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1946年2月9日一大清早，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滕代远，率领副官、参谋、译电员和警卫人员等20多人，从河北武安县乘坐美军派出的道格拉斯C—47型运输机飞抵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妄图霸占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竭力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他声称要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制造军事冲突。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12月25日发表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斗。并决定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以“调处”国共间军事冲突的名义来华。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派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政治谈判，达成了有关协议。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3个委员，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规定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按照三方协议，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的领导，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政府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间的军事冲突。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滕代远赴北平担任叶剑英的军事顾问，参与军调部工作。为了执行任务方便，中央军委特别授予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以军衔，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饶漱石均为中将。同时，滕代远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以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在北平设立办事处。

《解放日报》1946年2月13日在第一版刊发消息称：滕将军于临行前向欢送者表示：“个人此行，内心倍觉兴奋。中国和平曙光已现，目前唯有更加努一把力，争取早日达成公平的地方休战协议。解除敌伪武装，恢复交通。”

滕代远到达北平后，最初住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南河沿大街北口路西的翠明庄。他派出人员四处了解情况，经过缜密的策划，以1700万法币（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纸币）的价格，买下了西单前京畿道11号一座四合院，设立了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

由于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不同意公开挂出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牌子。滕代远为此多次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系交涉。国民党当局鉴于当时北平市内急需的一些物资粮食等要经过解放区才能运进市内，因此不敢对此断然拒绝。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同意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门外挂“滕公馆”的牌子。滕代远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军事顾问兼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是申伯纯，秘书是李新中校，另外还有一等秘书李平中校及林一、郭西、李菲宜、张素华等工作人员19名。为便于公开活动，这些工作人员平时均穿着国民党美式军装，佩带军衔。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有：负责统战与群众工作，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搜集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关情报，同时，为解放区部队购买西药器械等军需用品。另外，根据地来往北平的一些高级干部和家属，也都临时住在这里。

而国民党当局大耍两面派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对他们的正常活动处处加以监视与限制。

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军警宪特20多人包围并闯入了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院内。

李新在回忆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凌晨3时，我于吵嚷声中惊醒后，即整衣出屋，见一批军警正与办事处副主任申伯纯争吵。我当时以滕代远秘书的名义，毫不犹豫冲上前去，请申伯纯回屋休息，要军警有事和我商谈。

军警问：“你是干什么的？”

李新回答：“我是滕代远将军的秘书。”

军警说：“你负责集合全体人员，我们要清查户口。”

李新严词拒绝：“这里是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是军事机关，你们不得干扰。”

军警理屈词穷，只得推说：“是奉上峰命令，例行公事。”

李新指出：“既然是上峰命令，请拿出命令或手谕来。”

军警说：“啊！这个，这个……”

他们十分尴尬地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双方僵持许久，没有结果。军警无理地提出要“滕公馆”的工作人员去见他们的上峰。李新等5位工作人员昂然挺胸，随军警走出公馆，前往警察局内二分局。他们分别是：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李新，中校一等秘书李平的夫人张素华，李平的女儿、年仅11岁的李玉瑾，以及应国民党北平当局的邀请，前来洽谈商务的晋察冀贸易公司经理李耕涛和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刘鸿达。

到警察局后，警察递给每人一张“传讯登记单”，大家看后十分气愤：我们有合法机关的合法身份，你们有什么资格传讯我们？李新当即把传讯单翻过来，在背面写上“抗议书”，其他人也照此办理。

当时，警察局院内还拘押了许多群众，大家都很同情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方人员乘机向群众进行宣传，特别是李平秘书的女儿李玉瑾，她刚从解放区来，大讲解放区如何民主，人民生活如何幸福自由。

据李玉瑾（解放后任上海市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来回忆：“有一天清晨，我们住的大院被国民党包围了，其中还有两名女警察，我们被抓走了。当时被捕的还有许多中共人士，我们被分别关在不同的警察所。我妈妈深知我党的方针政策，也看透了国民党的阴谋诡计，面对国民党的挑衅，只有针锋相对，斗争到底。我很镇静，国民党当局叫我们写悔过书、填表格，我都拒绝了。在妈妈的影响下，我也一点儿都不害怕，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讲理。我告诉他们：日本鬼子被打败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打内战不得人心。你们随便抓人，就说明国民党不讲民主，没有和平诚意 ……我的讲话使看管我们的警察感到震惊，他们没有想到，中共方面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能有如此胆识，讲话干脆利落，言简意赅，句句有理。”当时在场的群众听了，都无不感叹。天亮了，警察们见势不妙，便让我方人员每人填一张所谓“愧悔书”，承认“漏报户口之错误”，便可释放回去。李新一听更加气愤，怒斥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讲和平，讲团结，有何可愧？有何可悔？你们践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犯下罪行，该愧悔的应是你们！”

