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乐军

晚唐社会中的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战乱这三大痼疾给唐王朝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文人士子的出路亦愈发狭窄。传统的科举考试之途中，制举、明经、杂科日渐式微，只有进士科一枝独秀并最终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竞争空前激烈。由于唐代科考一直采用不糊名、通榜等形式，虽有选人相对透明之利，但贿赂、门第、朋党、关节等冲击因素所带来的弊端却大大抵消了那么一点点的便利，使得文人士子们对公道的评述不一而足，也为我们认清这一历史现象笼上了一层迷雾。那么晚唐科场到底有无公道可言？

一

失意者对科场公道的评述当然是负面的，因为他们处在失望之中。落第的痛楚令人心碎：“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下第后上李中丞》）“一枝仙桂，尝欲凯觑，十年恸哭于秦庭，八举摧风于宋野。”（罗隐《投湖南王大夫启》）“行年忽已壮，去老年更几。功名生不彰，身殁岂为鬼。”（刘驾《下第后屏居长安书怀寄太原从事》）落第还给他们带来诸多的难堪，主要是愧对亲友：“如病如痴二十年，求名难得又难休。回看骨肉须堪耻，一著麻衣便白头。”（刘得仁《省试日上崔侍郎四首》其二）“故乡朝夕有人还，欲作家书下笔难。”（章碣《下第有怀》）“落第愁生晓鼓初，地寒才薄欲何如？不辞更写公卿卷，却是难修骨肉书。”（杜荀鹤《下第投所知》）“旧交因贵绝，新月对愁生。”（顾非熊《冬日寄蔡先辈校书京》）

失望之余，自然需要寻求原因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首先是从自身找原因，寒门出身便很容易被想到：“病想医门渴望梅，十年心地仅成灰。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罗隐《丁亥岁作》）“桂树既能欺贱子，杏花争肯采闲人。”（李山甫《下第卧疾卢员外召游曲江》）“十载声沉觉自非，贱身元合衣荷衣。”（张《言情》）除了归因于出身的低微，还有无人荐引的惆怅：“莫惊西上独迟回，只为衡门未有媒。”（雍陶《人问应举》）“要路无媒果自伤。”（韦庄《下第题青龙寺僧房》）

出身寒门且无人荐引，似乎成了失意者抚平心灵创伤的麻醉品。有趣的是，他们几乎没有提到自身才学方面是否欠缺的问题，而是将目光放开来，终于发现了造成自身科场失意的主因，那就是公道的缺失。于是，对科场不公的指斥成了失意者共同的呼声：“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癸卯岁毗陵登高会中贻同志》）《北梦琐言》卷七《高蟾以诗策名》道：“进士高蟾……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曰：‘翰苑何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这里以胡曾、罗隐之怨刺反衬高蟾之安分，高蟾于是得第。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亦称其为“安分语耳”，又称“存得此心，化悲愤为和平矣”。实际上读完这首《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我们并没有感到“和平”之意：诗人以天上碧桃、日边红杏喻指权要子弟以及那些攀龙附凤的无耻之辈，这些人偏偏能够金榜题名；自己要路无媒，恰如低洼的秋江上自生自长的芙蓉，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春风不至，命该如此。这样的“安分语”，岂能让人感到一点点“安分”！秋江芙蓉怨何深也！可见出身寒门且无权要荐引，是大量失意者的劣势，也正是那些凭借门第、关节者登第的优势，失意者的不满甚而引发怨恨：“雀儿未逐飏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足，黄昏依旧委蓬蒿。”（于邺《下第不胜其忿路左佛庙》）“落尽春红始着花，花时比屋事豪奢。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罗邺《牡丹》）

二

有意味的是，尽管失意者对科场不公多有指斥，但并未完全放弃对科场公道的期待。“最贱不自勉，中涂与谁争？蓬为沙所危，还向沙上生。一年秋不熟，安得便废耕。”（曹邺《偶怀》）“文战偶未胜，无令移壮心。”（方干《送喻坦之下第还江东》）“青云道是不平地，还有平人上得时。”（李频《自遣》）“明时公道还堪信，莫遣锥锋久在囊。”（李咸用《赠陈望尧》）“每到花时恨道穷，一生光景半成空。只应抱璞非良玉，岂得年年不至公。”（张乔《自诮》）“近腊饶风雪，闲房冻坐时。书生教到此，天意转难知。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还应公道在，未忍与山期。”（杜荀鹤《长安冬日》）“何事欲休休不得，来年公道似今年。”（韦庄《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

