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效农

2014年8月30日，是父亲皮定均的百年诞辰，而他离开我们也已经38年了。清明节前，我又一次站在灶山顶上，远处是湛蓝的台湾海峡，一阵阵劲风拂面，却吹不断我对父亲的思念。

1976年7月7日11时15分，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父亲在漳州机场换乘米—8直升机去东山岛参加反登陆作战演习。飞机从灶山脚下的水库低空飞来，像一个走路蹒跚的老人，以每小时230公里低速向山顶飞去，过山腰后突然以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撞向山顶的岩石。霎时间，一团火球腾空而起，在惊雷和闪电暴雨中，父亲结束了他英勇传奇的一生。

如今，灶山那块巨石上被直升机起落架划出的痕迹仍清晰可见。38年过去了，经过封山育林，松柏已覆盖了光秃秃的岩石山头，父亲的牺牲地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山顶上的东坪村小学校长都会带着村里的小学生前来扫墓，讲述父亲的故事。山下的解放军战士、共青团员和学生，也会上山来给父亲墓地敬献花圈，举行入党、入团和入队仪式……

一

1914年8月30日，父亲出生在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古碑区戴家岭的一个佃农家庭。皮家世代贫穷，多以帮工讨饭为生。父亲出生半年多后，他的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从此，父亲只能和他瞎眼的爷爷相依为命，四处乞讨。

从8岁起，父亲就给地主放牛，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大别山的喜鹊会藏粮食。每当花生、黄豆熟时，它们会叼一些放进一个隐蔽的小洞里，上面盖些枯枝野草，等冬天下雪时再刨出来吃。父亲把喜鹊藏粮的地方一一记在心里。冬天冷时、饿时，就把这些花生、黄豆取出来，和爷爷一起充饥。

父亲从小就生得单薄、羸弱。春夏多雨，他放牛时常常在山坡上滚得像个泥猴子，而秋霜冬雪，更逼得他偎在牛的身旁取暖。似火的炎夏、赛刀的山风，练就了他的筋骨；粗粝的山石、尖利的荆棘，磨厚了他的脚板。他整天在大山上爬着，跳着，奔着，走着。大山是他的母亲，他是大山的儿子。

1929年5月立夏节时，父亲的家乡古碑冲、南庄畈等地来了共产党，举行了武装起义。暴动成功后建立起来的六区游击大队和红三十二师联合打下了皖西重镇金家寨，革命气势一时间如火如荼。父亲由于工作积极，敢于斗争，担任了区、乡童子团长。6月，红一军第二、第三师攻下湖北英山县后，父亲调任英山县童子团团长。

一天，父亲带几个小伙伴去金家铺检查工作，发现那里的县苏维埃主席贺小亭正组织群众打扫战场。原来，红军追歼敌韩杰部队后，未来得及搜集枪支弹药，而群众正忙着割麦插秧，人手不够。父亲便向贺小亭立下军令状，保证3天之内完成清扫战场的任务。接着，他向金家铺全区10个乡下了通知，每个乡调一个大队童子团（100人），带3天干粮，吃住在山上，1000多人织起一张大网，对山山岭岭、沟沟汊汊进行了细致的搜寻。3天时间，共收集各种枪支240多支，子弹1万多发。县苏维埃用这批武器装备了县独立团。父亲因出色地完成了打扫战场、搜寻武器的任务而受到表扬，他的组织能力初步显示出来。

1929年12月底，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在革命的烈火硝烟中，父亲迅速成长起来，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这只大别山的雏鹰振翅飞向远方。

二

父亲15岁参加革命，从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到创建川陕根据地，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开辟太行山豫北、豫西抗日根据地，从中原突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抗美援朝，他征战万里，浴血疆场；新中国成立后，从对台斗争的东南海防前线到建设大西北的千里边防线，他戎装未解，征鞍未下，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

父亲热爱学习。放牛娃出身的他，没上过一天学，他是在长征路上从认背包后挂着的字条开始认字的。然后慢慢学会签名，学会看电报。戎马倥偬之间，他仍手不释卷， 趁打仗间隙，行军埋锅煮饭的个把钟头，抱着本麻纸石印古装书《三国演义》慢慢学。爱学习的这个习惯父亲保持了一生。

