箜篌引

科举长跑

1909年，废除科举四年后，为庆祝宣统帝即位，摇摇欲坠的清廷又举办了一次贡元考试。这次，32岁的临浦（今属杭州）才子蔡东藩终于考上了，而且名列优等。此时，距他考中秀才已过了整整18年。

14岁中秀才后，他共参加了四次乡试，却都铩羽而归。不是他才气不够——他家庭贫困，为还债，他曾两次当枪手，并两次高中，这就是才华的明证——而是他时运不济。他自己参加两次考试，第一次因学生家长送的鸡汤而弄污试卷，第二次因酷暑出汗而导致汗渍洇卷，先后因卷面脏污而落榜。

这是蔡东藩自己的说法。不过，两次乡试都以如此无厘头的方式落榜，更像为了自己可怜的自尊而找的借口。科考时不可能让家里往考场送饭；淋漓汗渍污染卷面，这种借口也实在太过苍白。

更苍白的还是乡试考试的时间。清代每三年才有一次乡试，遇到皇帝登基、重要庆典等大事也有恩科，因此，光绪年间共举行了13次科举考试，其中恩科四次，蔡东藩能参加的只有1902年的一次考试，其他三次考试不知从何谈起？

但自小聪颖且肩负全家希望蔡东藩不可能考不上——如果真没考上，那只能是客观原因。只有这样自我解嘲，才会为内心敏感的他留得一丝颜面。

谁知，1905年，清廷釜底抽薪，干脆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对视科举为晋身台阶的蔡东藩来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年近而立，不仅没有“立”起来，连“立”的根据也没了。这次第，怎一个囧字了得？想出去混也不行，当权派、立宪派、革命派，三派鼎立，正打得不可开交。与其出去当炮灰，不如在家教书授徒，韬光养晦，以待时机。

1909年，机会来了，蔡东藩终于等来了翻身的这一天。一年后，他又在朝考中脱颖而出，并得到一纸福建候补知县的任命。此时，辛亥革命已经迫在眉睫，这项不合时宜的任命更像一根稻草，无比脆弱。蔡东藩却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他只是一个旧式文人，皓首穷经地煎熬，只为能出人头地，搏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兼济天下。马拉松般的科举长跑，他坚持到了终点，获得了安慰奖。

安慰奖的含义就是，这次考试只是清廷笼络士人的手段，这纸任命本身就很能说明了问题——候补。

正式官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候补官员想转正，得等，得“跑”。蔡东藩不会也不屑跑官，于是在驿站里干等。自然，他看不见转正的任何动静，反倒乘此机会把官场黑幕看得清清楚楚：危难之际，清廷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压抑人才……这样的朝廷，不留也罢！

福建的官道上，蔡东藩郁郁而归。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

华丽转身

从福建往回走，蔡东藩一步三回首。不是他优柔寡断，留恋那个候补知县，而是他不知如何回乡：乡亲要看他的荣光，妻儿要等他的薪俸，就这样落魄而归，难免说不过去。左右为难之际，一个人的出现使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这个人是蔡东藩的同学兼好友，却是个新派人物，主张教育救国。其实，他是个撰稿人，其著作《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曾轰动一时。见蔡东藩黯然而归，好友竭力把他往自己阵营里拉，撺掇他修订自己的著作。

蔡东藩盛情难却，便接下了书稿。煮字疗饥，虽然与光耀门楣的心愿不太相称，却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还可解决生计问题，倒是个不错的营生。尤其是，断了当官的念想，他反而能沉下心来，静观局势风起云涌。

这部书稿虽是给小学生看的作文教科书，但现实纷乱如此，不甘退出的清政府，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麻木沉睡的大众……教科书该如何编？他的人生又要如何抉择？是做旧时代的老古董，讲古，还是做新时代的夜莺，唱新？思忖良久，蔡东藩终于做出选择，站到了新时代这一边。

他参加革命宣传，并把革命思想融入修订中等论说文范中去：“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

这本书思想犀利，不仅提到了“坐稳了奴隶”的国民性问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引得日本人向教育总长抗议。连时任总统的袁世凯也不得不颁布禁令，查禁这本书了事。

从科举士子到革命文人，如此大的跨越，蔡东藩却能华丽丽地跨过，实在让人惊诧。而和鲁迅等彻底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同，蔡东藩只是一个传统的旧式文人，没有西学背景，没有革命自觉意识，他的出路只有科举这条老路。当他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福建的候补驿站时，才发现，这条路是个死胡同。于是，转身就成了人生的必须。

