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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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4日，32岁的布罗茨基怀揣着祖国强塞给他的护照，独自从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机场起飞，开始“猛嚼流亡的面包”。从专制封闭的祖国一下子来到令他眼花缭乱的西方，布罗茨基经受了短暂的眩晕。他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形单影只，一脸茫然。事实上，布罗茨基的流亡之路说不上多么坎坷，刚到欧洲，他便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英国大诗人威斯坦·奥登那张“惊人的脸”。奥登当时正在奥地利的吉尔赫施特腾小镇度夏。自1958年以来，他差不多每个夏天都来此。奥登“像一只抱窝的母鸡”一样迎候了他，带他参加重要的诗会，为他的诗集作序，将他介绍给希默斯·希尼、以赛亚·伯林等人。布罗茨基认为，暮年的奥登之所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布罗茨基得遇暮年的奥登，是他的天命和运气；对奥登而言，布罗茨基不过是他晚年经常资助和提携的诸多后辈之一。自1950年代开始主持“耶鲁青年诗人丛书”，他曾极力提携过艾德里安娜·里奇、W.S.默温、丹尼尔·霍夫曼、约翰·阿什贝里、詹姆斯·赖特、约翰·霍兰德等后辈诗人，一如当年艾略特提携他。

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奥登是1973年7月，在伦敦的斯蒂芬·斯彭德的家里。“威斯坦正坐在桌子旁边，右手夹着一只香烟，左手端着高脚酒杯。关于鲑鱼的冷酷这个主题高谈阔论。由于椅子太低，由家庭主妇拿两册牛津英语字典凌乱地垫在他屁股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