父亲最危险的一次学习经历是在1942年6月9日。那天，1.5万日军合围一二九师，父亲所在的五分区西达城村庄也被敌人包围了。合围之前，父亲让参谋长率部队进山到指定地点等他，自己则带着一个班与敌周旋，等待师参谋长李达到来。这时，北面一股敌人沿大路逼近；南面，从林县来的敌人已从河对面的大山上压下来；西面，山半腰敌军的钢盔迎着阳光闪闪发亮；东面，敌人的前锋接近了沿河平地。在这危险时候，父亲居然像平时一样，利用战场空闲临起帖来。他将一张麻纸铺在桌上，然后缓缓磨墨，磨了一阵子，秉笔端坐，一笔一笔写起来。他写了一行，又写了一行。当写完半张麻纸时，北面的地雷先响了，接着西面、东面、南面都响了。爆炸声后枪声大作。父亲在砚台里蘸了蘸笔，又接着写下去。当他快要写完一张麻纸时，地雷在村落边缘炸响。“首长，撤吧！”警卫员刘忠英有些急了。 “不慌，再坚持一阵。”父亲说着，又接着写他的大字。就这样，父亲指挥一个班，没有伤亡一兵一卒，与敌周旋两个小时之久。在这两个小时里，他一笔一画地练写正楷，在两张很大的麻纸上写满了拳头大的字。然后他放下笔，自言自语地说：“李达参谋长这时不来，应该不会来了。”随后，他拿起话筒，通知4个小组把电话机就地掩埋，向北山转移。事后，马夫“老八子”好奇地问父亲写的是什么字时，父亲淡淡一笑：“尽是些骂鬼子的话！”

父亲最紧张的学习，则是在中原突围的24个昼夜的路上。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10个整编师25个旅共30万人，将我中原军区部队6万人重重围困。中原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向西突围。时任中原军区一纵一旅旅长的父亲遵照命令，于6月中旬率领一旅向东佯动，采用疑兵之计，巧妙地调动国民党军向错误方向进攻。经过连续3天英勇顽强阻击，中原军区主力胜利越过平汉铁路西去。而后，“皮旅”和数十倍于己之敌周旋24天，横跨鄂豫皖3省。掠袭松子关，踏破清风岭，夜闯磨子潭，飞越津浦线，斩关夺隘，疾风东去，铁流千里。在中原突围的24个昼夜中，战斗23次，行军750多公里。

从6月26日“皮旅”开始阻击敌人到7月10日胜利脱险，在战斗和行军路上父亲写了14篇日记。我随笔摘录一篇：7月1日这一天，我们越过自抗战以来（我翻越的）第一个最高峰。名为九峰尖，又名大牛山，行程最少，全体人员最疲乏，我本人也很少越过这样高的山峰。我们住宿在肖家畈一带地区。这天的行动是我旅突围以来最困难的，用这最困难的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父亲不仅热爱学习而且也善于学习。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中，华野六纵攻打吐丝口东北大庙敌人核心阵地，久攻不下，部队伤亡过大。虽然战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歼敌2.4万人，俘敌1900余人，受到华野总指挥陈毅的表扬。但在战后，时任华野六纵副司令员的父亲还是找来3个师的领导和司令部参谋人员，研究战况。他亲自审问俘虏，重返吐丝口战场仔细查看地形，分析敌人火力、兵力部署，丈量绘制出大庙外的敌火力配置图，给打了大胜仗的六纵干部、战士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2年2月，中央军委组成赴朝参观实习团深入战区考察学习，父亲率万海峰等3位师长同行。万海峰说：“这一行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皮定均同志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他随身携带笔记本，边看、边问、边记，从敌我态势、兵力部署、战术技术、装备给养、有利条件和困难，到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生活条件……直到屯兵坑道的温度、湿度，都在他的调查之列。参观学习结束，他分门别类的笔记本竟有一大摞。”

