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永礼

苏州拥有东南形胜，湖山毓秀，水土清嘉，人文炳蔚，文采风流。近现代以来，在新旧社会的转型中，涌现出许多知识分子寻求救国自强、淑人济世之道。以地域文化的视野观照，苏州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及其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探究。其中以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三人为代表的个案，就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他们从小同窗共砚，修身励德，笃志力学。学问上攻错若石，切磋砥砺；事业上互相提携，同心若金；情谊上嘤鸣求友，肫挚敦笃，传为文坛佳话。三人束发为友，迄于老耄，各有孤诣，砚田力作，终至著撰等身。这一文化现象并世所希，蔚为人伦典范，矜足光前裕后。

曹丕《典论·论文》中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历观往迹，文人间积不相能、割席断裾者有之，争名成隙、落井下石者有之。冰鉴在前，史有明载。然而，历史上隆情厚谊、推诚相与者也代不乏人。高山流水许知音、管鲍之交 、刎颈之交更被世人推重。有感于此，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感喟：“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由此反观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三人之友谊及其成就的事业，他们从知交、知心到知音的演进过程，恰是他们文化人格的形成与精神内涵养成之过程，给后人以启迪。

共同的志趣是维系他们友谊的基础。三人从晔如春花、朝气灿发的少年到华发盈颠、童颜渥丹的老翁，好书若渴、沉研于学是其共同的特点，爱读书是他们三人从小养成的共同喜好。以年齿为序，王伯祥（1890—1975）居长，顾颉刚（1893—1980）次之，叶圣陶（1894—1988）行三。检阅三人的文集、作品、年谱、日记、书札，可以探寻他们的行迹及其业绩。从少年时代开始，他们就开始了访书、购书、读书的生涯。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市中心观前街的玄妙观创自晋代咸宁年间。在这条文化街上，书肆鳞比，文化气息浓郁。1973年2月，顾颉刚为王伯祥之子王湜华抄录的《桐桥倚棹录》题词，回忆早年学生时代三人在玄妙观徜徉书肆、检选书籍的往事：“当逊清末叶，苏州公立中学有三生焉，每日课毕，恒联袂步趋于玄妙观中，进各书肆，选其力所能得者，购之以出，茗于雅聚茶园，交互浏览而评论之，自以为至乐。”1981年10月19日，王湜华送来顾颉刚早年与叶圣陶的十五通书信自录稿，叶圣陶追忆往事，写下《重读颉刚兄早年贻书》四首诗，其中“幼岁同窗读，继之同校肄。共游玄妙观，徘徊旧书肆。共登西郭山，流连诸山翠。时与伯祥偕，三人盖同气”之句，是他们三人友谊的真实写照。

醰醰书味，灿灿英年，三人虽嗜好有别，学尚专精，但均耽嗜文史，沉酣国故。顾颉刚生于读书世家，出入玄妙观，把长辈赐予的压岁钱、零花钱积攒下来，全部用来买书。十岁时，购得第一本书《西洋文明史要》。祖父、辈对书籍珍爱的告诫对他影响深巨：“当光、宣之交，予爱游书肆，归来辄有所挟，吾祖训之曰：‘购书亦不易，先须检查有无缺页，然后可读。六十年来，言犹在耳。”十六岁时，他在书肆见到《惜阴轩丛书》，归检《书目答问》，发现其中多应读之书，急忙与书贾讨价还价，调至铜元十八枚不能再降，但阮囊未充，于是每天缠着祖母，说尽好话，连平时祖母让他做而他不肯做的事都答应了，终于遂了购书之愿。有时因买书太多，有一年竟负债二百余元，他不敢向家中伸手要钱，只是在同学中求助。一生嗜书，月积岁累，斐然可观。虽聚难散易，至1954年，顾颉刚奉调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北上时，上海、苏州两地藏书共装二百二十五箱，约九万册，科学院为其包了一节火车厢，全部运至北京，寓所干面胡同科学院宿舍内的高大屋宇二百余平方米，屋内邺架巍巍，书满盈顶，藏书仍难以容纳，部分藏书出让。1980年12月，顾颉刚去世后，根据其“藏书不要分散，以便后人利用”的遗愿，家属将其藏书捐献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顾颉刚文库”，内存线装书约六千部，三万六千余册；平装书约二千六百种，一万余册，共计四万六千余册。