不过，书生蔡东藩更多的是纸上革命，他没有革命的资本、经验甚至耐心。他所能做的，就是任思想游走，写一些杂文抨击时政，泄泄愤，发发牢骚，如此而已。之后，他又修订了一部教科书，成了专业写手。

如果没有意外，蔡东藩的后半生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或评论家，但小儿子和妻子的相继病逝让这种可能性成了泡影。

死亡意识

死亡和蔡东藩如影随形。他有两位哥哥、三位姐姐，兄弟和睦，姐弟情深。他的童年虽贫困交加，却倍受呵护。父亲虽是个店员，却让儿子们都进了私塾，希望将来他们能走科举捷径，以改换门庭。幼年的蔡东藩聪颖好学，五岁时就以“晤（当地方言中“唔”与“五”同音，且有“你”之意）个大乌龟”巧对商店老板“三片小白鲞（xiang剖开晾干的鱼）”的对联，不仅赢得了白鲞，更为父亲赢得了脸面。

可惜，短暂的快乐难抵生活的苦難。疾病和死亡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他的童年。先是大哥天亡，不久二哥也离世，父母连经丧子之痛，不久也抑郁而终，此时，他只有16岁。之后，出嫁的三个姐姐也相继未育而终。

好在，还有妻子王氏和两个孩子与他相依为命。只是，不久，幼子又夭折。而相濡以沫十年后，他38岁那年，妻子王氏也病逝。之后，他续娶黄氏，生有一女，但不久，黄氏与女儿也都因病不治而去。

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世，自己却无能为力，蔡东藩的悲怆可想而知。但他又怎么能奈何得了命运的安排？唯一能做的就是送硕果仅存的大儿子去学医。躲在医学的盾牌后，或许可以躲过死神的魔爪……

仕途无望，人生悲凉。中年书生蔡东藩处在生存的围城里，他左冲又突，却仍然突围不出去。就在他心力交瘁时，梁启超无意中给他指了条出路。

其时，弄潮儿梁启超正扛着“小说界革命”的大旗振臂高呼。一时间应者云集，各类“历史演义”也借机扶摇而上。蔡东藩看到了希望。恰在此时，人家书局来撺掇他演义历史，吸睛吸金。他犹豫一下，答应了。

对中国历史，苦读多年的蔡东藩自然轻车熟路。此时，他年近不惑，不仅不能治国平天下，连齐家都无法完成，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了他。立功立德立不了，那就立言吧。或许，这种聊胜于无的涂鸦，能减轻生命的无常感。而徜徉在史海里，他也可以忘却现实的痛苦。

于是，蔡东藩搬了家。他将新寓所命名为“临江书台”——一出门，就可看见通往绍兴的运河。不合昼夜的河水，让他能时刻聆听到时光的步履；垂钓于历史的长河中，他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安详和圆融。

临江书舍

临江书舍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院，蔡东藩蛰居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历史演义写作。所谓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无非旧瓶装新酒，以史为引子，借古讽今，既寫出了作者胸中鸟气，又赚得个盆满钵满。

但蔡东藩却不这样，他是有底线的。他要做秉笔直录的良史。虽然是演义，却不能太扯：历史不是出气筒，更不是化妆盒，只能是教科书；却又不是道学先生式的正史，一味板起脸来说教，而是以“以正史为经，以轶闻为纬”，将历史通俗化、趣味化。

这样的宗旨，注定了蔡东藩的演义写作是一件苦差事。他的第一部演义是《清史通俗演义》，于1916年完稿出版。其时，清朝刚刚寿终正寝，还没有正史，遗老痛、革命者快，新书会得到颂歌还是挽歌，对蔡东藩来说是个考验。

但蔡东藩在书中亮明了立场：尊重史实，不偏不倚，秉笔直书。他又在政事中穿插琐录，以丰肌腴骨。比如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豫亲王多铎回朝休养时，与孀姝刘三秀的奇遇；比如凸现年羹尧性格的材料不足，就以某将军之事张冠李戴为年羹尧之事。这些演义成分不仅不突兀，反而成为刻画人物的神来之笔。《清史通俗演义》大受读者欢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此后，蔡东藩的演义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到1926年为止，他共撰写了11部通俗演义，上起公元前221年，下至1920年，一千余回，600多万字。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和增订的《中华全史演义》，端的是一座文字长城，壮观至极，赢得读者无数。连毛泽东都是他的粉丝，请人买了两套，手不释卷。