1963年，福州军区要在福建省沿海围垦几块海滩搞军垦农场。围垦农场怎么办，军区没有经验，父亲决定先向别人取经。他带领后勤干部先后到宁德、晋江等几个地方农场参观学习。在实地勘察中，他详细地了解海堤构筑中的堤基勘探，潮汐冲击力，抛石工具，合拢方式，土石方量，土地含盐量，年降水量，淡水需要量，排灌渠的宽度、深度、流量布局；又请农场工人在滩地上实地介绍当地农作物的品种、生长期、田管方式等等。在之后的研究会上，父亲提出了非常切合实际的一些决策，使大家心悦诚服。一位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多年的副军长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好像没有上过水利学院和农学院呀！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学了这么多我们没听说过、也没见过的东西？”父亲听后爽朗大笑，说：“要不耻下问，放下官架子，虚心向老百姓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惠安的老石匠、晋江的农场工、水电厅的工程师、林场的技术员等等都是我的老师。学的时候，不能哼呀哈呀地打官腔，要虚心学、专心听，有用数据要专心记，不懂的问题要问清楚。还有，同样的问题要多问几个老师，比较一下哪个讲得更有道理，然后，自己再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看哪种道理更切实际。我是个土包子，没有多少知识，只是现学现用就是了！”

爱学习、爱读书、爱写字、爱写文章，是父亲保持终生的嗜好。1948年4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希望的就是要有时间给我看书，我愿意多学多读书……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不能离开自然科学，每天都要看书，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我决心要学它，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来。

1957年冬，父亲实现了他的理想，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3年。他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3年中，他从未请假，从未旷课，甚至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一个星期天上午，曾是二十四军战友的同学袁捷走进他的宿舍。父亲高兴地请他坐下，给他沏了一杯茶，说道：“最近，我反复读了一本书，越读越觉得自己知识面窄。作为一个军人，勇敢不怕死，关键时刻流血掉脑袋也不后退，这就很不简单了。但对我们指挥员来说，我看还远远不行。”

父亲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兵士兼统帅》，又说：“我送你一本书。这本书是讲18世纪俄国大军事家苏沃洛夫的。他懂得8国文字，被英国人惠林顿称作是知识‘最渊博的军事学院，我看未必是吹。”

父亲让袁捷坐在自己跟前，首先翻到苏沃洛夫给青年军官斯克里皮林的一封信，说：“苏沃洛夫在这里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指挥员应具备的品德：胆大而不急躁，迅速而不轻佻，爱动而不粗鲁，服从上级而不卑躬屈节，身为长官而不刚愎自用；喜功而不自眩，自重而不自傲，豪爽而不欺人……他说得多好呀！”

父亲又翻到50页，指着第一段说：“这是苏沃洛夫给他的义子卡拉察的信。第一段，规定了学习内容，其中有一些名人的著作，还有物理、哲学等，要求会5国文字，会跳舞、骑马、舞剑等。我看这封信中说明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指挥员，知识面窄了不行。人们流传着诸葛亮‘祭东风、‘借箭、‘空城计等故事，这说明他懂天文地理、懂心理学。我们的周总理学识渊博得很，所以他处事胸有成竹，灵活异常。我们的老帅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们要向老首长们学习，比如刘伯承的战术原则、罗荣桓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再比如各类武器的性能、常识。不学不行啊！不掌握它，指挥战争就不能取胜，管理部队就外行。将来有机会，还应学点数理化、外语、军事气象等。”

“在第62页上，记载了苏沃洛夫送他外甥哥尔察可夫到军中服务的一段话，列举了37个榜样。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就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应具备的品格、应掌握的知识、应达到的标准。”父亲把书合上，递给袁捷说，“我们在过去7年是战友，现在又是3年的同学。这本书中的两封信和一段谈话，我都给你折起来了，你要认真学一学，不要光认为我们有着光荣的过去，我们要有更高的目标，做一个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部下信得过的合格指挥员。”

一次，袁捷根据学习内容，联系一个战例，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高等军事学院办的简报上。父亲读后，立即找袁捷研究，说：“不错，有进步，方法对头，内容也有独到之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就是应该对过去那些失败的战斗追究一番，打破砂锅问到底嘛！比如，第二次保卫涟水，我们纵队匆忙投入战斗，情况不明，也没有组织好，结果整个纵队都被敌人打下来了，当时你团不是丢了两个连么？这些血的教训多么深刻呀！”第二个星期天，父亲又组织袁捷、赵克显等人对在朝鲜上甘岭战场上的一次战例进行研究。