王伯祥藏书于“一二·八”事变毁于战火，片楮无存。抗战留沪期间，藏书又小具规模，在搬到霞飞坊三十五号二楼居住时，不可一日无书的他，借用三楼相当于卫生间的一小间房，特请木工量定尺寸，打制了一通到顶的书柜，毫无隙地排放藏书，聊以自慰地命名为“书巢”，此处成为王伯祥埋首著述、不辍丹铅的小天地，并请叶圣陶撰《书巢记》以记之，更以《书巢歌》称道王伯祥读书治学之乐：“分别部居引朋曹，整治逮夕未觉劳。曲斋旧观复今朝，坐拥奚啻南面骄！”1950年9月，王伯祥举家迁京，中经集散无常，仍存二万余卷一万四五千册书，装了十八个大木箱，入住东城小雅宝胡同五十一号，在北屋西山墙做了一壁书架，又购置了六个玻璃门书橱，专以贮书庋藏。理架陈书，自署“小雅一廛”以志庆。袁行云曾撰《小雅一廛行》颂之：“先生花甲后，不轻返乡里。卜居京城东，小雅胡同閟。一廛孰云小，充栋汗牛集。四部纷在架，金石图像备。书多弗贵藏，本为饱腹笥。”坐拥百城，环睹楮墨芸香，潜心攻究，南面王不易。前辈学者嗜书积学、矢志靡它的风仪于斯概见。

共同的志向是成就他们事业的动力。顾颉刚和叶圣陶幼年同居苏州市内悬桥巷，可以说是“发小”，又同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叶圣陶在读私塾时已与王伯祥结为好友。受章伯寅老师爱国主义教育影响，“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地理、名人伟业；要爱国就得先晓得我国的自然地理、历代英杰”。他们铭记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训，奉顾亭林为楷模。三人先后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通称“草桥中学”），志趣相同，意气相投，友谊日笃。学习之余，时有选胜登临、远足出游，品诗衡文，激扬文字，畅谈无禁，期间结社作诗钟，组织国学研究会，受白居易《放言》诗启发，组织诗社——“放社”，意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政治见解。创办油印刊物《课馀丽泽》，发表诗文作品，阅读进步刊物……凡此种种学术文艺活动，三人无役不与，声应气求。

中学毕业以后，顾颉刚考取北京大学，负笈北上求学；叶圣陶因家况清贫，当了小学教师；王伯祥为稻粱谋入苏州宪兵营任秘书，因看不惯军官跋扈作风，不久离职，别谋枝栖。后叶、王二人应邀去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任教。任教期间，叶、王与同仁组织甪直镇教育会，研究改革教育等问题。同时，协助顾颉刚收集苏州民歌，以备其编辑《吴歌甲集》之用，对顾颉刚研究上古史、民俗学多有助益。三人虽南北分途，天各一方，但尺素往还不断，款诉心曲，互通信讯，顾颉刚把章太炎在北京国学会讲学的笔记邮寄叶圣陶，供其研习。树人百年，宁为早计。所寄书信，多黾勉向学之语，如叶圣陶日记中所说“皆振我精神，勉我兴奋之词”。叶圣陶被排挤出校，赋闲在家，开始靠卖文谋生。顾颉刚邮简频频，把研究中国学术的十年学习计划和书目提供给叶圣陶参考，拟为为学程序，劝慰叶圣陶“不必以寂寞自伤，正研究学术自怡天怀之时也”。桃潭情重，叶圣陶感铭在心，“诵后感激万状，自数知交多亦百数，直谅忠诚，谁复如君哉？”并接受顾颉刚的建议，按“为学程序”潜心读书。endprint