就在军警突袭“滕公馆”的同时，以北平警备司令部张靖、北平警察总局赵耀南为首的军警宪特200多人，武装包围了设在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的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社编辑部，宣称要“检查户口”。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闻声而起，据理力争。军警拿不出合法的搜查证明，便打破门窗玻璃，一拥而进，到处翻箱倒柜，砸毁办公家具，强迫搜身，还强行抓走钱俊瑞、副总编辑姜君辰、副社长杨赓、秘书马乃庶以及张维冷、张蓓、孙正、吴之平、鲁果、王中长、潘言祥等我方工作人员27人，押往警察局外二分局。

与此同时，我方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也遭到军警宪特武装包围。除炊事员、通讯员和传达室门房3人外，以办公室副主任马健民为首的11名工作人员全部遭到逮捕，多人遭到殴打，数人受伤。军警们将我方人员两人捆成一组，驱赶到警察局内四分局关押。

就在4月2日晚上，滕代远刚从重庆飞返北平，与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人开会研究拟在北平召开我军战区参谋长会议，讨论制定全军整编计划。因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才结束，滕代远就留住在翠明庄，没有返回办事处。他刚刚睡下，又被值班参谋叫醒并被报知我方驻北平三处机关的43位工作人员被当局抓走的消息。滕代远立即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中共代表团领导马上起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这是自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以来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共事件，从开始组织一些地痞流氓到军调部办公处举行反共示威，冲砸我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到出动大批军警，在3个地方同时行动，迫害我方人员，这表明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已经开始升级。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事件发生后，我和叶剑英向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我方人员。”我方立即向国民党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北平市政府，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提出交涉。滕代远亲自去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北平市市政府递交抗议书，严词驳斥反动派制造所谓“户口手续未竣”的无耻谰言，指出：这次事件严重损害了军调部的尊严，危及初奠始基的和平团结局面。要求当局必须惩办肇事者，公开向我方道歉。罗瑞卿、宋时轮赶赴医院看望伤员；赖祖烈、荣高棠、陈雷分别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拍摄照片；黄华、马海德请美联社记者对外发布新闻；叶剑英则用电台立即向延安报告情况。

滕代远、李聚奎还分别赶往警察局内二、外二分局，亲切慰问我方被押人员，告诉大家斗争要注意策略，要适可而止，合理合法进行斗争，没有党的指示，不能随便行动，只要当局无条件释放，同志们即可回去。

4月3日上午10时，经过多方努力和有效斗争，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只好佯称“出于误会”，派一个巡官将李新等5人送回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在往回走的路上，那个巡官不断向李新解释说：他们是被迫执行上峰命令，实属无奈。

看到光荣归来的勇士们，滕代远等人十分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在场的其他同志拍手唱歌，喜笑颜开。

当晚7时，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一楼宴会大厅主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通报事件详细经过。招待会上，他身着国民党美式呢制军装，左侧胸前佩戴蓝白色军事调处执行部徽章和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徽章，腰间扎一条武装带，显得威武而严肃。由于激动和气愤，他的湖南口音显得有点浓重。

滕代远首先指出：我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系经蒋介石、孙连仲口头允许设立，办理返乡运粮事宜。然不挂牌，在警局以“滕公馆”的名义报户口。《解放》报为中共机关报，根据党派平等，言论自由原则出版。不料竟遭军警特务非法搜查，并捕去大批工作人员，显系破坏和平团结。我代表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我方被捕人员；依法惩办肇事者，向受害的中共三机关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接着，由被捕释放的《解放》报女记者范元甄和李新分别报告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社及“滕公馆”工作人员遭受非法搜查、殴辱、逮捕的详细情况，引起与会约百余中外记者的一片骚动。只见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各种录音设备一齐指向发言者，“四三事件”发生在北平不过16个小时，便随着电波传遍整个北平，整个中国。

