四十余人的榜单上，笔者惊讶地发现了三位女性（均为前苏联军人），其中排位最靠前一位的狙杀纪录是三百零九人。

这位名叫柳德米拉·米哈伊尔洛夫娜·帕夫利琴科的狙击手，1916年出生于乌克兰的贝里亚·特沙科夫，1941年参加苏联红军。苏方称她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共击毙三百零九名德军，1943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5-1953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74年10月10日病逝。在位于莫斯科的一座公墓的墓碑上，镌刻着柳德米拉生前最喜欢的诗句：“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尾掠过秋天的草原。”

掐指计算，此人只活了五十八岁。生命如此短暂，除了战争给一位女性的身体带来的创痛外（1942年6月，她曾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被德军的迫击炮弹炸伤），还有没有更复杂的原因？从那座公墓墓碑上的诗句里，人们是否能读出一些信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