三

父亲一生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始终保持普通一兵本色。

1943年3月是父亲开辟太行七分区最艰苦困难的时期。由于敌伪长期围困，加上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林县和东姚地区已是赤地千里，老百姓家家户户外出逃荒。一天清晨，起床号吹响了，分区机关和部队都集合去村外河滩边上跑步出操。一到河畔，大家愣住了，只见父亲带着参谋、警卫员、马夫几个人正在那里一锹一锹地开荒种地，一个个汗流浃背。带队参谋急忙跑去向父亲报告。父亲扔了手里的铁锹，抹干脸上的汗水，沾着两脚泥巴，急步走到队伍前面，扫了大家一眼说：“谁想不挨饿，谁就得拿起锄头来干。眼看这里老百姓日子这么苦，咱们开荒种地，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是我们每个军人的职责，谁也不能例外，就从我司令员做起。”说着，他回头用手一指：“这块荒地，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的任务，我们保证秋后打出粮食来，不信，今后大家监督。”说完，他转身下河边继续挖地。同志们站在河滩上鸦雀无声，不知谁喊了声：“向司令员学习！”大家情绪顿时活跃起来，飞快回驻地取工具开荒生产。那时部队就采取了包干制的办法，效果很好，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那年秋天，丰收了。部队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还解决了蔬菜、食油供应的困难。生活改善了，战士们情绪也高了。时任政治部主任张力雄对父亲说：“司令员，你的那块责任地作用大啦，不但生产了粮食，还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啊！”父亲听了，笑笑说：“若要人下水，自己先脱鞋嘛！”在太行山根据地，不论打仗、生产，父亲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总是以身作则。生活再苦，伙食再差，他也从不吃小灶，和战士们一起啃山芋，吃野菜；和工作人员一起挤地铺；和战士们穿一样的粗布军服和布鞋。

1966年春，父亲带领福州军区机关部分同志到江西省修水县参加“社教”。当时，地、县的领导劝他说：“首长年纪大了，不能和青年人一起搞‘三同，住在县招待所里挂个帅，走一走，看一看，指点指点就行了。”他婉言谢绝这番好意，再三坚持要按党中央的号召，下基层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进村的那一天，他身背背包，肩扛锄头，和机关干部一起进村，住进了离县城几十公里的赤江公社福联大队七队饲养员罗大爷家里，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吃的是红薯丝搀大米的薯丝饭，睡的是稻草铺。虽然白天劳动很累，但他每晚都要在一张小桌子上点着昏暗的油灯看书学习，和社员拉家常。早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提着土箕到村子周围去拾粪。罗大娘说：“老皮不像官，像个老农民！”特别是他亲手用竹片精心制作的牛鼻栓，更深受全大队饲养员的赞赏，罗大爷说：“老皮呀！你是真放过牛的呀！我放了一辈子牛，做的牛鼻栓还不如你做的好用啊！”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本来就是大别山上的小放牛娃，是穿着开裆裤在牛背上长大的，地主、老财不让我活，逼我出来闹革命，现在当了官，可不能忘了本呀！”就这样，从2月到7月，从紫云英开花收籽，到早稻播种插秧，直到稻花飘香他才离开赤江。父亲走后，群众才知道，住在罗大爷家的老皮，原来是指挥闽赣两省驻军的将军哩！

父亲热爱劳动，喜爱花草树木。上世纪60年代初，福州军区司令部从屏山进驻马鞍山后，父亲带领警卫员、驾驶员和我们四周几家的男孩子在新修的马路旁挖坑种树。父亲对挖树坑的要求很严格，坑径要1米，深要70-80公分深。每个人每天都要挖一定数量的坑。我那时最害怕和父亲一起挖坑，在他面前挖时，要不停地挥镐刨土或铲土，常常累得我不停地大口喘气，不敢懈怠。我的战友、曾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石海峰，不久前来福州还和我回忆起当年种树时的情景。有一次，休息时，我无意间摘下一小片树叶，在手上把玩。父亲看见了，也不说话，走到我面前揪了揪我一撮头发，问道：“痛不痛？”当听我说痛时，父亲道：“树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知道痛，但树不会说话。”从此，我知道了要爱护一草一木。

司令部作战部彭部长的孩子弄断了一棵小树，被父亲看见了，父亲马上叫彭部长来见他，责令他补种两棵小树，还要保证让树成活。如今平潭岛部队招待所旁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是父亲在“光长石头不长草”的平潭出差时种下的两棵“样板树”。