会议结束时，滕代远又向天津《大公报》著名女记者子罔（即彭子冈）严正表示：“中共不怕威胁恐吓。言论自由业经开放，在北平，别的党派有报纸，共产党也一定要有报纸。中共在北平办报，准要办，不准也要办。我们决不怕威胁，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决不受无法无理的侮辱。为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我们要坚持原则，奋斗到底！”

这次记者招待会，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的行径，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谈判，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共建新中国的严正立场，赢得了中外舆论的普遍同情。不少记者认为：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招待会，是一次颇有意义的采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高度赞赏滕代远在招待会上显示出来的惊人的政治敏感力和威武的军人风度。

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事件不仅没有迫使我方屈服，反而弄巧成拙，慑于舆论上的压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在4月4日下午将钱俊瑞等我方人员押往北平警察总局。

同日，叶剑英、滕代远约见北平市市长熊斌和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向他们当面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熊斌表示对此事全然不知，答应进一步调查。傍晚6时许，叶剑英与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同到警察总局，与被拘留的《解放》报社长钱俊瑞见面。叶剑英当面论争，钱俊瑞现身说法。在事实面前，陈焯慑于压力，不得不当面赔礼道歉，假惺惺地表示：“当然，有市长的话，我只能放人啊。诸位受了很多委屈，很对不起。”他还保证今后不对我方新闻单位有所歧视，与社会各界一视同仁。

随后，我方调集十几辆小汽车去迎接被捕的人员。4日晚7时，我方被捕人员在钱俊瑞率领下登上汽车，经过宽阔的正阳门大街和长安街，大家振臂高呼口号：“正义必然胜利！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震耳的喇叭声和正义的口号声，从一条街传向另一条街，响彻北平夜空，吸引了沿途群众的目光。滕代远回忆说：“我们调了十多部小汽车迎接钱俊瑞出来，还游了街，示了威，回到翠明庄放了爆竹，欢庆我们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召开欢迎会，叶剑英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我被捕人员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真理和正义斗争到底。散会后，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宋时轮、李聚奎、黄华等人再次开会，认为北平形势已更加险恶，原计划在“滕公馆”召开的整军会议已不再合适，经请示党中央后，决定将会议改到延安举行。

“四三事件”后，蒋介石命令郑介民严密监视各地“三人小组”中的中共代表。北平的军统特务不仅对进出军调部和“滕公馆”的中共代表团人员进行监视、跟踪，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伺机暗杀叶剑英和滕代远。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就是段云鹏。

“滕公馆”位于西城区西单前京畿道11号四合院，那里曲巷幽深，地形复杂。其后邻是国民党宪兵十九团的一个队和空军第六大队。段云鹏既不能惊动这些驻军，又不能被共产党抓住。连续几天把周围的环境详细摸清之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段云鹏动手了。他独自一人，施展蹿房越脊功夫，从旁边的屋顶蹿到滕宅正院天棚上，悄悄隐藏下来，观察院内各处情况。看见正房北屋亮着灯，里面住着滕代远夫妇，南屋办公桌上有人在睡觉。南跨院的几个人正围着一锅热汤面在吃夜宵。由于整个院内灯火通明，他在天棚上趴了近3个小时，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直到凌晨三四点钟天将亮时，他由滕宅向东撤回，刚从一条小胡同的墙上跳下来，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断喝：“谁？干什么的？”段云鹏吓得扭头就跑，随即“啪”的一声枪响，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掠过。他迅速逃到一条南北向胡同里，才得以脱身。飞贼段云鹏没有得手。在八路军这些身经百战、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战士面前，飞贼只不过是飞蛾扑火，自不量力。

1946年8月10日上午，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诱迫中共代表接受蒋介石的5项条件。周恩来坚决予以拒绝。随后，他们又在公开谈判之现状和症结问题上为蒋介石辩护，说“国共双方领袖虽极愿制止冲突，但有若干问题需立即解决者，尚未成立协议。双方显然无法就此项问题获得解决，否则即可颁布通令完全停止中国之冲突”。同日下午，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处”失败。军调部和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也随之撤销。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