写作是艰辛的，也是愉悦的，更是惊险的。民国乱世，蔡东藩书生报国，借古讽今，匡救时弊，激励民众，救亡图存，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钉。写民国史时，他就遭到了军阀的恐吓，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信。最终，他不得不停止了写作：《民国演义》只写到120回就夭折了，剩下的40回由他人续貂而成。

民国史是当代史。现实惹不起，那就缩回历史的壳里，隔靴搔痒，指桑骂槐，只要不指名道姓，任谁也奈何不得。只是，被迫中断写作，难免不甘心。为此，他从鱼龙混杂、玉石难辨的史料中，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又在演义中，集正文、批注、总批于一身，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中却处处闪现自己的真知灼见：将陈抟老祖从天上拉到人间，将司马迁的赵氏孤儿案存疑……

在运河边，临江书合里，他一住十几年，将中国历史漂洗晾晒一番，盖上蔡氏印戳，然后仔细收藏起来。

半儒半医

1926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全部完稿。蔡东藩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此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加上喜得孙子，再租住于临江书合已是不宜。好在这些年他积蓄了一些稿费，又从亲友处筹备一些，终于在离临浦不远的乡下建造了一所房子。

含饴弄孙之余，蔡东藩也拾起老本行，做做教书先生，写写《楹联大全》。他身上毕竟带有旧时代的胎记，虽然偶然偏离传统，但不会走得太远，对中国旧文化，他不忍也不能割爱。他的学识素养、知识储备和出身经历都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他曾努力地走在现代化的路上。

不久，国内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等爱国潮流，蔡东藩自然不会错过。他办了个毛巾厂。但抗战来临，临浦沦陷，毛巾厂毁于战火。1940年，64岁的蔡东藩带着全家迁居到诸暨（今属浙江绍兴）藏绿坞，后又到20里外的野鸭岭。

肃杀的冬天，或许唯有藏绿坞能藏下一点绿，能藏下一个文人现世安稳的梦。烽火连天的岁月，躲在藏绿坞和野鸭岭的蔡东藩却当了医生。避难于山中，他除了整理旧日诗词集和自传，多数时间是给乡民看病。

蔡东藩自己和亲人都多病，久病成医，加之第二任岳父是名医，耳濡目染，对中医自然颇有研究和心得。这无意中学得的手艺却成了晚年谋生的饭碗，蔡东藩调侃，自己是儒医。他虽是儒医，却没有儒的架子，医德甚高，看病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对疮痍、下痢、臭秽之病也不嫌弃，俨然一位悬壶济世的高人，引得病人络绎而来。

失亲，晚年，乱世……一组组画面不停地切换在蔡东藩的脑海中。他老了，老得不能敲响战鼓，老得只能为牺牲的烈士作一篇国殇式的墓志铭。所幸他还有医术，还能真切地为山民做些事，缓解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虽然医资仅是一些柴、米、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死亡，他却不再无助、不再绝望，反而异常坚强起来。他给人看病，整理文稿，享受天伦，却不曾留意死神的悄然降临——在一次出诊中，他不幸染病，几个月后，一代儒医寂寂离世。此时，距离抗战胜利只有半年时间。

演义人生

蔡东藩的一生，纠结于诸多角色：清官、教育家、小说家、实业家、医生……却始终只有一个主旋律：救国救己。为此，他每每生旦净末丑地变脸，虽九死而不悔。这种精神多半来源于他悲摧的人生体验：命运如黑洞，将亲人吞噬殆尽，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孤独感和无助感让他绝望，让他看不到出路。

尤其是，他从亲人的凋零中看到了祖国的命运——古老的中国也在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家破国也亡，他害怕了，他得做点什么，阻止或延缓这种滑落进程，哪怕明知是螳臂当车，也得做。为此，他不停地变幻着理想：当清官，救民于倒悬；当教育家，唤醒民众；当小说家，文学救国；当实业家，实业救国；当医生，悬壶济世……

在那个群魔乱舞的乱世，如何坚守自我、继续救国，蔡东藩很纠结：他是旧文人，却有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是现代知识分子，却有正统观念和封建意识。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他分裂而痛苦的身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独特风景。

好在，演义让他沉静下来。这种解剖式的写作狂欢，这种披着传统外衣的现代启蒙，让他找到了对抗命运、弥合分裂的途径，他思索着、探寻着，像填海的精卫，试图以历史文化的碎片，一次次填塞深不可测的命运黑洞。这工程很浩大、很艰苦，幸运的是，他做到了。

编辑/葡萄