看似矛盾的是，科场失意者一方面对科考不公大加挞伐，一方面又难言放弃而相信公道，其实这恰恰说明晚唐科场上的公道并非完全缺失，至少也给寒素之士留下了一丝希望，少部分寒士如李频、许棠、聂夷中、黄滔等人的及第，也给寒素者平添了信心。

仅听失意者的一面之词，显然并不能对晚唐科场公道与否作一完全评判。在得意者看来，科考成名，正是科场公道最有力的明证。“今日始知天有意，还教雪得一生心。”（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升平时节逢公道，不觉龙门是崄津。”（袁皓《及第后作》）就具体个人来说，登第前后对科场公道的评述更值得玩味，典型者如黄滔。晚唐文人中，他对科场公道议论最多，在不同情境下，话锋却偏向不一。在《颍川陈先生集序》中云：

唐设进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镜，喻之平衡，未尝不以至公为之主。而得丧之际，或失于明镜，或差于平衡。何哉？俾其负不羁之才，蕴出人之行，殁身名路，抱恨泉台者多矣。呜呼！岂天之竟否其至公也，抑人之自坎其命邪？颍川陈先生，实斯人之谓与。

黄滔在此文中为其科场失意终生的姑丈陈黯鸣不平。“负不羁之才，蕴出人之行”的陈黯等举子终生难以登第，表明科场有失“公道”。但在其干谒求第时，却对科场“公道”赞不绝口。《段先辈启•第二启》：“且圣代近来，时风愈正。取舍先资于德行，较量次及于文章。无论于草泽山林，不计于簪裾绂冕。”《蒋先辈启》：“矧国朝之设科待士，较文取人。往岁主司，则断于独鉴。近时公道，则采自众称。由是重望朝贤，有名先达，得以主张斯道，梯级将来。”唐人将新及第暂未授官者称为“先辈”，这是黄滔写给二人的书启，希望对方为自己延誉。由于对方正是凭借科场“公道”而及第，所以文中暗赞对方是藉德行、文才登第，而不是藉“簪裾绂冕”，即门第和关节而得进。无论对方及第实际情况如何，这些话对已第者都是最为中听的。再看黄滔写给权要的干谒文是如何看待“公道”的，《与裴侍郎启》：

伏惟侍郎中丞顷持文柄，大阐至公。垂为圣代之准绳，悬作贡闱之日月。某为后无私之两榜，遂乖必字于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赐悯伤，直加赏录。……今则已除主文，只祈阴德。延颈于沟隍之底，瞻恩于邱岳之隆。

《杨侍郎启》：

伏以侍郎荣司文柄，宏阐至公。历选滞遗，精求文行。泉下则大臣有感，揭起销沉。场中则寒族无差，酌平先后。所以如某者，曾干衡镜，经定否臧。若不蒙指向后人，说为遗恨，则宰辅之为荐举，帝王之作知音，而主且不言，人谁肯信。由是须出侍郎金口，须自侍郎瑶函。

此二启均是黄滔下第后上书主司之文，不仅没有抨击科场不公，还大赞“大阐至公”、“宏阐至公”，这种违心言语，当然是此时此地硬着头皮也要说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来年求第打基础。相比于罗隐、来鹏等一味斥责科场不公的做法，黄滔对科场公道的价值判断可谓圆滑老练多了。这应当是其科场失意多次后教训的总结，磨去的是可贵的棱角，剩下的是世故和庸碌。果然，黄滔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登第后他对科场公道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放榜日》：“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郄诜联臂升天路，宣圣飞章奏日华。岁岁人人来不得，曲江烟水杏园花。”此时的黄滔，再也不是那个屡屡抨击科考不公的落拓书生形象——他意气风发地为唐王朝科举制度唱着赞歌，俨然一位官味十足的士大夫了。