父亲把他爱种树的好习惯，也带到了兰州军区。1969年11月，父亲被调到兰州军区工作。那时兰州军区司令部还在东教场营区，放眼望去，满眼黄土覆盖。一些南方来的战士，就把萝卜放进水杯里，望着长出来的绿芽聊慰乡情。待到1971年夏天我探亲回兰州时，军区机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晨，东教场营区内，一排排、一层层绿色的小白杨树，在阳光下像整齐的卫兵，陪伴着晨练的队伍。在此起彼伏的口令声中，我看见父亲和军区机关干部正列队出操，一幅生龙活虎的景象。

四

父亲是一个勤奋的人。一年365天他就像拧紧的发条，每天快节奏地工作、生活。母亲说：“有两种官，一种是清闲官，这是会当官；一种是辛苦官，这是不会当官。”父亲属于“不会当官”的那种人。

1940年2月，父亲到太行五分区走马上任，担任司令员。刚到任，值班参谋就通知他，刘伯承师长叫他去师部。他马未下鞍就带着警卫员直奔师部。师部驻地在辽县桐峪镇，与五分区相距百里，当他赶到师部问刘伯承有啥任务时。刘伯承却问他：“从五分区到师部，你一路都看到了什么？”父亲一脸茫然。刘伯承继续说：“有什么山，山形什么样？有什么水，水势什么样？有什么村，村里是怎么布局？有什么岔路，这些路都通到什么地方……”父亲被问得哑口无言。刘伯承继续说：“没有注意，那就在回去时好好看看。你现在是战役指挥员了，脑子里要有整个战区的地形图。”响鼓不用重锤。父亲明白了，这是刘伯承向他讲授的一堂地形学——他当上战役指挥员后的头一堂军事课。

回到五分区驻地，父亲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五分区范围内勘察地形。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把足迹留在了这个地区的角角落落。后来在父亲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他始终都保持了看地形这个习惯。在福州军区当司令员期间，他踏遍了八闽大地的山山水水；在兰州军区当司令员的4年时间，他带上地图乘飞机先从高空看遍了陕甘宁青4省，再乘汽车又把4省全部跑了一遍。4年跑坏了4辆北京吉普车。4年后的一天晚上，他对母亲说现在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五

“爱民爱兵永留芳”这是张爱萍将军在“东南折栋梁”一首诗中对父亲的评价。

长征路上过草地时，有个姓方的战士连饿带累走不动，把背包丢了。晚上，父亲查铺，发现他没有被子，一个人蜷伏在土堆旁。父亲非常心痛，便将自己的被子拿来盖在他的身上。小方吃力地摆着手，低声说道：“我已经快不行了，不要冻坏了首长。”父亲说：“没有战士，哪来的首长？”说着，往他身边一躺，用被子盖住了两个人，说道：“我俩一块儿睡，这该行了吧。”这样，两人相互依偎着取暖，抵御着草地上的严寒。一觉醒来，天已微明。父亲推了推身旁的小方，发现他已经牺牲了。父亲站起来，细细地把小方的遗容打量了一番：只见他已经僵硬的身体微微佝偻着，在熹微的晨光中，苍白的脸上似乎还带着温暖的微笑。父亲默默脱下军帽，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1964年8月20日，正是福建最热的时候，在霞浦县水门镇，由于没有通往团部的公路，父亲顶着炎炎烈日坐着大卡车来到边防九十四团四营，听完汇报后来到机枪连。中午11点多时转到连队猪圈旁，恰巧遇到一位江西籍的饲养员正冒着酷暑剁猪草。父亲忽然停下，大声喊着九十四团宋政委的名字：“宋清渭，你过来给我在这里站一个小时！”宋立刻意识到父亲的用意，表示马上给战士搭棚遮阳。父亲说：“我们当干部的要处处关心战士，心里装着官兵的疾苦……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广大官兵的关心、爱护是通过我们各级领导去体验和落实的。”

晚饭后，父亲又悄悄派秘书去检查那个棚子搭起来没有。秘书回来向他报告说已经搭好了。他说：“那好，布置的事办了就好。就应该这样，就是要有雷厉风行的作风。”