三人惺惺相惜，事业上倾心鼎力，互相汲引帮衬，共同进步。在北大攻读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顾颉刚积极参加进步文学团体新潮社的活动，提倡白话文，不失时机地介绍叶圣陶、王伯祥加入，邀请他们为《新潮》杂志撰写文章。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以后，经顾颉刚力荐，叶圣陶、王伯祥遥领通讯研究员。1920年顾颉刚毕业后留校任教，追随胡适先生整理国故。他对跼处乡间、屈就小学教师的王伯祥时时惦念，期望挚友能改善环境，施展才华。他特向胡适先生引荐王伯祥，列举王伯祥在史地方面的特殊才能，认为其在小学任教实为大材小用，埋没人才，恳请胡适先生施以援手，招其来北大任事。当时，因北大没有适宜的机会，胡适先生将王伯祥转介绍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恰因厦门集美学校托胡适先生介绍国文教员，顾颉刚请其介绍王伯祥赴任。两年后，顾颉刚准备辞去北大预科国文讲师一职，又推荐王伯祥接任。不久，叶圣陶也应邀来北大任教，和顾颉刚同寓大石作胡同，与王伯祥同住一室，联床共灯。三人皆孤身羁旅，却不减如归之乐。1921年1月4日，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立，叶圣陶、王伯祥是发起人之一，得到顾颉刚的大力支持。

1922年9月，王伯祥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高梦旦招聘，弃教从编，举家迁沪，到商务印书馆供职，任史地部编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有馀，编了不少史地教科书，并撰写了多部专著。1923年1月，叶圣陶由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之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任编辑，选编《学生国学丛书》。为促进和推动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繁荣发展，二人加入了朴社。1922年3月，顾颉刚恩重如山的祖母病重，顾颉刚请长假返苏尽孝侍养。祖母去世后，经胡适先生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以解决生计。机缘凑泊，三人在商务印书馆就职共事，顾颉刚和王伯祥同住永兴路华英公学弄堂内，诂经谭史，移晷忘倦，颇得学术商兑之乐。

此后，顾颉刚仍回大学执教。王伯祥、叶圣陶于193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正式加入开明书店任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

抗战军兴，王伯祥因家累过重，在留沪开明书店坚守，主持业务工作，其间助成《古史辨》第六册、第七册出版。承担迁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顾颉刚任所长）主办的《齐鲁学报》在沪出版，被学界称誉为“当时‘孤岛上唯一有质量的文史研究刊物”。叶圣陶则举家内迁，由杭州而武汉而重庆，随开明书店羁旅异乡，漂泊在西南天地间，艰苦备尝。顾颉刚因宣传抗日受到通缉，避难绥远，辗转西北考察，先后在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任教，办《文史杂志》，八年之间心为形役，断梗飘蓬，但瘁心学问，寸阴是惜，矢勤矢慎地进行学术研究，撰述不辍。三人暌隔，参商难晤。危时乱世，邮路修阻，但缄札相通，鸿鱼不断。时殷问讯，离怀别绪，情谊拳拳，其声可闻。国难之中剖沥肝胆，互相激励，正所谓“鸡鸣风雨，吾道不孤”，为中华文化护持薪火，续命弘道之志愿勤劬不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人重聚北京，如叶圣陶诗云：“玄妙观中三年少，老寓京华东城道。”三人殖业余暇，过从密迩。东四八条的叶宅植有两株海棠，每年春花初放，在京老友素交都被邀至叶家聚会赏花，品茗小酌，竟日畅叙，意诚谊重，终生不渝。

人有宏愿，天必佑拥。前人有言：“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一生困学不倦，身历百艰，奋发不懈，用底于成，在学术、教育、出版领域声名素著，建业流芳。王伯祥，著名文史学者、编辑家，与顾颉刚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不同，他与叶圣陶是通过自修自励，终成槃槃大才的，二人堪称自学成才的典范。王伯祥邃于史地之学，一生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辑补，精于目录版本，对明人严衍《资治通鉴补》专意点读，以《四库全书》失载其书深以为憾；对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随手增补；两次点阅《四库提要》；整理古籍，校点出版《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等。任职开明书店期间，策划主持“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的出版，影响深巨。他提出，在原有“二十四史”之外，加上民国柯劭忞编的《新元史》，成“二十五史”，并为每部史均编了详备的参考书目，罗列主要版本及有关该史重要研究著作，附印各史正文之后，以利检用。他同时与配备的两名助手周振甫、卢芷芬编成《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编者诚劳而用者则逸，称便学林。《二十五史补编》搜集了有关正史中表志未备而后世增补、注释、考订、校勘的著作，多方访求，拟订目录，广泛征询国内史学家意见，往复商榷，集思广益，得二百四十六种，其中刻本一百八十种，稿本六十余种，汇于一编，合荟锓梓，极利于正史资料的完善和利用，堪称书林貂裘。顾颉刚作序，称扬其学术价值：“为昔人著作谋尽其用，后来学术广辟其门，使材料不集中之苦痛从而解除，此真无量之功德，所当为史林永颂者矣。”新中国成立后，王伯祥应老友国家文物局局长兼任北大文研所所长郑振铎之邀，任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员。后文学研究所改属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伯祥先后选注《史记选》、参与《唐诗选》编选、撰著《增订李太白年谱》，晚年还写有《庋 偶识》、《庋 偶识续编》、《旧学辨》等学术著作，一生著述宏富，堪称此中事业有千秋。