三

晚唐诗文中有关科场公道与否的评述，往往是作者根据自身时位之变化而作出的率性表达，并无客观统一之标准。失意者多言不公，得意者强调至公，甚而同一人在不同情形下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述。

胡震亨说：“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场中钻营恶态，忮懻俗情，一一无不写尽。”（《唐音癸签》卷二十六《谈丛二》）这是言晚唐科场失意者多，诗作亦多，对科场公道的评述自然倾向负面，而成名者往往发生了志向转移（唐人将科举成功称作“成名”），从诗文创作转向仕途经营，作品自然少了许多。何况成名者本就属于少数，这样，晚唐大量有关科举的诗文给后人带来的印象是科场不公简直是司空见惯之事，偶尔见到的公道反倒成了稀罕之物，这是时人和后人有意或无意的渲染造成的事实夸大。实际上，晚唐科考不公确实存在，门第、朋党、关节、贿赂等不正当因素的冲击也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人们科场公道的印象，但还不至于失控，晚唐科场在朝政风雨飘摇之时仍保持了起码的公道。

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中说：

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有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先，固已定于胸中矣。

从语气中看，洪氏虽承认唐代科场有不公现象发生，总体上仍是肯定公道之存在。那么晚唐科场是如何维系起码的公道的呢？一是统治者对科举的持续关注和适时介入保证了科场上起码的公道。要知道，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维系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统治者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要害。当科场上出现明显不公进而影响士子群体的稳定时，统治者自然会强力介入以彰显名义上的公道。如《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载：“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昭宗皇帝颇为寒畯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是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晚唐君相介入科场腐败，使得公道仍能留存士人心中。昭宗《覆试进士敕》一文正是对此次事件的处理意见：“昨者崔凝所考定进士……其崔砺、苏楷、杜承昭、郑稼等四人，诗赋最下，不及格式，芜颣颇甚。曾无学业，敢窃科名，浼我至公，难从滥进。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举。”二是权要者并不能全部垄断科场录取事宜，部分主司仍具有正直的良心和操守，一些寒素文人还能通过科场成名，而且部分权要出于名声或其他因素有时也会提携寒士，如李德裕提携卢肇、杨汉公称赞项斯等，这也给其他未第者以希望。三是时人和后人指斥的晚唐科场腐败，似乎受害者都是寒素文人，其实由于科场竞争的激烈，僧多粥少的现实，即使是士族权要子弟也并非都能一蹴而就。如李景庄，浙西节度使李景让之胞弟。“累举不捷，太夫人闻其点额，即笞其兄，中表皆劝。如是累岁，连受庭责，终不荐托。亲知切请之，则曰：‘朝廷知是李景让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耳。既而宰相果谓春官：‘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是岁景庄登第矣。”（《金华子杂编》卷上）此事有无“苦肉计”之意姑且不论，但身为权要子弟的李景庄数举不第却是事实。再如王镣，宰相王铎之弟。“王镣富有词学，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佳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得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声闻蔼然，果擢上第。”（《唐诗纪事》卷六十六）这是有才学而仍受到挫折的权要子弟登第情形，还有并无才学的权要子弟，登第则同样很难。《唐摭言》卷十五《没用处》：“高涣者，锴之子也，久举不第。或谑之曰：‘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盖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薛昭俭，昭纬之兄也。咸通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知难而退。”

钱穆认为：“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所不能摇，宰相所不能动者。”（《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钱氏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肯定了科举之积极作用，其中“皇帝所不能摇，宰相所不能动者”正是科举中“公道”之核心。真正的“公道”是彻底排除人事干扰，按照既定的考试规则进行，再完全凭才学录取。晚唐科场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再加上其时文人因为出路狭窄而产生的极为迫切的及第愿望，以至于将毕生的追求和幸福都寄托在科场成功之上，这是科举考试本身难以承受之重，也是包括唐王朝在内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难以满足的。但无论如何，封建科举制度能够盛行千余年之久，自然有其生命力关键之所在，而维系起码的公道是其核心要素。晚唐以后的封建王朝，可以说均是在唐代科举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强化了科举制度建设，在维持其封建统治方面出了大力。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