1971年春夏之交，我在海军舟山基地当兵探亲回兰州，随父亲下边防连队。在银川住了一天，中午还是大太阳，转眼天就暗了，就看见远处升起一股黑气慢慢蒸腾着过来，后面是黄尘滚滚，知情者大声喊：“沙尘暴来了！”霎时间银川已如黑夜，来往车辆都打开大灯，狂鸣喇叭，行人纷纷躲进屋里。沙尘过后，到处是厚厚的灰沙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沙尘暴。银川往北，就到了吉兰泰大盐池。再往北走，就进入巴丹吉林大沙漠和戈壁滩。

父亲在车上告诉我，边防连队很苦，缺水，这个基层连队从来没见过军区领导。为了照顾军区首长来，半个月前他们就从县招待所拉来了床、被子等用具，我们一定要节约用水，爱护物品。我谨记在心。到连队住下后，我只敢沾湿毛巾，象征性地擦脸和手，那一盆水还是清的。旁边洗脸架上挂着一排排折叠的白毛巾，像是新的，干干的。比我们南方连队的毛巾洗得还干净。出于好奇心，我走近打开毛巾的折边处一看，吓了一跳，反面折进去的竟是黑油油、亮晶晶的脏的一面！原来，沙漠缺水，战士们每次训练巡逻回来后，就用毛巾的一面干擦脸和汗水，沙漠地区蒸发大，擦完后把干净的那面放在外面，给人一种新毛巾的假象。

那年我才21岁，每天在北京吉普车上颠簸8小时，到晚上吃完饭9点就困得不行了，躺下睡觉。父亲看完地形后，还要和作战部门领导、野战师领导开会研究工作，常常到夜里12点才休息。记得那天晚上窗棂响了几下，就像海边刮了一阵清风。我没在意，到早上起来一看，发现门被流沙掩埋了半截，里面人开不了门，外面人挖了半天才清理干净。这让我对沙漠有了更深的认识。父亲回去后马上给总参打报告，要求所有边防一线连队配备北京吉普车巡逻，减轻了战士们骑骆驼巡逻的艰苦。等连队装备配齐后，父亲又开始为边防一线连队找水挖井，让边防部队驻地靠近水源地，让每个连队都能吃上甜水。

六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皮旅”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也是一支极为特殊的师级建制的部队，曾隶属过一野、二野、三野、华北野战军和志愿军，是父亲的老部队。20世纪60年代，“皮旅”曾驻防在南京白水桥，但父亲多次路过南京，从没去过“皮旅”。1963年，父亲在去长春参观十六军演习时，前身为太行一二九师特务团（即后来的三十二师）的领导，亲自来请老团长去老部队参观，也被父亲婉言谢绝了。从沈阳回北京的火车要路过唐山，前身为华野六纵的二十四军领导，在唐山车站登上火车专程请父亲去老部队看看，他也坚决不下车。后来，在同行的北京军区领导的劝说下，父亲同意在天津下车，参观学习了北京军区另一支部队。他说：“这些部队都是党的部队，不是我皮定均个人的部队，这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皮旅”五四一团当兵。那时部队从南京移防至苏北阜宁，在营房建设中缺乏木料，团后勤处陈处长请我与福建联系购买一批木料。我写信告诉了母亲。得知能为老部队办事，母亲很高兴。她马上向当时在省革委会主持工作的朱绍清副司令员说明此事，得到朱副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临要办理时，朱副司令员的秘书把此事向父亲报告了，这事很快被父亲制止了。团里等不来木料，叫我去催。母亲第二次又与朱副司令办公室联系，父亲知道再瞒也瞒不下去了，才给母亲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给老部队办事的原因。这事最后没有办成。父亲“不近情理”的做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一生作风正派，从不趋炎附势、拉关系走上层路线。听母亲说，1965年陈毅元帅来福州军区考察，回京后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父亲当大军区正职，但被林彪否定了。1969年4月党的九大上，刘伯承元帅又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父亲，但还是被林彪压住了。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后，11月军委要求各大军区司令员带队去珍宝岛战场考察，这才通知远在福州的父亲去兰州报到。