顾颉刚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经学、古籍整理等方面有开拓创辟之功，被誉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受“历史演进法”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判别古史可信与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在史学上取得突破性的创获，石破天惊，引起古史论战，结集为煌煌七大册《古史辨》，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建坛立坫，震古烁今，广受推挹，胡适称其“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余英时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震荡”，“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对中国古代民族和地理进行深入考辨，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学术研究成果卓著，被称为“《禹贡》派”。边疆史地研究从此发端，促成中国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显学。他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路人，1926年在厦门大学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成为中国民俗学奠基与正式开展的标志。1936年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先后出版的《吴歌甲集》提供了区域民间文学的研究典范，《妙峰山的香会》提供了田野作业的典范，《孟姜女故事研究》成为研究故事传说的典范。顾颉刚以“古史四考”推翻旧系统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的偶像，化经为史，还原经学的历史性，对儒家“十三经”中最尊的《尚书》进行现代的科学整理研究，晚年致力尤挚。以重建古史为核心，他在古籍整理实践中多有开创，有富于远见卓识的古籍整理规划，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校点总其成。出版著作《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多部。去世后，留下二千余万字遗稿，包括学术论文、读书笔记、书信、日记等。2011年，全六十二册的《顾颉刚全集》出版，其奕奕赫赫的学术成果作为一座丰碑，永远彪炳于中国学术史之中。endprint

叶圣陶，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新文学史上少见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三位一体的文人典型。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创作发表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和话剧剧本，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为“求诚”而进行文学创作，英思泉发，笔健产丰，叱咤五四文坛，可谓传神文笔有千秋。先后出版《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倪焕之》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坛才有了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茅盾称之为“‘扛鼎的工作”。散文创作有《剑鞘》、《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叶圣陶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稻草人》是中国第一本现代童话集，被鲁迅先生称许为“是给中国的儿童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此外还有《古代英雄的石像》、《四三集》等。从1923年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2年起改任开明书店编辑，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开明书店负责人之一，他一如既往扶植文学新人，如端木蕻良、秦牧、吴祖光等。在他的价值观念、人格修养的熏陶下，开明书店同仁坚持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四个“有所”精神，一丝不苟地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又加上“不马虎”，从而形成特有的“开明人”和“开明风”。长期的编辑生涯，他先后参与创办、主编或编辑过《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文史教学》、《中国作家》、《人民教育》、《中国语文》等多种刊物，发现、擢拔、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均成为知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以“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为座右铭。他先后主持编辑出版各类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约五百种，撰写十余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乐育英才，对语文教育事业颇有贡献。

2013年，王湜华先生撰写的《玄妙观中三年少——追忆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三人之友谊》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受父辈的恩泽，有追侍左右的亲历亲见，王湜华先生饱含深情，以追忆父辈三人友谊的方式，按时间顺序，真实地记录下他们整理国故的非凡业绩，缅怀他们高尚的爱国情操、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做人操守，言简意丰，词约旨远，历历如绘地再现了三位国学大师级的行谊风范，使读者领略到他们松筠其品、云鹤其姿的风采，他们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众口交推。通读之余，令人心畅神驰。前规宛在，后辈学人矫首仰止，每怀霁范之余，理当见贤思齐，奋起追摹，再续爱如手足、亲如同胞，友谊成就名山事业的传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