父亲当了大军区司令后，林彪又想拉拢他，“林办”打电话来，叫父亲上京开会时给“林办”打声招呼。“懂事”的人就会买上礼品特产，送上门去。而父亲却“不懂规矩”，上北京开会时给林办打声招呼“我来了”，会议结束再打声招呼“我走了”。时间长了，他干脆叫秘书挂电话。林彪也渐渐对他失去兴趣。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回兰州探亲，有机会随父亲一起下基层去边防连队。当时，在浩瀚的戈壁滩和大沙漠深处，堆了5座人工山，每座山相距几公里，远远望去像5个圆圆的窝头。听父亲和守备师领导说，这是当时林彪定的。经仔细考察人工山的施工方案、所处位置，研究古代汉朝名将霍去病在沙漠打仗和行军的路线，又找了西北大学教授讲解沙漠生成条件、规律后，父亲觉得在这地方造人工山，费时费力又起不到阻碍敌人作用，当即决定停止施工，并向总参报告。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反对“林副统帅”的决策是要承担风险的，总参当时就有林彪死党放出狠话：兰州军区不管出了什么能人，都不可以改变军委的防御部署。但是父亲根本不管这些，他想的更多的是祖国的安危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场实际。

1976年2月中旬，父亲来京参加各省打招呼会住在京西宾馆。在一次会上，江青假惺惺地希望时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兼福州军区政委廖志高回去转好弯子（指批判邓小平），并问福建造反派支持不支持廖。父亲抓住江青话题，公开阐明态度：“我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还要支持。”被激怒的江青气势汹汹地叫嚷：“你皮定均会打仗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再当诸侯，不能再干预地方工作。”父亲毫不退缩，理直气壮地说：“军队支持地方工作，搞好军民、军政关系，是毛主席的指示，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江青被父亲顶得无话可说。

七

“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军内外老干部都被批斗、打倒。地方党政机关瘫痪，部队三支两军入驻地方党委政府主持工作。父亲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保护了许多老干部。

受到北京造反派迫害的张爱萍、罗瑞卿将军及其家人，被父亲接到福建。父亲还找当时骨科专家林如高来给他们精心治疗腿疾，并在生活上给他们细心周到的照顾，让两位老将军感觉如春天般温暖。

在我的印象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就像个宾馆，接待过许多老同志、老将军。刘培善将军从江西回福建后，在我们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中午，父亲都会拿出酒，默默地陪他喝一杯。刘培善伯伯去世后，他的夫人左英阿姨又在我们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左英阿姨很乐观、坚强，见到我们这些孩子时从不流露出伤心的表情，还常常用缝纫机给我们轧鞋垫。但我知道她内心很痛苦。母亲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直到刘培善伯伯被平反时她才离开我们家。

龙飞虎将军在我们家住时，有着豪爽的军人性恪，喜欢用大碗装白酒喝。朱耀华将军在我们家住时，情绪比较低沉，常常一个人闷着头扒饭吃。沈仲文将军被造反派抓走后，父亲有一次下部队没见到他，一打听马上说：“赶快把老沈放出来，抓部队战备！”

在兰州军区时，我因为得肺结核出院后被安排进临潼空军疗养院休养，母亲也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曾镜冰的夫人孙竹芸阿姨请来，和我住在一起。孙阿姨有空就给我讲三年游击战争中在闽北山上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母亲与她书信频繁，俩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孙阿姨去世。

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伯伯被迫害致死后，他的夫人朱微明阿姨带着几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辛。母亲每月都会往上海朱阿姨那里汇款。朱阿姨是无锡人，有着江南人特有的细腻、坚韧。她和母亲书信往来不断。我是从她与母亲的往来书信中，才知道母亲多年来一直在资助阿姨一家。有时朱阿姨来信会说，这个月她的孩子小岑、小莲有什么事了，要多寄些钱；有时又在信中说，不要寄那么多，上月有节余。虽然信中讲的都是生活琐事和细节，在絮絮叨叨的吴侬软语中，但却透出朱阿姨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如今，小岑早已是海事律师所的律师，小莲也成了上影厂导演，彭柏山伯伯在天之灵应该会放心了。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总是以他们质朴善良的心，以忠贞正直的作风、坦荡真诚的胸怀，对待工作，对待战友。他们的崇高品质，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做子女的我们。他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们留下的朴实家风，是我们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的财富。我们要继承父辈们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传承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题图为皮定均将军陵园）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